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者倡导暴力政治行为。

伊格尔顿之辩：

就算社会主义革命通常伴随着暴力，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产阶级往往不会拱手让出他们的特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暴力的使用能够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不是政变，更不是自发的不满情绪的大爆发。革命的目的并不是搞垮一个国家。

马克思主义者倡导暴力政治行为。他们拒绝温和渐进式的变革进程，而选择血腥和混乱的革命。一小撮暴动者将揭竿而起，推翻政权并将他们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大多数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制度势不两立的原因之一。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道德蔑视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因此根本不会因为他们的政治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而感到不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论多少生命可能会在这一进程中逝去也在所不惜。

革命观念通常会让人联想到暴力和混乱。在这方面，它与我们倾向于认为的和平、温和、渐进的社会改良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许多改良无所不用其极，唯独缺少和平。想一想美国的民权运动，它与革命相去甚远，却与死亡、殴打、滥用私刑和残酷镇压密不可分。在18至19世纪殖民统治下的拉丁美洲，任何一次自由主义的改良企图都引发了暴力社会冲突。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革命反而相对平和。“天鹅绒革命”^[1]和暴力革命都是存在的。1916年的都柏林起义伤亡甚少，却最终导致了爱尔兰的部分独立。令人惊奇的是，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并没有多少流血牺牲。事实上，占领莫斯科关键要地的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一枪一炮。用伊萨克·多伊彻的话讲，由于一般民众对起义者的支持形成了压倒性的巨大力量，沙皇政府“被轻轻一推就不复存在了”。^[2]七十多年后苏维埃制度瓦解时，这个有着残酷冲突史的广袤国度轰然崩塌了，其流血杀戮甚至比在创立之时还要少。

的确，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血腥内战便接踵而至。但这恰恰是因为右翼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发起了对新社会秩序的野蛮进攻，英国和法国军队在幕后对反革命的白军提供了不遗余力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并不以暴力程度为标准来定义革命，也不认为革命必须是剧烈的动荡。俄国并没有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一夜之间就废除了市场经济和实现了全部工业的国有化。与此相反，市场和私有制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很长时间内仍然继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布尔什维克人是以渐进主义精神来逐步将它们取消的。党内左派也是以相似的态度对待农民阶级的。依靠武力把他们赶进集体农庄当然不成问题，但与此相反，整个过程却采取了循序渐进和协商解决的方式。

一场革命通常需要长期的酝酿，可能历经数百年才能达成革命的目标。欧洲的中产阶级废除封建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实现的。夺取政权只在朝夕之间，但是改变社会传统、制度、情感习惯等却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当然可以通过一纸法令实现工业的社会主义化，但是仅靠立法是不可能产生出在感觉和行为上不同于其祖辈的男人和女人来的。人的变化需要通过长期的教育和文化熏陶才能实现。

那些质疑这种改变的可能性的人，应该仔细认真地审视一下他们自己。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英国的人，本身就是一场长期革命的产物，这场革命最早可以上溯至17世纪，而革命成功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再也意识不到革命的那一刻。革命成功的结果就是最终抹去自己的所有印记。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会使得他们奋力争取换来的新局面显得自然而然。这有点类似于婴儿的降生：要表现为“正常”的人类，我们就不得不忘记自己出生时的痛苦和恐惧。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国家而言，起始那一刻往往都是痛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醒我们说，现代英国就是建立在对由农民转变而来的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上，它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如果马克思见证了斯大林如何强行对俄国农民实行城镇化，他一定会惊骇不已。多数政治国家都是通过革命、侵略、占领、篡夺或者（比如美国社会）灭绝而建立起来的，并且也都成功地从他们国民的头脑中抹去了那段血腥的历史。像以色列和北爱尔兰那样建国时间不长的国家，还来不及抹去它们不光彩的起源，因而也就很有可能遭受政治纷争的困扰。

