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马克思主义阶级痴迷论，揭示真相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伊格尔顿之辩：

马克思主义最为过时之处在于它对阶级的无聊痴迷。

阶级之于马克思，就如同德性之于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一个“你感觉如何”的问题，而是“你在做什么”的问题——你是奴隶、自雇农、佃农、资本拥有者、金融家、出卖劳力者，还是小业主，等等。

马克思之所以赋予工人阶级如此重要性，原因之一在于，他认为他们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

马克思主义最为过时之处在于它对阶级的无聊痴迷。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自马克思写作的那个年代以来，社会阶级的图景已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幻想会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越来越不重要的社会世界里，流动性越来越大，在这里谈论阶级斗争就如同谈论在火刑柱上烧死异教徒那样不合时宜。革命工人和戴着大礼帽的邪恶资本家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凭空想象。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乌托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如今的首席执行官们可能会穿运动鞋、听“暴力反抗机器”^[1]、求员工叫他们“小可爱”，就相信社会阶级已经从地球上一扫而光了的幻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并非是以风格、地位、收入、口音、职业或墙上挂的是鸭子还是德加^[2]的画作来定义的。几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男人和女人一直在战斗，有时甚至付出了生命，并不仅仅是为了终结势利行为。

美国有一种相当离奇的“阶级主义”概念，它似乎想说明阶级主要是一个态度问题。中产阶级应该停止蔑视工人阶级，就像白人应该停止自以为比非洲裔美国人更优越一样。但是，马克思主义却不是一个态度问题。阶级之于马克思，就如同德性之于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一个“你感觉如何”的问题，而是“你在做什么”的问题；它是一个关于你在某一特定生产模式中所处位置的问题——你是奴隶、自雇农、佃农、资本拥有者、金融家、出卖劳力者，还是小业主，等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为伊顿公学的学生们说话时不再发出“h”音，或者王室的王子们在夜店外面的阴沟里呕吐，或者一些更古老的阶级区分形式已经被一种名为金钱的万能溶剂溶解得模糊不清而宣告破产。欧洲上层社会以追捧米克·贾格尔^[3]为荣这一事实，也并没有迎来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有关工人阶级已经消失的言论。然而，在我们探讨这一主题之前，想象一下一个很少有人谈论过的问题——如果传统的中产阶级上层或者中上层阶级消失了会怎样呢？正如佩里·安德森^[4]所说，马塞尔·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等小说家笔下那些令人难忘的男人和女人现在已经绝迹。安德森写道：“总的说来，波德莱尔或马克思，易卜生或兰波，格罗茨或布莱希特（甚至萨特或奥哈拉）所认识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过去。”然而，社会主义者听闻这个讣告之后，也大可不必过分激动，因为就像安德森接着写道的那样，“取代坚固的竞技场的是浮动的、形式瞬息即变的水族馆——当代资本的规划人和经理人，审查者和看护者，提供者和投机者：在一个不知社会固定性和稳定性为何物的金融世界里承担着各自的功能。”^[5]阶级的构成一直在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混淆差异、瓦解等级，把最多样化的生活形式杂乱无章地混合在一起，正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没有哪种生活形式比资本主义更加混杂和多元化。当涉及到底谁应该被剥削时，这一制度显示出令人钦佩的平均主义。它像最虔诚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反对等级划分，像最热切的圣公会牧师那样大度和包容。它处心积虑地不落下一个人。只要有利可图，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老人、韦克菲尔德的街区和苏门答腊的乡村，都是它压榨的对象，都会受到无可挑剔的公正对待。但是，造就这一平等现象的原因是商品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商品不会考察其潜在消费者在哪里上学，也不在乎她说话时带有什么口音，比如把“basin”（盆地）读成“bison”（野牛）。我们已经看到，它所施加给我们的东西正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那种整齐划一性。

