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马克思主义宿命论：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世俗化的天意论或宿命论。

伊格尔顿之辩：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马克思从整体上讲是一个宿命论者。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睡大觉。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一旦衰落，劳动人民就必须挺身而出，不仅没有任何理由不将其取而代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将其取而代之。

马克思主义是宿命论的一种。它将世间的男人和女人视为历史的工具，从而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和个性。马克思相信，历史自有特定的铁律，这些铁律的强大力量推动着历史前行，这是任何人类行为都无法抗拒的；封建主义注定将孕育出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让位于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过是世俗化的天意论或宿命论。它和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冒犯。

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本章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有哪些其他政治理论不具备的思想？很显然不是“革命”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提出的时间远远早于马克思的论著；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的出处属于更加古老的历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当欧洲的工人运动发展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萌芽的时候，马克思自己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我们很难想出某个单一的政治特性是马克思的思想所独有的。而“革命党”的概念来源于法国大革命，自然也决非马克思的创造。在那之前，马克思根本没有谈及过这个概念。

那么“社会阶级”的概念又如何呢？也不是，因为马克思本人曾经明确地否认这个概念是由他发明的。的确，他重新定义了“社会阶级”的整个概念，虽然这也很重要，但还不能算作他的创造。很多19世纪的思想家都熟悉“无产阶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也不是马克思想出来的。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点主要来自黑格尔，伟大的爱尔兰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威廉·汤普森^[1]也在马克思之前预言过这一现象。马克思也不是唯一一个强调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人。他相信可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由生产者自己管理的合作社会，并且认为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但是，20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也有着同样的见解，而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此外，还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自由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派别的人士，他们虽然都认可马克思描绘的社会蓝图，却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

两条重要的原理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其一是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二是生产方式的不断交替贯穿整个历史。但是，我们此后将会看到，这两个概念都不是马克思自己的创造。那么，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如果不是阶级那就非阶级斗争莫属了？“阶级斗争”的确十分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但是它同“阶级”的概念一样都不是由马克思创造的。奥利弗·戈德史密斯^[2]在他的诗作《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中用下面这个对句描写了一个富有地主的形象：

慵躯裹锦袍，

勤者半岁饱。

这两行诗结构对称、用词精练、对仗工整，与诗中描写的经济上的浪费和不平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很明显，这个对句所描写的正是阶级斗争。这个地主掠夺佃农得来的是怎样的锦袍啊！或者如约翰·弥尔顿^[3]在《科玛斯》（Comus）中所写的：

如果每个困苦不堪的正直之士

都能分到哪怕一丁点儿

那唯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

富足与奢侈

天之福佑方能不偏不倚地

遍洒人间

《李尔王》（King Lear）中也描述了几乎相同的伤感。事实上，弥尔顿的这一观点是从莎士比亚^[4]那里偷偷盗用来的。伏尔泰^[5]认为，富人是用穷人的鲜血养肥的，而财产正是社会冲突的核心。我们将会看到，让-雅克·卢梭^[6]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因此，阶级斗争的概念并非马克思主义独有的观点，马克思本人对此也心知肚明。

即便如此，阶级斗争仍然是马克思理论的绝对核心。实际上，它之所以处于核心地位，我以为原因是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引擎或动力。而这样的观点是不会出自约翰·弥尔顿的思想的。虽然许多社会思想家一直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构成这一有机体的恰恰是社会的分歧。人类社会充满了互不相容的利益，它的逻辑不是凝聚而是冲突。例如，保持低工资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提高工资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想说的当然不仅仅是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如果说我上周三刷牙也能算作历史的一部分，那就很难看出这与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运动员在板球赛场上投出一记右拐球或者某人对企鹅的病态迷恋，都跟阶级斗争风马牛不相及。也许“历史”指的是公共事件，而不是像刷牙这样的私人琐事。但是，昨天晚上发生在酒馆里的斗殴就应该够得上公共事件了。所以，历史也许仅限于那些重大的公共事件。可是重大的公共事件的定义又该由谁来下呢？但是无论如何，“伦敦大火”怎么就能成为阶级斗争的产物呢？^[7]如果切·格瓦拉^[8]被卡车撞了，这件事要成为阶级斗争的事件也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条件：驾驶那辆卡车的是不是一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否则，这只能算是一起交通事故。对女性的压迫史与阶级斗争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并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华兹华斯^[9]或者谢默斯·希尼^[10]的诗歌也是同样的道理。阶级斗争并不能包罗万象。