如果我们自己都是一场高尚而成功的革命的产物，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保守派无理指责的有力驳斥。他们认为，所有的革命不是以失败收场，就是以恢复旧有的社会秩序告终，或者只会将事情变得糟糕千百倍，甚至导致骨肉相残的恶果。也许是我没有看到报纸上发表的公告，但是法国好像并没有恢复革命前的封建贵族制度，德国的容克地主^[3]也并没有复辟。不错，比起大多数现代国家来，英国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如上议院和黑杖侍卫，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留这些东西对中产阶级的统治来说是有用的。像君主制一样，这些封建残余散发着一种神秘的气息，据说能让人民大众适当地保持一颗敬畏之心。然而，大多数英国人并不觉得安德鲁王子^[4]浑身散发着神秘莫测的魅力，这说明巩固权力还有其他更加可靠的办法。

当今世界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人都会声称自己是反对革命的。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反对某些革命，却支持另一些革命。革命和吃饭一样，谁都觉得别人碗里的更香。这些人大多数无疑会赞成18世纪末推翻英国统治的美国独立战争，赞成爱尔兰、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等殖民地国家的最终独立，但是他们大多数都不会为苏联集团的分崩离析而悲伤流泪。从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到美国南方的奴隶起义，都会得到他们的认可，但是他们所支持的这些叛乱恰恰都充满了暴力——其中的一些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人们不能更坦白地承认自己排斥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呢？

当然，世界上确实有一小部分人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排斥一切暴力。他们的勇气和原则性虽然常常受到公众的指责，但是确实值得我们钦佩。不过和平主义者不仅仅是憎恨暴力这么简单。毕竟除了少数施虐狂和精神变态者之外，所有人都反对暴力。那种仅仅声称对战争深恶痛绝的和平主义根本不值得一驳，因为这种每个人都认同的观点就算再有道理也太过无聊。真正值得我们探讨的是那些反对一切暴力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排斥战争或者革命，并且认为可以用某种机敏的办法去击昏而非杀死一名潜逃凶杀犯，即便这个凶杀犯正准备用机关枪屠杀教室里的一群孩子。任何一个老师如果在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制止凶杀犯的情况下没有这么做，那他在下一次家庭教师协会会议上就有得解释了。从这个词任何一个层面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和平主义都是极其不道德的。在极端或者特殊情况下有必要使用暴力是人们一致接受的原则，就连联合国宪章都允许对占领当局开展武装反抗。不过，这种攻击行为要受到一些严格的限制：首先必须是出于防卫目的，必须是在穷尽一切手段都无效之后的最后办法，必须是制止重大邪恶问题的唯一方法，必须适当，必须有合理的胜算把握，不得殃及其他无辜者的性命，等等。

在马克思主义充满血雨腥风的短暂发展历程中的确产生了不少可怕的暴力。斯大林就是难以想象的大规模屠杀的凶手。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今天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寻求为这些可怕的罪行进行辩护，反而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为德累斯顿和广岛的毁灭而辩护。^[5]我已经说过，同其他思想学派比起来，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暴行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防范类似暴行再次发生，已经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和方法。那么，资本主义又有哪些罪行呢？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暴行，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领土把工人阶级士兵送上战场无谓地送死，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的罪行吗？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了全球战争、殖民掠夺、种族灭绝和本可避免的饥荒的历史，这还仅仅是它的部分恶行。如果说扭曲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极端突变则孕育了法西斯国家。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导致上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当时的英国政府在救济政策不力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自由市场的法则。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英国的资本力量曾经长期而血腥地将农民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时，丝毫没有掩盖自己的愤怒。这种暴力征地的历史就掩藏于现代英国宁静的乡村景色之下。与这段可怕的跨越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英国历史相比，古巴革命那样的事件简直就像一场茶话会。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对抗性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本性。这不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冲突，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抢夺全球资源和势力范围而发起的战争。相比之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最紧迫的目标之一却一直是和平。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俄国马上就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者痛恨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他们在现代史上的每一次和平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工人运动的目的不仅不是制造暴力，反而是要终结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也历来反对“冒险主义”，认为冒险主义就是鲁莽地以一小股革命者的微薄之力去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布尔什维克革命不是由一小撮阴谋家秘密决定的，而是由受到广泛支持的代表机构——被称为“苏维埃”——公开选出来的个人决定的。马克思坚决反对那种由挥舞着干草叉对抗坦克的面色凝重的激进分子发起的模仿英雄慷慨赴死的起义。他认为，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先决条件，这不是什么钢铁意志、无畏勇气的问题。在一场重大危机之中，如果统治阶级软弱而又分裂，社会主义力量强大而又组织高效，那你的胜算把握显然要高于政府强大而反对势力胆怯又四分五裂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张的唯物主义——他始终坚持对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物质力量进行分析——和革命暴力问题之间是有联系的。