发达资本主义会孕育出无阶级的幻象，这并不奇怪。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假象，资本主义将其真实的不公正掩藏其后；这是资本主义这头野兽的本性。即便如此，在现代办公室中随意着装展现出的友好氛围，跟在全球体系中财富和权力差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两者之间，仍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某些经济部门，旧式的等级结构或许已经让位于分散的、基于网络的、团队导向的、信息富集的、直呼其名的和开领衬衫式的组织形式，但是跟以前相比，资本更加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贫困和一无所有的人数每个小时都在激增。虽然首席执行官们穿上了牛仔裤和运动鞋，但是这个星球上每天都有超过十亿人在挨饿。南半球的大多数特大城市都不过是疾病横行、过度拥挤、臭气熏天的贫民窟而已，贫民窟居民的人数达到了全球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城市穷人的数量至少占到了世界人口的一半。^[6]与此同时，就在世界的命运正被少数只对其股东负责的西方公司所把持的时候，一些西方人士却以传道士般的热情向世界其他地方散布他们的自由民主。

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也并非简单地像某人反对狩猎或者反对吸烟那样“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已经看到，没有任何人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钦佩资产阶级取得的辉煌成就。例如坚决反对政治专制、财富的大量积聚带来的普遍繁荣的前景、尊重个体、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真正的国际社会共同体，等等，正是这些成就必将成为社会主义自身建设的必要基础。阶级历史的观点被人们采纳，而没有被简单地抛弃。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既是一股解放的力量也是一股灾难的力量。正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政治理论，试图审慎地描述资本主义，而不是要么盲目赞扬要么尖锐谴责这个制度。然而，资本主义赋予这个世界的强大礼物之一恰恰是工人阶级——这是一股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而培养起来，却终将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这就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具有讽刺意味的原因之一。资本主义秩序诞下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一景象颇具黑色幽默的色彩。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目光聚集到工人阶级身上，并不是因为它看到劳动者身上具有某种灿烂的美德。盗贼和银行家也在辛苦打拼，而马克思并不是因为赞赏这些人而闻名于世的。（然而，他的确写过入室行窃的问题，对他自己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精彩的嘲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希望尽可能地废除劳动，也并不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受人践踏的社会群体而赋予其如此重大的政治意义。社会上还有许多类似的群体——游民、学生、难民、老人、失业者和经常性失业的人，等等——他们经常比普通工人更加贫困。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兴趣，不会因为他们拥有了室内浴室和彩色电视而中止。工人阶级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原因，在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只有那些身处这个制度内部，熟悉其运转方式，被这个制度组织起来成为一股既有技术又有政治意识的集体力量的人，才是这个制度成功运转不可或缺、却会从推翻这个制度中获得物质利益的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最终接管这个制度并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运营它。没有哪一个好心的家长主义者或者哪一伙外部鼓动家能为他们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说，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在他那个时代占据了大多数人口）的关注，与其对民主的深切崇敬是不可分割的。

马克思之所以赋予工人阶级如此重要性，原因之一在于，他认为他们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

[实现人类解放的前提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7]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然而在马克思眼中，工人阶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令其他各种类型的不公正（帝国战争、殖民扩张、饥荒、种族灭绝、对自然的掠夺，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甚嚣尘上，工人阶级也因而具有了远远超出其自身领域的重大意义。就这个意义而言，它类似于古代因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罪恶而被驱逐出城的替罪羊，也正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它有能力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石。因为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既是必要的却又被其排斥在外，这一“不是阶级的阶级”就成了一道难解之谜。仅就其字面意思而言，工人阶级创造了社会秩序——资本主义的整个大厦都是建筑在他们默默无闻、持之以恒的劳动之上的——但它在这个秩序内却没有真正的代理人，其人性一面也没有完全获得承认。它既发挥了作用又一无所有，既特殊又普遍，既是公民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又是一种虚无。

