英国人斯坦因的中国文物劫走之旅

所有这一切东西，仅仅只花了我一百三十英镑。要知道，仅仅一片梵文贝叶写经和一点别的古董就可以值这些钱了。

——斯坦因致艾伦信

他显然是这个会场上个子最小的人，但是与会的各国同行们谁也不敢小觑这个一米六〇的矮子，因为他们公认他是这个领域里的巨人，他们中有人曾这样来表达对他的推崇：“斯坦因博士第一锄掘下地去，就已经使自己成了一个大考古学家。”

他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里，读大学时师从大名鼎鼎的古印度文字学权威比勒，专攻古代语言和中亚研究。比勒曾对现存最早的古印度史著作、写于12世纪的《克什米尔诸王年表》进行考证，但当他好不容易在印度探访到了这部著作的原稿时，原稿的主人却不肯让他细读，使他的研究不得不半途而废。作为他的高足，斯坦因有志去完成老师耿耿于怀的未竟之业。那时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前往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留学，并在后来入籍英国。他掌握了多种东西方语言，但是有一门对他来说至关紧要的东方语言却没能下够功夫，让他后来每一想起就懊悔不已——那就是汉语。

他如愿以偿地在印度谋到了职业，又如愿以偿地借助他担任院长的东方语言学院一位学生家长在当地的势力取得了他老师没被允许细看更没本事到手的那部珍贵手稿，最终完成了对它的校勘翻译。

是的，在以后的很多事情上，他都能够如愿以偿。凡是立下了的目标，就要不怕一切险阻、不惜任何代价地去达到，这就是他的信条。他终身没有成家，这使他可以更随心所欲地以四海为家，可以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的野外或帐篷里无牵无挂地连续工作。他的后半生都是在不停地跋山涉水、餐风露宿中度过的。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说去就去，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说做就做。在对西藏高原的一次勘测中，他冒着摄氏零下二十六度的高寒登上了两万英尺的冰山雪峰，代价是右脚上从此不再有一个完整的趾头。当从医生那里知道这严重坏死的脚趾的切除并不会对他以后的远足造成实质性威胁时，他就感到了无上的欣慰与满足，而对肉体痛苦完全不屑一顾。在前后三次长达七年的中国之旅中，他的行程共计约二万五千里，劫走了用一位英国人的话说是“足以装满一个博物馆”的中国文物。他的远征兴致在他退休之后也没有丝毫的减弱，直到八十一岁那年他还动身前往阿富汗考察。这一次他没能捞回来任何的遗物，反而搭进了自己的遗体，他不安定的灵魂总算在那里得到了永久性的安定。

他的足迹踏向哪里，哪里的遗址古迹就厄运临头。他曾坦率地向一个朋友供认说，斯坦因“是极其阴险毒辣的”。他掘掉了无数座的中国古墓。人们能在今天的大英博物馆看到斯坦因在中国发掘的物品中，有一块小孩的手骨，抓紧了一卷东西，这卷东西到现在还没能取下来打开，但手骨显然是在手腕处被斯坦因折断后带走的。1900年他就在新疆发过一次横财，现在，他那鹰隼般的目光，又转向了敦煌。

1907年初春，斯坦因临近了敦煌，这时他已在新疆地区活动了一年，其间他剥过壁画、盗过塑像，但洛克齐所说的只有莫高窟的壁画塑像才“冠绝东方”的话时时响在他的脑际，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地方。而在这里他听到了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几年前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古代藏书室，里面有大量的古写本和其他宝物。

在喀什时，驻那里领事馆的官员马卡尔特尼推荐给他一个翻译，这个人叫蒋孝琬，精明干练，能说会道，从不放过向洋人摇头摆尾、自我推销的机会。在有这种机会的时候，他总能表现出比在中国衙门时远过十倍的热情与忠诚。

3月16日，斯坦因来到了莫高窟。“我第一次匆匆往访千佛洞，便看出那些石窟寺虽已明显颓败，但在实际上却仍是真正的拜祷之所。”要动这里的壁画和塑像，恐怕不像别处那样方便。蒋孝琬打听的结果，说王道士外出化缘去了，藏经洞的发现已经上报兰州中国总督，得到命令就地封存，藏经洞的门口已经安上了加锁的木门，钥匙则牢牢地掌握在道士手中。寺内只有一个西藏喇嘛，在谈到这些情况后，他把自己收存的一个写卷拿了出来。