马克思当初可能根本没有仔细斟酌他的文字表述，毕竟《共产党宣言》是一种政治宣传，而政治宣传往往充满华丽的辞藻。即便如此，马克思的思想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将他的思想当成了无所不包的“万物理论”，这肯定是不对的。事实上，关于麦芽威士忌或者潜意识的本质，关于玫瑰花香为什么令人难忘或者宇宙为什么有物而非无物，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任何高论，但是这并不能抹杀它的可信度。它本来就不是作为一种总体哲学而出现的。它不讨论美或色情，也不讨论叶芝^[11]的诗如何能引起奇异的共鸣。它对爱情、死亡和生命的意义也几乎没有涉猎。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从文明的起始一直延伸到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但是，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存在许多宏大叙事，比如科学史、宗教史或者性史，这些都与阶级斗争的历史相互作用，却不能归纳到“阶级斗争”之中（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世上要么有一个宏大叙事，要么就只有许多微小叙事。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因此，无论马克思本人是如何想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都不能被理解为世间发生的一切都是阶级斗争。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最根本的内容。

那么，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根本”呢？比如，阶级斗争怎么就比宗教史、科学史或者性别压迫史更根本呢？就政治行为最强烈的动机而言，阶级并不一定是根本原因。想一想民族认同在这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安东尼·吉登斯^[12]声称，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种族和性别不平等都“对阶级剥削来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13]但是，到底在哪些方面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呢？是在道德和政治上，还是在关乎社会主义的成败上？我们有时把某个事物称为“根本”，是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事物的必要基础。尽管宗教信仰、科学发现和对女性的压迫都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但还是很难看出阶级斗争是这些问题的必要基础。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根本”一脚踢开，佛教、天体物理学和世界小姐选美比赛就都会轰然坍塌的话，这显然并不真实。毕竟，它们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历史轨迹。

那么，阶级斗争的根本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马克思的解答似乎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阶级斗争塑造出了众多的事件、制度和思维形式，而它们乍一看似乎都与阶级斗争没有半点关系；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在历史从一个纪元向另一个纪元变迁的混乱过渡时期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并非“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而是指潜藏在“历史”之下的一种特殊的轨迹。他笔下的“历史”是事件发生的重要过程，而不是人类从古至今整个生存经历的同义词。

那么，“阶级斗争”的概念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理论之所在呢？也不尽然。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概念并非他的原创，这同“生产方式”不是他的原创是一样的。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创造出了一种真正全新的历史观。关于这两个观念到底是如何融为一体的，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自己对此也没有给出过令人信服的论述。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的话，与其越描越糟不如就此打住。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长期历史变迁的理论和实践。但我们将会看到，麻烦却在于马克思主义最独特之处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成问题之所在。

广义上讲，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就是特定生产力和特定生产关系的结合。生产力就是我们为了物质生活的再生产而用来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个概念涵盖人类为实现生产目的而提高自身把握或控制自然的一切努力。如果电脑被用作物质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用来跟伪装成友善陌生人的连环杀手聊天的话，那么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一种生产力。在19世纪的爱尔兰，驴子是一种生产力；人类的劳动力也是一种生产力。但这些生产力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始终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就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个社会阶级可能拥有和控制着生产资料，而另一个阶级则感到自己受到了那个阶级的剥削。

马克思相信，生产力会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发展。这并非意味着生产力会一直不停地向前发展，因为马克思似乎认为它们有时会陷入长期的停滞。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是掌握物质生产的不同社会阶级。在这个版本的历史中，似乎是生产力“挑选”出了某个能最大限度促进其发展的社会阶级。但是，终有一天会出现一个临界点，这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开始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阻碍。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陷入矛盾之时，政治革命的条件也就成熟了。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有能力推动生产力前进的那个社会阶级就会从原来的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权力。例如，资本主义步履蹒跚地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从一次萧条走向另一次萧条，这是其生产关系使然。终有一天，在它衰落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将接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甚至宣称，只有在之前的社会阶级将生产力发展到最为充分的情况下，新的社会阶级才可能接替它成为统治阶级。

这一观点在下面这段著名的论述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说明：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4]

就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就会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存在很多问题。

其一，马克思凭什么认定生产力总体上一直在发展？诚然，科技的发展往往具有累积性，这一点体现在人类不情愿放弃他们在物质繁荣和生产效率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上。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物种不仅具有一定的理性，而且还有一定的惰性，因而总是喜欢寻找更加省力的方法（这些就是超市收银台前等待结账的队伍长度基本一样的原因）。发明电子邮件之后，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在石头上刻字的时代。同时，我们还具有将这些科技进步传与后代的能力。即便一项技术本身已经消失，但是关于这项技术的知识却很少失传。不过，这一真理过于宽泛，难以用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例如，它无法解释生产力为什么在某些时代飞速发展，而在另外一些时代却停滞不前数百年。科技发展能否取得重大成就，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而不取决于某种固有的本能需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提高生产力的冲动是资本主义必要的特殊法则，而不是历史的一般法则。他们反对一种生产方式必然被另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论断。不过马克思本人是否也跟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持有同样的观点还值得商榷。

