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马克思主义还原论：揭示真理！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马克思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这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形式。

伊格尔顿之辩：

那种以为对马克思来说一切事物都由＂经济＂决定的说法，是荒唐的且过于片面的。在马克思看来，是阶级斗争塑造了历史进程，而阶级并不能被还原为经济因素。

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这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形式。艺术、宗教、政治、法律、战争、道德、历史变迁……所有这些都被简单地视为经济或阶级斗争的反映。它忽视了人类事务的复杂性，是一种单色调的历史观。醉心于经济的马克思，说到底不过是他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倒影。他的思想与多元论者对当代世界的看法背道而驰，后者则清楚地认识到，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是不可能被硬塞进一个单一而刻板的理论框架中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事物的落脚点都是经济这个观点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怎么可能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无论一个人想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先吃饭和喝水。如果我们住在谢菲尔德^[1]而不是萨摩亚^[2]的话，那么我们至少还需要遮体的衣服和一个栖身之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我们物质需要的生产。只有在此条件下，我们才能够去学习弹班卓琴、作诗或者粉刷门廊。文化的基础是劳动，没有物质生产也就没有文明。

但是，马克思主义所要宣扬的还不止于此。它认为物质生产极端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物质生产就没有文明，还因为物质生产将最终决定文明的性质。这就像你可以说笔或者电脑是写作小说的必备工具，也可以说笔或者电脑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小说的内容，但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决定文明性质的论断决没有那么显而易见，尽管也得到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认同。哲学家约翰·格雷^[3]决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者，但他曾写道：“在市场社会中……经济活动不仅区别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并且决定——有时是支配着——整个社会。”^[4]格雷的这一观点仅限于市场社会，而马克思却将它推广到了整个人类历史。

马克思的批评者将马克思物质生产决定文明性质的观点视为一种还原论，认为它试图用同一种因素解释世间万物，这显然是错误的。人类历史是如此惊人地丰富多彩，怎么可能被束缚至此呢？毫无疑问，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多种多样的，是不可能简单归结为某个单一、不变的准则的。然而，在这里我们也许会问，这种多元主义的观点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呢？难道在任何一种历史情境中都没有一个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的因素吗？这样的说法显然难以让人接受。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可能是一个直到世界末日都纠缠不清的问题，但是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因为法国人奶酪吃多了造成大脑中的生物化学变化而引起的。只有那些抱着极端怪异想法的少数人才会坚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因为白羊座当时正处于优势星位。所有人都认为，一些历史因素比另一些历史因素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承认这一点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多元论者，至少从这个词的某种含义上讲是这样的。他们仍然可以相信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因素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元论者。他坚决否认他和马克思曾经表达过经济力量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因素的观点。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5]其实，多元论者并不认为在任何情境下的任何因素都跟其他因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每个人都相信等级的存在，就连最狂热的平等主义者也不例外。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等级关系的存在是绝对的和不可改变的。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给一个饥饿的人挠痒会比给他食物更重要。也没有人会认为，查理一世^[6]指甲的长度在英国内战中发挥了比宗教更具决定性的作用。有很多原因可以促使我把你的头按进水里二十分钟（虐待狂，科学好奇心，你穿了一件难看的花衬衫，电视里只有一部无聊的老纪录片，等等），但是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马上得到你已经在遗嘱中表示要留给我的那几匹获奖的赛马。为什么公共事件就不能有高于一切的动机呢？

一些多元论者也认为，这些事件有可能是由一个单一的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引起的，只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同一原因对所有情境都适用。不错，所谓的经济历史理论之所以不可信，是因为它认为发生在任何地点的任何事情都是受到同样的条件制约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历史也是一个单一的现象，在所有阶段都奇迹般地整齐划一，就像一根石棍从头到尾都一般粗细那样？我之所以头疼，可以合理假设是由于我坚持要带着那个紧得出奇的玛丽莲·梦露式假发去参加聚会造成的，但历史决不是头疼那么单一的事情。就像有人曾经抱怨过的那样，历史就是一件该死的事情接着另一件该死的事情，既没有童话故事的一致性，也没有建构一种连贯叙事，并不存在一条贯穿历史始终的意义主线。