这是一卷中文佛经。斯坦因虽然不知道它的内容，但从纸质墨色他可以判断出：这是真正的唐代写卷。

传闻被证实了。

斯坦因心荡神驰。为了表示答谢，并为下一步的行动创造方便，他准备给这个喇嘛一笔酬金。但蒋孝琬及时阻止了他，指出数目多了反而容易引发对他们动机的怀疑。斯坦因采纳了他的建议，就给了喇嘛一小块白银了事。他立刻发现这已足够了：“从这个年轻喇嘛的脸上所表现出的满足的神情来看，不管敦煌人有什么别的缺点，但他们却没有使穷和尚们养成坏的毛病。”

王道士短时间不会回来。斯坦因决定先去周围对古长城遗址及烽燧作调查，并盘算如何将这批宝物弄到手的计划。

5月15日他返回了莫高窟，正赶上当地群众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庙会。他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对佛像的热烈的崇拜。他这样写下当时的心情：“我更加小心翼翼。这里虽然有丰富的机会，不少的遗物，可以拿来作佛教美术研究的材料，然而开始还是以限于考古学方面的活动为妙，只有这样才能不致激起民众的愤怒，酿成实际的危险。”

看来，要动这里的佛像风险过大了，但“那时我又有一种希望浮在心头”，斯坦因把目标集中转向了藏经洞的文物。为了免得引起众人的注目，也为了进一步制定对策，他决定庙会期间不在莫高窟逗留，先回县城避避风头。

一个星期之后，斯坦因卷土重来，并扎下了帐篷。来者不善，他准备在这里打持久战了。

王道士早已回来了。尽管斯坦因知道兰州政府已有将藏经洞遗物封存的命令，但要给王道士留一个他来取走这些遗物是得到官府允许的印象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他的车上有一面清朝官府盖了印记的黄旗，标明他的身份是大英帝国所属“印度教育大臣”，而蒋孝琬本人又在衙门混迹多年。所以当斯坦因听到道士自奉甚俭，正在全力募化以修建道观时，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便首先考虑采取金钱攻势。

但他立刻发现此路不通，“我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本来藏经洞遗物的发现，在当地是“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也成为崇拜的对象，一个外国人要染指已是非份之想，更何况是收买。斯坦因也看出道士“对中国相传的学问一无所知”，企图以考古学为理由来说服他展示乃至出让这些遗物也是对牛弹琴。

还得另打主意。

只好慢慢向道士套近乎。一时看不到藏经洞，斯坦因便来到道士还未修完的道观里东张西望。在走廊上，他看到了新绘上的显然是取材于《西游记》的组画，内容正是唐僧赴西天取经的故事。他敏锐地察觉这个道士与不少他以前遇到过的中国人一样，对玄奘有着由衷的敬仰。

他是对的。中国民间受到那部伟大的神魔小说的影响，已把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作了一位道教神灵来供奉。所以王道士对这位孙大圣的师父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

斯坦因抓住这个时机，要从这里打开缺口。他与王道士大谈起玄奘来，说自己就是因为崇奉玄奘，所以才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来到这里的，而目的也象玄奘从西天取经一样，要来看看由你保管着的那些佛经，并许愿将出资在洞窟中塑一座玄奘像。蒋孝则不停地从旁煽火。“到末了我们成功了，这要归功于蒋师爷的谆谆劝谕，以及我再三表露我对于佛教传说以及玄奘的真诚信奉。”

当天晚上，蒋孝琬来到了斯坦因的帐篷里，兴奋地从衣服底下取出几卷写本——王道士终于答应借一些卷子供他们研究，并强调要绝对保守秘密，而这也正是斯坦因所希望的。

他们摊开卷子，斯坦因判定这是很古老的经文，而蒋孝琬则意外地发现卷子上都标有“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的字样——它们全是玄奘当年从印度带回并译成汉文的佛经。

这个发现令斯坦因和蒋孝琬都感到愕然：这实在是太凑巧了，难道真是玄奘的魂附在斯坦因身上了？

这种效果正是斯坦因求之不得的，既然道士对神所深怀的恐惧不能从反面消除，那么现在正好从正面加以利用。蒋孝琬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告诉给王道士，并解释说玄奘在阴曹地府里选择这个时刻把这些佛经显示给斯坦因，就是为了让这位信徒和追随者能把它们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道士完全被吓懵了。现在他对斯坦因与玄奘的因缘深信不疑，态度变得非常积极，终于带着斯坦因和蒋孝琬来到了藏经洞前。