发生在英国的工人抗议活动大多数都是和平的，从“宪章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的“饥饿大进军”都是如此。总的说来，除非受到挑衅，或者形势逼人，或者和平抗争的努力显然已经失败，否则工人阶级运动是不会诉诸暴力的。这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极为相似。劳动人民不愿看到流血冲突，这同他们的雇主时刻准备动用鞭子和枪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民手中并不掌握资本主义国家所掌握的强大军事资源。但是在当今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实施高压统治的政权时刻准备着拿出武器镇压手无寸铁的罢工和示威人群，这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像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指出的那样：革命不是一列失控的火车，而是实施紧急制动。是资本主义在市场力量的无政府状态驱动下失去了控制，社会主义这才站出来，尝试用某种集体主义的方式控制住这头狂暴的野兽。

就算社会主义革命通常伴随着暴力，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产阶级往往不会拱手让出他们的特权。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暴力的使用能够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之内，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不是政变，更不是自发的不满情绪的大爆发。革命的目的并不是搞垮一个国家。右翼军事政变才是那样，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革命。革命的完整定义是一个社会阶级推翻另一个社会阶级，代之以自己的新政权。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与他们的所有盟友一起，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但是，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大的阶级。所以我们这里谈到的是多数人的行为，而非少数人的叛乱。因为社会主义要的是一种广泛的自治，所以没有人能够代表你发起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就像没有人能够代表你成为专业扑克选手一样。G.K.切斯特顿^[6]写道：这种广泛的自决“就像是写情书或是擦鼻子。有些事我们想让人们自己动手去做，哪怕他们做得并不好”。^[7]我的仆人给我擦鼻子可能比我自己擦起来更有技巧，但这件事关系到我的尊严，所以我得自己做，或者说（即便我是查尔斯王子^[8]）至少偶尔要自己做一下。革命不可能由密谋者的亲密先锋队传递到你的手上。列宁也坚持认为，革命不能被输出到国外并且用刺刀强加给别人，而斯大林在东欧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有这样一种艺术家，他们指导助手把一条鲨鱼制作成标本，然后这个作品就署上了他自己的名字（毫无疑问，小说家们很快也将会这样做），但是革命却必须亲力亲为。只有这样，那些力量曾经相对薄弱的人才能够逐步获得经验、技能和自信，继续努力直至实现彻底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民主的革命，而统治阶级才是非民主的少数派。所以，革命所不可或缺的广大群众从本质上讲又是防止滥用武力最可靠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取得成功的革命往往都是使用暴力最少的革命。

这并不是说，革命不会在激起当局惊慌失措的时刻准备用恐怖手段应对当局对革命实施的血腥镇压。但是，即使是专制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依赖于被统治者的被动赞同，无论这种赞同程度多么勉强和时间多么短暂。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长期心怀不满，而且对你没有丝毫的信任，那么你就不可能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把一些人关进监狱，但是却不可能把所有人永远关在监狱里。失信于民的国家也有可能苟延残喘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就连暴君们也会发现，他们最终还是厄运难逃。无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多么残酷血腥，它最终也意识到末日临头了。同样，波兰、东德、罗马尼亚和其他苏联控制下的国家的独裁统治，也都在20世纪80年代走到了尽头。今天的阿尔斯特统一党人^[9]在经历了多年的流血奋斗之后，也被迫认识到彻底排斥天主教徒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