我们已经看到，几乎没有人认为历史是完全无章可循的；也很少有人会把历史简单地视作混乱、巧合、意外和偶然的随意堆积，尽管弗里德里希·尼采^[7]和他的门徒米歇尔·福柯^[8]曾经一度十分接近这样的观点。但是，无论历史中的因果链条是多么复杂和难以捉摸，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存在这样的因果联系，并且认为正因此历史才具有了某种可以探寻的模式。比如说，不同国家都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开始向外殖民，这其中不可能没有一些相同的原因。非洲的黑奴被贩运到美洲也并非毫无理由的。在20世纪，好几个不同的国家几乎同时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决不仅仅是一种盲目的模仿。人们决不会为了闹着玩而纵身火海，而整个地球的人都坚决不会这么做，不就是一种惊人的整齐划一的模式吗？

当然，重要的并不是历史中是否存在某些模式，而是是否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你可以相信前者而不相信后者。为什么不可以是彼此重叠而决不会融为一体的一组模式呢？如此多样化的人类历史又怎么可能形成一个整齐划一的故事呢？如果说物质利益是人类从穴居走向资本主义整个历程中最主要的原动力，显然要比饮食、利他主义精神、伟人、撑竿跳或者行星相合要更有说服力。但是，这个答案还是显得太过单一，无法令人满意。

如果这个答案已经让马克思满意了，那是因为他认为历史决不像它看上去那样多样和丰富多彩；历史的真相比我们看到的表象要单调得多。历史确实存在某种统一性，但是这种统一性不会像小说《荒凉山庄》^[9]或者电影《正午》^[10]中情节的统一性那样给我们带来欢乐，因为将历史束缚在一起的主线始终是稀缺、强迫劳役、暴力和剥削。虽然这些事情在表现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文明都是以它们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令人厌恶的单调循环，赋予人类历史一种决非我们期望的显著的一致性。不幸的是，这的确是一种宏大叙事。正如特奥多·阿多诺所评论的那样，“从古至今唯一保持不变的——可能偶有间歇——就是绝对的痛苦”。历史的宏大叙事讲述的决非进步、理性或者启蒙，而是一个用阿多诺的话来说“从弹弓延续到原子弹”的悲惨故事。^[11]

我们可以同意人类历史充斥着暴力、强迫劳役和剥削的观点，而不接受它们就是人类历史的根基的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它们之所以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们与人类的物理生存息息相关；它们一直是我们延续自身物质存在方式的恒久特征。它们并不是随机发生的事件。我们这里讲的并不是那些零星发生的野蛮行为或侵略行为。如果这些事件的发生确有某种必然性的话，那就是因为它们早已植根于我们得以生产和再生产我们的物质生活的结构之中。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认为世间万物都绝对是由这些力量塑造出来的。因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无论是伤寒病、马尾辫、开怀大笑、苏菲主义^[12]、《马太受难曲》，还是将脚指甲涂成异域情调的紫色，就都成了经济力量的反映。任何非由经济动机直接引发的战争或者避而不谈阶级斗争的艺术作品，都将是无法想象的。

马克思的著作偶尔也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政治仿佛就是经济的反映。然而，马克思也时常对隐藏在很多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动机进行研究，却丝毫没有暗示这些动机只是深层次经济动机的表面现象。物质力量有时会直接在政治、艺术和社会生活中留下明显的标志，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力更具长期性和隐蔽性。有时候其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也有一些时候其影响微乎其微，几乎谈不上“影响”二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怎么会对我喜欢什么样的领结产生影响呢？它又在何种意义上去决定悬挂式滑翔运动或者十二小节布鲁斯呢？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什么还原论。政治、文化、科学、观念和社会存在并非仅仅是伪装的经济，就好像一些神经科学家把思想称作伪装的大脑那样。它们都有着各自的实在，都演进着各自的历史，也都依照各自的内在逻辑运行。它们并非其他某种事物的苍白映像，而是同样在有力地塑造着生产方式本身。我们在后文中将看到，经济“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单向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某种机械决定论，那我们的主张又是什么呢？难道是一种政治上无足轻重的泛泛而谈吗？