木门被打开了。

尽管斯坦因对藏经洞的收藏已经耳熟能详，但在那一刹那，他还是感到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实际上，这个让他感到豁然开朗的堆满了如山的文书的洞窟又狭又黑，他们两人挤进去都非常困难，更不必说在那里工作了。王道士把他们安排在就近的一所屋子里，用帘幕遮起来，以防外人撞见，然后将卷子一捆捆抱了出来，供他们观看选择。

斯坦因一卷卷翻着，他已完全明白自己以前在各地得到的那些令他骄傲的文书，从各方面说都无法和眼前的这些卷子相提并论。由于这里气候干燥，再加上密封后隔绝了任何水分，这些卷子得到了最完好的保存，他推测它们跟“刚藏入石室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异”。

特别使斯坦因高兴的是，在其中有一个用坚韧的画布包着的大包裹，打开一看，竟是好几百幅以佛教为题材的古画，大部分都画在绢上或布上，斯坦因告诉人们说，它们“色彩和谐，鲜艳如新”，你“随便挑出一幅，都是画的很好的人物”，是“唐代美术最好的遗物”。

他发觉道士对这些艺术品比那些古文书看得更无所谓一些，于是便把最好的画挑选出来放到一边，说要“留待细看”。现在他竭力告诫自己决不能喜形于色，无论如何要装出这些无价之宝都是不值一观的废物的样子来。后来他作了这样自鸣得意的回忆：“这种克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这种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了一点”，于是他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更多的绢画与绣品。

次日他和蒋孝琬又看了一天，到了半夜，蒋将一大捆斯坦因要“留待细看”的文书与艺术品搬进了斯坦因的帐篷。这样一连“又搬了七天，所得的东西越来越重，后来不能不用车辆运输了”。

“随着查点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认识到那间秘密书库的价值。道士源源不断地将古文书搬来，随着一捆捆地将他们打开，我也越来越兴奋，已经无法再装出镇静的样子来了。”

但斯坦因还不过瘾，他要求王道士把所有的遗书都搬出到藏经洞外的甬道上，以便他作更彻底的挑选。这样做既劳累，又容易被人发觉。起初道士不肯应允，但在斯坦因的劝诱下，再一次作了让步。

“王作出了越来越多的让步，而我们也密切注意，不使他有更多的考虑的时间。”斯坦因向王道士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心战术，他授意蒋孝琬去做说客，一是表示他将捐给寺院一笔功德钱；二是劝说王道士积下阴功，就象玄奘当年从印度取回这些经卷那样，让他把这些佛教经卷再带回佛教老家印度的圣寺去，以真正体现道士对玄奘的虔敬，并愿意支付四十个马蹄银来买走所有的库藏，如有必要还可再翻一番，而有了这笔钱，道士就可以将寺庙顺利修完，即使因事情败露在敦煌呆不下去了，他也可以带着这笔钱回老家去安享晚年。

这个要求太过份了。给他部分遗书是一回事，而要将它们全部卖光是不堪设想的。本地人虽然不知道这些遗书的真正价值，但都视它们为“神物”。王道士毫无离开敦煌的打算，这些日子他既不敢抗拒玄奘显灵的威力，又对遗书的短少会不会引起当地施主的愤怒感到担心。现在斯坦因得寸进尺的要求更使他胆战心惊。

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天，还是毫无结果。斯坦因越诱迫，道士就越感到恐惧。

第三天一大早，当斯坦因踏近藏经洞时一下就傻了眼：甬道里已空空荡荡，花了一星期陆续搬出来的遗书顷刻之间踪迹全无，石室的木门重新被锁了起来，而道士则不知去向。

斯坦因被道士的反常举动弄得不知所措，不知道道士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也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

这一夜，他没有合眼。

好在为数不少的遗书与艺术品已经到手，为了防止再发生难以意料的变故，他决定把它们转移到自己的秘密临时仓库中去。在悄无人声的黑幕中，蒋孝琬和斯坦因的两个随从偷偷地连续干了两夜，完成了全部的搬运工作。

斯坦因的焦虑是多余的。

一星期后，王道士回来了，原来他去了敦煌县城，一边化缘，一边试探，当知道他与那个外国人之间的秘密并没有被泄露后，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事情变得非常顺利，卷子一捆捆地被送到了斯坦因手里。而斯坦因考虑到道士的脾气与运输的困难，也就不再坚持将藏经洞一倾而空。