不过，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依赖革命而不是议会制民主和社会改良呢？回答是：他们根本不依赖革命，或者说不完全依赖革命。只有所谓极左翼分子才会唯革命是从。^[10]布尔什维克人在俄国掌权之后发布的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废除死刑。做一个改良者还是做一个革命者，并不是像支持埃弗顿还是阿森纳那么简单。^[11]大多数革命者也都是改良的拥护者。不是旧式的改良，也不是作为政治万能药的改良主义。但是，革命者期望社会主义变革的到来不要像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变革那样匆匆忙忙。革命者与严格意义上的改良主义者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比如说他们拒绝与主张关闭医院者作斗争，因为这将分散对无比重要的革命大事的注意力，而是说他们是以一种更为长远和更为彻底的眼光看待这样的改良。改良很重要，但是你迟早会碰到一个转折点，届时制度将拒绝为改良继续让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这被称为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用不太斯文的专业语言讲，一个掌握着物质资源又明显不情愿拱手让出这些资源的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只有在那个时候，要改良还是要革命这种决定性的抉择才会隐约呈现。就像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12]所说的那样，洋葱可以一层一层地剥，而虎皮就不能一个爪子一个爪子地剥了。然而，剥洋葱的比喻使得改良听起来过分容易了。大多数我们珍视为自由社会宝贵特征的改良——如普选权、免费全民教育、新闻自由、工会，等等——都是广大民众通过艰苦斗争换来的，尽管遭受了凶残的统治阶级的抵制。

革命者也不必然会反对议会制民主。如果议会制民主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何乐而不为呢？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对议会制民主持有保留态度——不是因为它是民主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不够民主。议会是这样一种制度，普通民众被劝导将自己的权力永久委托给议会，但是他们对议会却几乎毫无控制能力。人们一般把革命看作民主的对立面，是隐藏在地下的少数人企图颠覆多数人意志的阴险活动。事实上，世间的男人和女人通过广受欢迎的委员会和大会来行使自身生存的权力，这一程序比现在所有可供选择的形式都要民主得多。布尔什维克人在其党内广开言路方面有着令人叹服的纪录，一党专政根本不是他们最初纲领的一部分。此外，我们在后文中还将看到，议会是国家的组成部分，而国家的作用从总体上讲就是确保资本对劳动力的统治权。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17世纪的一位评论家就曾说过，英国议会是“守护财产的堡垒”。^[13]马克思指出，议会或国家到头来与其说代表了广大人民，不如说代表了私有财产的利益。我们已经看到，西塞罗对这一观点是由衷赞同的。在资本主义秩序中，没有哪个议会敢于对抗这些既得利益的可怕力量。假如议会太过激进地威胁说要对既得利益进行干涉，那就等着很快关门吧。若非如此，社会主义者就会把这种辩论庭视作推动他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手段而不是众多手段之一了。

马克思似乎相信，在英国、荷兰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会以和平方式实现他们的目标。他没有抛弃议会斗争和社会改良，也设想过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可以通过得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取得政权的情况。马克思热情支持改良主义的组织——工人阶级政党、工会、文化协会和政党报纸等，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社会改良措施，比如扩大公民权利和缩短劳动时间。实际上，他一度非常乐观地认为，普选权就能从根本上颠覆资本主义统治。他的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非常看重和平的社会变革，期盼着一场非暴力的革命。

最可能爆发革命的地方恰恰是革命最难以为继的地方，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之一。列宁从布尔什维克起义这一案例中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受到残酷压榨并且处在半饥饿状态的世间男人和女人会觉得，他们干革命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失去的了。另一方面，我们也都看到了，把他们逼上反抗之路的落后社会条件也是最不适合建设社会主义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翻一个国家可能更容易，但是你却不一定会掌管建立一个有望实现的新政权所必需的资源。安于现状的人是不会发动革命的，彻底丧失希望的人也不会革命。所以，社会主义者都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世间的男人和女人只要还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抱有一丝希望，他们就会极力反对改变现状。