这个主张从一开始就是消极的。它认为，世间的男人和女人创造物质生活的方式会对他们建立的文化、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构成限制。所谓“决定”一词，实际上就是“对……进行限制”。生产方式不会自行决定出某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文化或者一系列社会观念。资本主义不是约翰·洛克^[13]哲学创作或者简·奥斯汀^[14]小说创作的动因，而是两者得以阐释的具体背景。生产方式也不会单单抛出那些为自身目的服务的观念或者制度。设若如此，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诞生了；而无政府主义者的街头剧从何而来，或者托马斯·潘恩^[15]怎么能在当时的警察专制国家英格兰的中心写出畅销一时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巨著《人的权利》，都将成为不解之谜。尽管这样，我们仍然会惊讶地发现，英国文化中到处都是托马斯·潘恩式的人物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街头剧团体。大多数小说家、学者、广告人、报纸、教师和电视台都创造不出颠覆现状的作品。这一事实是如此地显而易见，以至于根本无法引起我们的注意。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决非偶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主张中更为积极的一面。一般来说，阶级社会的文化、法律和政治都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的利益紧密相关。正如马克思自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如果我们静下来想想的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中已经占据了如此显著的地位，吸收了无穷无尽的时间和能源资源，激起了许多自相残杀的冲突，不仅影响着人类从生到死的全过程而且成为对许多人生死攸关的挑战，那么毫不奇怪，它也一定会在关乎人类生存的其他诸多方面留下自己的印记。其他社会制度都被无情地拖进了它的轨道；它扭曲了政治、法律、文化和观念，剥夺了它们自由繁荣的可能性，并迫使它们花费大量时间维护现行社会秩序的合法性。试想一下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吧，从体育到性行为，从搞到天堂的前排座位到美国电视播报员为了广告商的利益而声嘶力竭地吼叫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商品形态都毫无例外地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清晰的指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正确性的最有利证明；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的论点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变为现实。恰恰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奉行经济还原论；是资本主义从狭隘的“生产”概念出发，把“为生产而生产”奉为信条。

相比之下，马克思虽然同样相信“为生产而生产”，但是他对“生产”一词的理解要宽泛得多。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自我实现必须作为我们努力追寻的一个目标加以重视，而不能把它贬低为实现其他某种目的的工具。他认为，只要狭隘的“为生产而生产”的观念还在支配着我们的社会，人类的自我实现就无从谈起，因为我们不得不将绝大部分创造力用来养家糊口，而根本无法享受生活。通过对两种“为生产而生产”不同用法的比较——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创造性的或者艺术的——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已经清晰可见。马克思远非一个经济还原论者，他强烈批评将人类生产还原为拖拉机和涡轮机生产。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更像是艺术，而不是装配晶体管收音机或者宰杀绵羊。我们在后文中还会再谈及这个主题。

尽管如此，马克思依然认为（狭义的）经济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西塞罗^[16]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经济”历史理论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司空见惯，一些启蒙思想家将历史视为不同生产方式的接续，并且认为这样才能解释社会等级的高低之分、因人而异的生活方式、社会不公正现象以及家庭和政府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亚当·斯密^[17]认为，历史上物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它自己的法律、财产和政府。让-雅克·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提出：财产带来战争、剥削和阶级冲突。他还坚持认为，所谓社会契约不过是富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特权而强加给穷人的一场骗局。卢梭在谈到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将枷锁强加于弱者而将权力赋予富人这一问题时，认为权力将“不可挽回地消灭天赋的自由；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了下来……为了少数野心家的私利而迫使全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18]在卢梭看来，法律总是保护强者而欺凌弱者；所谓的正义往往只是实施暴力和保证统治的武器；而文化、科学、艺术和宗教，不过是维持现状的帮凶，它们的职责就是给那些用来压迫人民的铁链，戴上“鲜花的桂冠”。卢梭声称，私有财产正是人类不满的根源。

伟大的19世纪爱尔兰经济学家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19]将社会主义视为“彻头彻尾的经济文盲的产物”，他曾经被人们称为最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家。凯尔恩斯曾感叹“物质利益在决定人们的政治观点和行为举止上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20]他还在《奴隶的力量》（The Slave Power）一书的“序言”中声称：“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于经济动因的行为决定的。”他的同胞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21]是当时最伟大的爱尔兰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恶毒的反社会主义者。莱基曾写道：“很少有东西像财产继承法那样对社会形态的形成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22]甚至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沉湎于一种经济决定论调。在他看来，如果不需要劳动的话，我们整天只会躺在地上无耻地放纵性欲。是经济必然性使我们摆脱了懒惰的天性，促使我们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

或者，我们不妨看看下面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唯物主义评论：

[人类社会的]居民必须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作为狩猎者、牧羊人和农夫。然后，财产具有了价值并由此引发社会不公。接下来，法律被用来抑制侵害行为和保护财产；在这些法律的认可之下，人们开始占有过剩品；奢侈品应运而生并要求持续不断地供应，正因此科学才变得必不可少并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没有科学国家将无法生存……^[23]