所有到手的文物都经过精心的包装。6月13日，斯坦因带着由骆驼、马匹和新增添的每辆由三匹马拉的五辆大车所组成的浩荡队伍，离开了莫高窟。

他还不肯离开中国，又去安西、南山山脉继续他的考古。过了四个月，他回到了敦煌县城，又派蒋孝琬在夜间去莫高窟，施展手腕，使王道士“慨允蒋师爷代我所请，送给我很多的中文同西藏文写本”，这些写本共230捆，用四头骆驼运回了营地。

十六个月后，斯坦因在敦煌莫高窟所得的24箱遗书、5箱绢画绣品共满满29箱文物，除少量的因印度政府承担了他的部分活动经费而按约留在印度之外，其余的都平安抵达伦敦大英博物馆。

这些文物中，仅那批绢画，他们组织的专家小组就整理了七年；至于为数浩繁的文书经卷，不算那些残篇散贡，仅将其完整的部分编为详目，则耗费了他们的一位学者三十八年的时间。

作为这29箱文物的交换，斯坦因向王道士捐助了马蹄银四个，每个五十两。

然而在后来演讲与回忆录中，斯坦因却冠冕堂皇地一再声称：王道士“他得到了很多的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足，这也足以见出我们交易的公平了”。

他只肯笼统地说支付的马蹄银“很多”，而不肯提具体确数，因为这笔交易“公平”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很清楚。

他在去安西途中给友人艾伦的一封信被保存了下来。在这封私人信件中，斯坦因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作了这样得意的自供：

所有这一切东西，仅仅只花了我一百三十英镑。要知道，仅仅一片梵文贝叶写经和一点别的古董就可以值这些钱了。

斯坦因在中国的劫获轰动了整个英国，也震惊了世界。《泰晤士报》宣称：“任何一个考古学家都没有作出过比这更多的惊人发现。”在斯坦因返回英国的第二年，英王亲自接见了他并给他授勋。

各种荣誉，向斯坦因纷至沓来：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颁赠金质奖章，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赠金质奖章，

英国牛津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

英国剑桥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

比利时科学院选举他为名誉院士，

由印度总督和学术名流等十二人组成的俱乐部选举他为会员，

印度总督授以爵位。

另外，他后来还得到过由法国、瑞典、美国等国的地理学会和古物学会颁赠的各种奖章。他的祖国匈亚利还授给他一个功勋十字架和一枚特制荣誉奖章。

师爷蒋孝琬也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奖励：当上了英国驻喀什领事馆的中文秘书。

为了谋取个人实惠，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同时贱卖自己的人格，反而心安理得，在同胞的面前自鸣不凡——这类洋奴乃至汉奸，至今犹未迹绝！

时隔七年，斯坦因第三次进入中国探险，重游了莫高窟。这时，藏经洞的遗书经过了继他之后来这里的外国探险家的掠夺，余者名义上大都被解进京。但由于北京所拨经费绝大部分都未能落实到窟寺中，王道士没有将库藏尽数上缴，很大一部分被他私藏起来。而在运送途中，由于押解者的玩忽职守，又有不少流散民间。斯坦因除去其他收集到的外，又从王道士手里得到了570件共5大箱的卷子。而这时的王道士比当初精明了一些，“所以最初他坚持按每一手卷论价，这就相当于1907年10月蒋师爷出马的那个场合所付给的四倍。这样看来，似乎是太贵了。但这批手卷几乎都是大型的，而且保存十分良好”。

经过压价，斯坦因捐出了五百两白银。他感到占的便宜怎么也比不上前一次，不禁对随行的后继师爷的“呆板而不圆滑”深表不满，无限怀念起蒋孝琬在与王道士打交道中“牢牢掌握时机”的手腕和“无穷的机智灵活”，更赞赏他在为自己效忠时“热情横溢”的走狗精神。

不通汉语的斯坦因，要是没有蒋孝琬做他的拐棍，那么在对敦煌文物的诈掠中也许不会这么顺手。可他偏能在中国找到了蒋这样的帮凶，以至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这也实在是我们的不幸。

但要是斯坦因自己通晓汉语，不必借助于蒋孝琬之流，他也同样可以得手，甚至还会因为内行，下起手来更准更狠。这样退一步想来，又是不幸中的小幸了。

但就是这个可怜的庆幸也过早了，大不幸发生了——斯坦因前脚刚走，紧跟着就真的来了这么一位具有让斯坦因羡慕的“渊博的汉学知识”的非常精通汉语的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