由于社会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是自相矛盾的，工人阶级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整个逻辑开始瓦解和消融的时点。如果文明是一副扑克牌，工人阶级就是这副扑克牌里的王，一个既不在文明内部也不在文明外部的因素，在这里，那种生活方式被迫与构成它自己的矛盾相对抗。由于工人阶级在现状中并没有任何实在的利益，因此它在现状内部往往是部分无形的；但也正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它能够预见一种完全不同的未来。从“瓦解”社会的消极意义上讲，它是社会秩序难以真正容纳的垃圾或废品。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将工人阶级重新纳入社会秩序之中，需要进行多么激烈的破坏和重建。但是，从更为积极的意义上讲，在当前社会瓦解之后，工人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必将最终废除整个阶级社会。到那时，个体终将摆脱社会阶级的束缚，能够作为他们自己而蓬勃发展。就这个意义而言，工人阶级也具有“普遍性”，因为它在寻求改变自身境况的同时，也将拉下整个阶级社会叙事本身肮脏的帷幕。

那么，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讽刺或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才能战胜阶级。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如此沉迷于阶级概念，那也只是因为它想摆脱阶级。马克思本人似乎把社会阶级视为异化的一种形式。把世间的男人和女人简单地称为“工人”或“资本家”，实际上是用一种平庸刻板的分类掩盖了他们独特的个性。但，这是一种只能从内部才能消除的异化。只有通过全面认识阶级，承认它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虔诚地希望其自动消亡，才有可能将其摧毁。这同样适用于种族和性别问题。但是仅仅把每一个个体都视为独一无二的是不够的，就像美国的自由派人士认为每个人（估计也包括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和波士顿杀人狂^[8]）都是“特别的”那样。人们被匿名归类这一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异化，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讲则是他们获得解放的条件。历史再一次由自己“坏的”一面所驱动。好心的自由派人士认为，“理想王国解放运动”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独特的个体，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把握“理想王国解放运动”的目的。它的目的是要让理想王国的居民能够真正自由地做他们自己。然而，如果他们现在就能够做他们自己，也就不需要“解放运动”了。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关注工人阶级的时候，目光已经远远超越了工人阶级本身。没有哪位有自尊心的社会主义者会相信，单靠工人阶级一己之力就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唯有组成政治联盟，才可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马克思本人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支持小资产阶级农民，特别是在法国、俄国和德国这些产业工人仅占少数人口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就寻求建立了一个由工人、贫苦农民、士兵、水手和城市知识分子等组成的统一战线。

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一点是，最早的无产阶级并非男性蓝领工人阶级，而是古代下层社会的妇女。“无产阶级”源自拉丁语的“后代”一词，意指那些过于贫困而只能用子宫报效国家的女人。这些女人太过穷困潦倒，除了生产以孩子为形式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为经济生活作出贡献：除了自己身体的果实之外，她们没有其他的产出。社会对她们的要求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生殖）。所以，无产阶级最初恰恰是从那些被排除在劳动过程之外的人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处于劳动过程之中的人中产生的。然而，她们所要忍受的劳动却远比劈石头痛苦得多。

在当今时代，在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厂和农业劳动中，最典型的无产者依然是妇女。维多利亚时期由中下阶级男性从事的白领工作，现在成为女性工人阶级的主要工作，而她们的酬劳通常却要低于没有任何技术的男性体力工人。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工业的衰落，是妇女满足了急剧增加的商店和文职工作对人力的需求。在马克思的时代，最大的工薪劳动者群体不是产业工人阶级，而是家庭佣工，其中大多数是女性。

工人阶级并不总是手持大锤的壮汉。如果你这样认为，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论断可能会让你大惑不解。他说：“目前全球无产阶级的数量远远多于以往任何时候。”^[9]如果工人阶级仅仅指的是蓝领工人，那么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人数的确已经显著减少——尽管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这类工作的相当一部分已转移到了地球上更为贫穷的地区。然而，全球产业工人的数量业已下降也是事实。但是，即便当英国还是世界工厂之时，制造业工人的数量也不及家庭佣工和农业劳动者多。^[10]体力劳动趋于减少和白领工作趋于扩展，并非什么“后现代”现象。恰恰相反，这种趋势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期。