这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用古怪的文风写下的心得，而是18世纪爱尔兰作家、忠心耿耿的托利党人^[24]奥利弗·戈德史密斯进行的沉思。如果说这位爱尔兰人似乎对所谓的经济历史理论情有独钟的话，那也是因为很难生活在这样一个破败不堪的殖民地——盎格鲁-爱尔兰的地主阶级事实上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完全无视此类问题的存在。在拥有复杂文化上层建筑的英格兰，经济议题在诗人和历史学家眼里却远没有那么显而易见。如今，许多本该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抱有轻蔑排斥态度的人，却表现出他们相信马克思的话就是真理的样子，这些人包括银行家、金融顾问、财政官员、企业高管，等等。他们所做的一切无不证明他们坚信经济的优先性。他们无一例外都自发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此，很有必要补充一个有趣的类比实例。经济历史理论的诞生地和工业资本主义的诞生地一样，都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及其附近地区。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曼彻斯特度过的那段时光使他第一次认识到了经济的中心地位。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家纺织厂，并且以此维持了恩格斯的生活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帮助了马克思本人。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恩格斯的这一洞察是从家里开始的。富裕的恩格斯成为马克思精神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

那种以为对马克思来说一切事物都是由“经济”决定的说法，是荒唐的且过于片面的。在马克思看来，是阶级斗争塑造了历史进程，而阶级并不能被还原为经济因素。诚然，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将阶级视为在一种生产方式内处于同一地位的一群男人和女人。但是，我们所说的是社会阶级，而不是经济阶级，这一点十分重要。马克思写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革命。如果社会生产关系优先于社会生产力，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些明目张胆地贴着“经济”标签的东西会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

阶级并非仅存在于煤矿和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里，它们除作为经济实体之外还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共同体。阶级涉及习俗、传统、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思维习惯；它们还是一种政治现象。事实上，马克思曾经在著作中暗示过，缺乏政治代表性的阶级根本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阶级。他似乎是说，一个阶级只有在意识到自身是一个阶级时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阶级，阶级包含了法律、社会、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进程。所以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非经济因素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阶级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展现出大量的内部分化和多样性。

除此之外，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涉及的范围要远远大于经济。劳动几乎涵盖了整个人类学——关于自然与人类动力的理论，身体及其需要，意义的本质，社会合作观念以及个体的自我实现。这不是《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谈论的那种经济学；在《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上也读不到关于“人类物种”的文章。劳动还涉及性别、血缘和性欲。这里的问题是：首先，劳动者当初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他们又是如何从物质上得以维持和从精神上得以充实的？生产是在某种特定的生活形式中进行的，因此也就带有了社会意义。由于劳动总是代表了某种意义，而人类就是具有重大意义（字面之意就是“制作标志”）的动物，所以劳动永远不可能是简单的技术或者物质事务。你可以将其视为颂扬上帝、歌颂祖国或者获取零花钱的方式。简言之，经济总是意味着比经济本身更多的含义。这并不仅仅是市场如何运行的问题，也涉及我们是怎样成为人类的，而不仅仅是怎样成为一个证券经纪人的。^[25]

由此可见，阶级并非单纯的经济事务，更不像性生活那样仅仅是个人事务。事实上，我们很难想出一种单纯的经济事物。就连硬币也可以被人们收藏并在玻璃柜中展示，让人们欣赏它们的美学特征；或者将其熔化从而得到铸造它们的金属。顺便说一句，谈到金钱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整个人类的存在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还原为经济，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金钱的功能。金钱的神奇之处在于，金钱能将无穷无尽的人类可能性压缩进它极为狭小的范畴之中。不错，生活中确实存在很多比金钱更为重要的东西，但是其中的大多数只要用金钱都可以获得。金钱让我们能够同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让我们不至于因饥饿而突然倒毙。它可以为你买到隐私、健康、教育、美貌、社会地位、流动性、舒适、自由、尊重和感官上的满足，外带沃里克郡（Warwickshire）一座都铎王朝^[26]时代的农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精彩地描绘了金钱变化多端、点石成金的特性，以及你如何可以用这毫不起眼的金钱换来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金钱本身就是一种还原论；它能把整个宇宙装进一枚铜板之中。