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会因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冷漠而被人嘲笑。普通民众可能对日常国家事务不闻不问，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事与己无关。但是，一旦国家试图关闭他们的医院，把他们的工厂迁到爱尔兰西部，或者在他们家的后院修建机场，他们马上就会拍案而起。这里也需要强调一点：某一特定的冷漠现象很可能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只要一种社会制度还能给它的公民带来一点点的满足，他们就没有理由同现有的状态决裂，冒险步入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这是一种情有可原的保守主义。

总之，绝大多数的人整天都忙于维持自己的生计，无暇顾及对未来的憧憬。社会混乱对他们说来并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事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也不会仅仅因为社会主义听起来不错就欣然地接受它。只有当现状恶化的程度开始超过了激进社会变革必然带来的弊端之时，人们才有理由把眼光投向未来；只有当任何一种选择都优于现实状况之时，革命才会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不造反才不合情理。当资本主义为至高无上的私利摇旗呐喊了数百年，而它的打工仔们却突然意识到他们的集体私利正呼唤一种社会变革时，资本主义也就无话可说了。

改良和社会民主当然都能够收买革命。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目睹了这一过程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发生，但是他却没能活着见到它带来的全部影响。如果一个阶级社会能够向它的臣民施舍足够的残羹冷炙，它还有可能暂时维持下去。但是，一旦它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很可能（虽然并非不可避免）被它所压迫的人们推翻。为什么不呢？还有什么能够比连残羹冷炙都没有更糟糕的呢？在这个时候，把赌注押在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上就成为再明显不过的理智行为了。虽然人类的理性并不能一路保持下去，但是当放弃现实而追求未来无疑会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我们还总是能够理智地意识到这一点的。

那些总是在问谁将摧毁资本主义的人，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并不需要别人去摧毁它。即便它的反对者不施加哪怕丝毫的外力推动，它自身蕴含的矛盾就足以让它彻底土崩瓦解。实际上，仅仅在几年前这种情况就差一点出现。当资本主义制度整体内向破裂时，如果没有一个现成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及时提出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其结果将更可能是野蛮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之所以如此迫切地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让尽可能少的人受到伤害，并且能够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让所有人都受益的新制度。

【注释】

[1]“天鹅绒革命”，狭义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年11月发生的民主化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译者注

[2]伊萨克·多伊彻：《斯大林》（Stalin）（哈蒙兹沃思，1968年），第173页。

[3]容克地主，原泛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来专指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东部地区的贵族地主，在德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容克地主长期垄断军政要职，是德国军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支持者。——译者注

[4]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1960年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次子，约克公爵，英国第四顺位王位继承人。——译者注

[5]德累斯顿（Dresden）和广岛（Hiroshima）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破坏最严重的两个城市。德累斯顿是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该市遭到盟军的大规模空袭，几被夷为平地。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在广岛上空投掷了原子弹，使广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严重破坏的城市。——译者注

[6]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年），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神学家。——译者注

[7]G.K.切斯特顿：《回归正统》（Orthodoxy）（纽约，1946年），第83页。

[8]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英国王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爱丁堡公爵菲利浦亲王的长子，英国第一顺位王位继承人。——译者注

[9]阿尔斯特统一党（Ulster Unionist Party），北爱尔兰较温和的中右翼政党，1921—1972年为北爱尔兰执政党。1999年之后在所有政府层面的选举中均告失势。——译者注

[10]在斗志昂扬的20世纪70年代，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信念是否纯洁有时候会用他或她对后面这些问题的回答来衡量，如“如果你的同伴被谋杀了，你会用资产阶级的法庭来为他申冤吗？”或者“你打算为资产阶级媒体写文章吗？”然而，真正的纯洁论者或极左翼分子是这种人，当他们被问到“你会向资产阶级的消防队报火警吗”时，他们会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不”。

[11]埃弗顿（Everton）和阿森纳（Arsenal），两者皆为英格兰超级联赛的足球俱乐部。——译者注

[12]理查德·亨利·托尼（R.H.Tawney，1880—1962年），英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积极的社会、政治活动家，改革家。——译者注

[13]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上帝的英国人：奥利佛·克伦威尔与英国革命》（God's Englishman：Oliver Cromwell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伦敦，1990年），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