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才算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比如，他在《资本论》中把商业工人和产业工人置于同等位置，拒绝仅仅把所谓的生产工人——从直接生产商品这个角度而言——确定为无产阶级。相反，工人阶级包括所有被迫向资本出卖劳力、在资本的纪律压迫下苦苦挣扎、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能力控制自身劳动条件的人。从消极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垮台最大的受益者。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通常无熟练技术、工资少得可怜、工作几无保障、在劳动过程中没有发言权的下层白领工人，也应该归入无产阶级的行列。除了产业工人阶级外，还有白领工人阶级，后者包括大量没有任何自主权或职权的技术工人、文职人员和行政人员。我们应该记得，阶级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所有权问题，而且是一个利用自己控制他人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的能力问题。

那些急于宣告工人阶级已经消亡的人常用的一个论据，就是服务、信息和通讯业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从工业资本主义到“晚期”“消费主义”“后工业”或“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确实带来了一些显著变化。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根本性质。恰恰相反，这些变化大多有利于扩大和巩固这种财产关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服务业可能跟传统工业劳动一样又脏又累、令人厌烦。提到服务业，我们不光要想到高档厨师和哈雷街^[11]的前台接待员，还应该想到码头、运输、垃圾处理、邮政、医院、清洁和餐饮等部门的工人。确实，就工资、控制和劳动条件而言，服务工人几乎与制造工人没有任何差别。在呼叫中心工作的人和在煤矿中辛苦劳作的人一样都受到了剥削。“服务”“白领”这类标签往往模糊了比如飞行员和医院搬运工，或者高级公务员和酒店女服务员之间的巨大差异。正如政治学家朱尔斯·汤森^[12]所评论的那样：“把无法控制自身劳动、工作不稳定且工资少得可怜的低层白领工人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从直觉上看就是一种应该受到质疑的做法。”^[13]

毕竟，服务业本身就涉及大量制造。如果说产业工人已让位于银行职员和酒吧女侍，那么所有的柜台、办公桌、酒吧、电脑和自动取款机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服务员、司机、助教或电脑操作员之所以不能算作中产阶级，只是因为他们鼓捣不出有形的产品。就他们的物质利益而言，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秩序能为他们带来的好处，跟受剥削程度最高的工资奴隶是一样的。我们也应该铭记，大量的退休人员、失业者和慢性病患者，他们跟临时工一样，都不是“正式”劳动过程的固定组成部分，但他们当然也应该归属工人阶级。

诚然，与资本主义使用技术手段从数量更少的工人身上榨取出更多的财富相伴而行的，是技术、行政和管理工作的急剧扩张。但是，这一现象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驳斥，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本人早已细心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早在19世纪中叶，他就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数量持续增长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斥责正统政治经济学忽略了这一群体。这些男人和女人“位于工人和资本家中间”^[14]——这句话应该足以打破那种认为马克思把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简化为两个极端分化的阶级的迷思。事实上，一位评论家认为，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已经预料到了为人熟知的无产阶级将会大量消失。资本主义虽远未被饥民和流离失所之人推翻，但是先进科学技术不断应用于生产过程终将使其坠落，进而产生出一个由自由、平等的个体构成的社会。无论你如何评价对马克思的这种解读方式，毫无疑问马克思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正在将越来越多的科技劳动者纳入其轨道。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一般的社会知识[正在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这一论断预见到了今天的所谓信息社会。

然而，伴随技术和行政部门扩展的，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界限变得日趋模糊。全新的信息技术导致了许多传统职业的消失，经济的稳定性、固定的职业生涯结构以及从事某种职业的观念亦随之急剧萎缩。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被无产阶级化，产业工人阶级的某些分支则被再次无产阶级化。正如约翰·格雷所言：“中产阶级发现，他们正重新陷入曾经让19世纪的无产者苦不堪言的经济不安全状况。”^[15]许多传统上被归为中下阶层的人士——教师、社会工作者、技术人员、记者、中层文职人员和行政官员——在日益趋紧的管理纪律的压力下，已经被无情地卷入了无产阶级化的浪潮之中。这意味着一旦出现一场政治危机，他们很可能就会被吸引到真正意义的工人阶级事业中来。