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便是硬币也并非原始的经济学。事实上，所谓“经济”从来不是孤立出现的。财经媒体津津乐道的“经济”不过是一个幽灵，根本没有人见过它的模样。它是对复杂社会进程的抽象化。正统经济学思想往往倾向于缩小经济的内涵，而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则试图从最丰富、最宽广的角度去理解生产。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所以仍然有效，原因之一就在于物质产品决不仅仅是物质产品。它们坚守着增进人类福祉的希望，使我们能够获取人生中那么多珍贵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世人会为了土地、财产、金钱和资本而拼死相搏的原因所在。除了那些以研究经济为职业的人之外，没有人会仅仅视经济为经济本身。正是因为人类存在的这一领域将诸多其他维度收纳入自身范畴，所以它在人类历史中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常常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政治对手的镜像。资本主义将人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人”，它强大的对手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将物质生产奉若神明，马克思也完全一样。但是，这样的看法会误解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马克思坚持认为，大多数不断进行的生产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在他看来，只有当世间男人和女人都能真正自由地为生产而生产的时候，他们才算是在进行真正的生产。这样的愿望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艺术这种特殊化的生产形式中提前体味这种创造性。马克思写道，约翰·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27]艺术反映的是一种未经异化的劳动，这也正是马克思乐于看待自己作品的方式。他曾经将自己的著作描述为构建“一个艺术的整体”，并且格外注重自己的文风（他的大多数追随者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对艺术的兴趣也并非停留在单纯的理论上，他本人创作过抒情诗、一部未完成的喜剧小说、诗剧片断以及大量未曾发表过的论艺术和宗教手稿。他还计划过创办一份戏剧评论杂志，也想过要写一部关于美学的专著。他在世界文学领域也具有广博的知识。

到目前为止，人类很少能从劳动中获得满足感。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劳动都是出于这样或那样迫不得已的原因，这些迫不得已的原因也包括仅仅为了糊口。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到目前为止劳动都是在阶级社会中进行的，所以劳动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他人获取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对于马克思和他的精神导师亚里士多德来说，美好的生活都是由人们为自己而从事的活动所组成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仅仅找乐子的事情。我们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属于人类这种动物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不是为了责任、习俗、感情、威权、物质必然性、社会效用或者出于对万能的主的敬畏。例如，我们完全没有理由非要在彼此的陪伴中获得快乐。但是，当我们真的在彼此陪伴中获得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从中意识到了人作为“类存在物”的一种重要行为能力。而在马克思看来，这和种土豆一样都是一种生产形式。团结是人类政治变革至关重要的条件，但是团结的最终目的正是团结。这在下面这段出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动人话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把学说、宣传等视为目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辉煌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不再是联系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因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28]

这样，在马克思的心目中，生产意味着人们意识到了在变革现实的行动中人类所拥有的巨大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真正的财富是“百分百地实现人类的创造潜力……例如，将人类的潜能作为目的加以发展，而不是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尺去衡量它”。^[29]他又在《资本论》中写道，超越阶级历史之后，“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30]马克思著作中的“生产”一词包括了所有自我实现的活动：吹长笛、吃桃子、就柏拉图的思想与人争辩、跳苏格兰里尔舞、发表演说、参与政治或者给孩子办生日聚会，等等。它并不包含什么肌肉发达、大男子气概等含义。马克思说生产是人性的本质，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人性的本质就是包装香肠。我们所熟知的劳动是他称之为“praxis”（实践）一词的异化形式，praxis源于古希腊语，意思是一种自由的、自我实现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在古希腊时代，这个词指的是一个自由人的任何活动，与奴隶的活动相对应。

然而，只有狭义的经济才能允许我们超越经济。资本主义通过重新配置资源为我们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社会主义可以大大降低经济的重要性。经济不会消失，但它将变得不那么显眼。享受充足的产品意味着不必时刻为钱操心。它让我们获得去从事一些不那么单调乏味的追求的自由。所以，马克思并非痴迷于经济问题，而是将它们看作一种对人类真实潜力的嘲弄。在他所期待的世界里，经济将不再占据我们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的祖先为了物质生活而奔波忙碌，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经济剩余很少或者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你如果不去无休无止地辛勤劳动就只能等待死亡。然而，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剩济剩余确实可以用来大大提升人类的休闲时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创造这些财富的方式恰恰需要不停地积累和扩张，也就意味着持续的劳动。同时，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方式还滋生了贫穷和困苦。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结果，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男人和女人们坐拥狩猎人、奴隶和封建雇农做梦也想不到的物质丰裕，然而其工作时间和艰辛程度与这些先人们相比却丝毫没有减少和降低。

马克思的著作全部关乎人类的享受。在他看来，美好的生活不是这一种劳动生活，只有闲暇处才是生活。自由的自我实现就是“生产”的一种形式，这毋庸置疑；但是，这种生产是不能建立在强制基础之上的。如果世间的男人和女人都只把时间花在从事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休闲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样，令人惊奇的是，马克思主义对那些地地道道的懒汉和游手好闲之人加入自己的行列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然而，这正是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只有辛勤工作才能获得闲暇。

【注释】

[1]谢菲尔德（Sheffield），英格兰第四大城市，坐落于南约克郡。——译者注

[2]萨摩亚（Samoa），原名“西萨摩亚”，1977年7月更名为“萨摩亚独立国”，位于太平洋南部，萨摩亚群岛西部，由萨瓦伊和乌波卢两个主岛及七个小岛组成。——译者注

[3]约翰·格雷（John Gray），1948年生，英国政治哲学家，主要研究兴趣在分析哲学和思想史。——译者注

[4]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False Dawn：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 pitalism）（伦敦，2002年），第12页。

[5]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选集》（莫斯科，1965年），第417页。

[6]查理一世（CharlesⅠ，1600—1649年），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国王，在英国内战中失利后被指控叛国，最终被施以绞刑，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公开处死的国王。——译者注

[7]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诗人、散文家，著有《悲剧的诞生》《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等。——译者注

[8]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和知识社会学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有《疯癫与文明》《性史》《规划与惩罚》《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等。——译者注

[9]《荒凉山庄》（Bleak House），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小说通过描写一桩神秘的财产诉讼案，展现了人性的贪婪，并揭露了当时英国司法制度的弊病。——译者注

[10]《正午》（High Noon），美国于1952年上映的影片。影片中的时间与真实世界中的时间步调一致。——译者注

[11]特奥多·W.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伦敦，1966年），第320页。

[12]苏菲主义（Sufism）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最初源自《古兰经》中的某些经文和穆罕默德的神秘体验，提倡给伊斯兰教信仰赋予神秘的奥义，并奉行苦行禁欲的修行方式。——译者注

[13]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开创者，被誉为“自由主义之父”，主要著作有《论宽容》《政府论》《人类理解论》。——译者注

[14]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年），英国著名女性小说家，代表作有《傲慢与偏见》。——译者注

[15]托马斯·潘恩（Tom Paine，1737—1809年），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潘恩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写了《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成为启蒙运动的指导作品之一。——译者注

[16]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年），罗马共和国政治家、演说家、法学家、哲学家，被视为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译者注

[17]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英国经济学家，被称为“经济学鼻祖”。著有《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等。——译者注

[18]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A Discourse on Inequality）（伦敦，1984年），第122页。

[19]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John Elliot Cairnes），爱尔兰著名经济学家，他经常被人们描述为“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与逻辑》等。——译者注

[20]约翰·埃利奥特·凯尔恩斯：《孔德先生与政治经济学》（Mr Comte and Political Economy），载《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1870年5月）。

[21]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W.E.H.Lecky，1838—1903年），爱尔兰历史学家。——译者注

[22]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政治和历史随笔》（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伦敦，1908年），第11页。

[23]阿瑟·弗里德曼（Arthur Friedman）编辑：《奥列弗·戈德史密斯选集》（Collected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牛津，1966年），第2卷，第338页。

[24]托利党（Tory），英国政党。产生于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保守党。“托利”一词起源于爱尔兰语，意为“不法之徒”。——译者注

[25]彼得·奥斯伯恩的《马克思》（Marx）（伦敦，2005年）第三章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精彩的探讨。

[26]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英国的一个封建王朝。1485年由都铎家族的亨利（即亨利七世）在结束“玫瑰战争”后建立。王朝统治期间，建立国王专制统治，鼓励工商业，推进对外殖民，开展“圈地运动”，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1603年被斯图亚特王朝取代。——译者注

[27]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伦敦，1972年），第202页。

[2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纽约，1972年）。

[2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哈蒙兹沃思，1973年），第110—111页。

[3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纽约，1967年），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