如果高级经理人、管理者和企业高管也愿意放弃各自的事业，对社会主义来说那当然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丝毫不反对法官、摇滚明星、传媒大亨和将军们热情涌入他们的阵营。他们不会排斥鲁珀特·默多克^[16]和名媛帕丽斯·希尔顿^[17]，只要他们俩能够适当悔改和长期自我惩罚。甚至马丁·艾米斯^[18]和汤姆·克鲁斯^[19]都可以获得某种初级的临时会员资格。只不过鉴于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他们更有可能认同当前的制度。然而，出于某种奇特的原因，如果终结现行制度符合时装设计师的利益而不符合邮政工人的利益，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会将他们的政治关注聚焦于时装设计师，而强烈反对邮政工人的进步。

结果是，形势决不像宣称“工人阶级已死”的空想家们所想象的那般清晰明了。在社会的最高层，是一群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统治阶级的人，虽然这决非一个邪恶的资本家阴谋集团。其成员类别包括贵族、法官、资深律师、神职人员、媒体大亨、军队高官、媒体评论员、高层政客、警官、公务员、教授（其中一些是政治叛徒）、大地主、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工业家、首席执行官以及公立学校校长，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己并非资本家，但是却充当着——无论多么间接地——资本的代理人。不论他们是依靠资本、租金还是工薪收入生活，对此都没有影响。并非所有挣工资或薪水的人都是工人阶级，比如布兰妮·斯皮尔斯^[20]之流。在这一最高社会阶层之下的，是一个由中产阶级经理人、科学家、行政管理人员和官僚等群体组成的社会阶层。在他们下面，则是一系列中下阶级的从业人员，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和初级管理人员。由此可见，真正工人阶级的阵营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低层白领工人：文职、技术、行政、服务等行业的人员，等等。他们在世界人口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克里斯·哈曼^[21]估计全球工人阶级的规模在二十亿左右，他们基本上都要受制于相同的经济逻辑。^[22]另一种估计是三十亿左右。^[23]工人阶级的消失看来并不像鲁肯勋爵^[24]那般成功。

人们也不应忘记这个世界上巨大的贫民窟人口，其数量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即使住在贫民窟里的人目前在数量上还没有成为全球城镇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离成为大多数的那一天也已经不远了。这些男人和女人并非经典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又没有完全处在生产过程之外。他们往往在生产过程的内外之间来回漂移，通常从事的都是一些低工资、不需要熟练技术、不受保护的临时性服务工作，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工权利，没有劳动章程，更没有讨价还价的力量。这一群体包括沿街叫卖者、皮条客、制衣工人、食品饮料小贩、妓女、童工、人力车夫、家庭佣人和小规模个体经营者。马克思本人对不同层次的失业者进行了划分。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流动”失业人口和临时工——马克思把这些人也算作工人阶级——的描述，听起来非常像如今的贫民窟居民的处境。虽然他们没有受到常规性的剥削，但是他们肯定在经济上受到了压迫。聚在一起，他们就成了世界上数量增长最快的社会群体。虽然他们很容易成为右翼宗教运动的炮灰，但是他们也可以掀起相当惊人的政治反抗行动。在当前的拉丁美洲，这种非正式的经济已经雇佣了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他们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无产阶级，而且已经彰显出了相当高的政治组织能力。要是他们起来反叛自己的悲惨处境，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无疑将会动摇。

马克思认为，工人在工厂的聚集是其获得政治解放的先决条件。资本主义出于自利目的把工人们聚集到一起，从而为工人们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创造了条件，但这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者的初衷。没有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而没有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却能够更加自由地繁荣成长。虽然世界上超大城市的贫民窟居民并没有在生产这个环节上组织起来，但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工厂是地球上的穷苦人策划改变自身处境的唯一场所。像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一样，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可能最有兴趣看到现行世界秩序的灭亡，因为除了锁链之外，他们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25]

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消亡问题被大大夸大了。有些人认为，在激进圈层中已经出现了从阶级向种族、性别和后殖民主义的转换。我们稍后再审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只有那些认为阶级就是工厂主穿长礼服而工人穿连裤工作服的人，才会接受工人阶级已经消亡这种非常愚蠢的观点。他们深信阶级已经如冷战一样寿终正寝，并因此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文化、身份认同、种族渊源和性别等问题上。然而，在当今世界，这些事物依然像过去那样同社会阶级紧密交织在一起。

【注释】

[1]“暴力反抗机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美国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组建于1991年。一直以来，他们用自己“尖锐、好斗、富有争议性的音乐”，佐以带有口号性质的先锋左翼观点，加上鲜明的反对美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弥漫在美国的种族壁垒，制造出混合着朋克摇滚、嘻哈、鞭笞金属的像燃烧弹一样的独特音乐风格。——译者注

[2]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年），法国画家、雕塑家。曾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绘画，受到安格尔的很大影响。——译者注

[3]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1943年生于英国，滚石乐队创始成员之一，1969年开始担任乐队主唱。——译者注

[4]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年生，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与其同时代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安德森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任职于中国海关。虽然生于伦敦，安德森却是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婴儿期。1962—1982年担任《新左派评论》主编。被特里·伊格尔尊称为“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著有《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后现代性的起源》《思想的谱系》等。——译者注

[5]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伦敦，1998年），第85页。

[6]参见麦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伦敦，2006年），第25页。

[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1968年），第219页。

[8]波士顿杀人狂（the Boston Strangler），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美国波士顿市杀害数名妇女的连环杀人犯。手段极为残忍，全城为之震惊。——译者注

[9]转引自利奥·帕尼奇与科林·莱斯编辑：《当代共产主义宣言：社会主义纪事》（纽约，1998年），第68页。

[10]我在文中引用的多种资料来源如下（但不限于这些来源）：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和克里斯·哈曼：《工人阶级的变迁》（伦敦和墨尔本，1987年）；林赛·泽门（Lindsey German）：《一个阶级问题》（A Question of Class）（伦敦，1996年）；克里斯·哈曼：《世界的工人》（The Workers of the World），载《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第96期（2002年秋）。

[11]哈雷街（Harley Street），位于伦敦市中心马里波恩的一条大街。自19世纪始便因大量私人医生和私人诊所汇集于此而闻名于世。这条街因曾于1767年担任伦敦市长的托玛斯·哈雷（Thomas Harley）而得名。——译者注

[12]朱尔斯·汤森（Jules Townshend），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译者注

[13]朱尔斯·汤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Marxism）（伦敦和纽约，1996年），第237页。

[14]转引自汤姆·博托摩尔编辑：《诠释马克思》（牛津，1988年），第19页。

[15]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伦敦，2002年），第111页。

[16]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1931年生，媒体大亨，新闻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译者注

[17]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1981年生，希尔顿集团创始人康拉德·希尔顿的曾孙女。——译者注

[18]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年生，英国作家，运动派诗人。——译者注

[19]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1962年生，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译者注

[20]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1981年生，美国流行歌曲天后。——译者注

[21]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1942—2009年），英国记者，政治活动家，曾任《世界社会主义》主编。——译者注

[22]克里斯·哈曼：《世界的工人》，载《国际社会主义》，第96期（2002年秋）。有关工人阶级的与之相反的观点，参见G.A.柯恩：《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If You're an Egalitarian，How Come You're So Rich？）（伦敦，2000年）。

[23]佩里·安德森：《编者的话：危机随笔》（Editorical：Jottings on the Conjuncture），载《新左派评论》，第48期（2007年11月/12月）。

[24]不熟悉英国上流社会犯罪情况的读者可能不知道：鲁肯勋爵（Lord Lucan）是（或曾经是）英国贵族，据信1970年他谋杀了他的家庭保姆，后销声匿迹至今。

[25]这是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为失落的原因辩护》（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对当今贫民窟的精彩描述，参见麦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伦敦，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