其二，我们并不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把特定社会阶级“挑选”出来，赋予其提高生产力的重任。毕竟生产力不能像幽灵一样遍览社会全景，从中找出其心仪的候选人来推动自己的发展。统治阶级当然不会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像他们夺取政权也并非如其所言要让饥者有食、裸者有衣一样。恰恰相反，他们总是追求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取剩余。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推动了整个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充实了人类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至少从长远看是如此）。他们积累起了阶级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无法享用的资源，但是他们又在这个过程中积攒起了一笔庞大的遗产，这笔遗产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在某一天被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男人和女人所继承。

很显然，马克思认为物质财富会腐蚀我们的道德健康。即便如此，他也并不像一些理想主义思想家那样，认为道德和物质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在他看来，拓展生产力就要发挥人的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决非一部进步的史诗。相反，我们一直步履蹒跚，从一个阶级社会进入另一个阶级社会，从一种压迫和剥削到另一种压迫和剥削。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看作一种不断向前和向上的运动，因为人类的需求和欲望总是变得越来越复杂，彼此间的合作越来越繁复和富有成效，新的社会关系总会不断被创造出来，人类总会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这些历史遗产将被全人类所继承，但这一遗产的积累过程却离不开暴力和剥削。最终，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将会建立起来，并用这笔累积的财富为全人类造福。但是，积累过程本身却将绝大多数人拒之门外，使其不能享受积累的成果。因此，马克思评价说，历史是“由其坏的一面推动着进步的”。由此看来，为了未来的正义，现在的非正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目标与手段大相径庭：没有剥削就没有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而没有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也就没有发展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正确地看到了物质与精神之间既相互冲突又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克思虽然诅咒阶级社会的道德沦丧，但又不仅限于简单的谴责，他也意识到了精神满足离不开物质基础。当你食不果腹的时候，也就不会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每一次人类交流方式的延伸都会带来新形式的社群和新类型的分化。新的科技可以阻碍也可以强化人类潜力的发挥。我们既不应该盲目地为现代性欢呼，也不应该轻蔑地将其贬低得一无是处。现代性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同一过程中的不同侧面。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采取辩证的方法才能抓住矛盾的本质的原因，也才是对待现代性的正确方法。

尽管如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仍然存在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同样的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每一次阶级社会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都会发生作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种奇异的一致性？是不是无论政治反对派势力已然如何强大，也不可能推翻正如日中天的统治阶级？我们是否一定要等到生产力衰退之后呢？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创造出了更为强大的压迫工具——是否会阻碍伺机而动的非统治阶级登上权力舞台？的确，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们在技术水平、组织水平和教育程度上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或许）在政治上也会变得愈发自信和成熟；但是同样的原因也可以带来更多的坦克、监视摄像头、右翼报纸和劳务外包模式。新技术可能会使更多人陷入失业的窘境，进而陷入政治上的麻痹。总之，一个社会阶级是否适宜发动革命，远远不能只看它是否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阶级能力是由一系列复杂因素构成的，而我们又怎么能轻易断定某一特定系列的社会关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社会关系的改变并不能单纯地用生产力的扩张来解释。生产力的开创性变革并不一定会带来新的社会关系，工业革命就是明证。同样水平的生产力可以与几组不同的社会关系共存，比如斯大林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共存。而谈到小农农业，从古至今它都可以与许多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所有制形式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同样一组社会关系也可以孕育出不同的生产力，例如资本主义工业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历史上并非和谐相处、携手共进。事实是，生产力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可能开创出许多新的生产关系，而哪一种生产关系将最终出现却是无法保证的。同样，我们也无法保证每当历史来到转折关头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现成的革命阶级可以挑起改朝换代的历史重担。有些时候，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偏偏就没有一个能够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阶级出现，古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很好的证明。

即便如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仍然能给我们带来很大启迪。其中一点在于，它让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当生产力发展到某一特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只能拥有某一特定的生产关系。如果要让一些人比其他人活得更舒适，你就必须首先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剩余，而这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某个特定阶段的时候才能实现。在人人都只能靠牧羊和挖野菜勉强度日的时代，你根本不可能维持一个供养着无数诗人、侍从、小丑和管家的巨大宫廷。

阶级斗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争夺经济剩余的斗争，只要经济剩余还不足以让全人类共享，这种斗争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当生产的组织方式迫使一些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把他们的剩余劳动转交给其他人的时候，阶级就产生了。当剩余极少或者根本没有剩余的时候，比如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劳作，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他人的劳动生活，所以也就没有阶级。之后，剩余的增加成为封建领主等阶级形成的经济基础，他们靠依附于其下的劳动者的辛苦劳动养活自己。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剩余，从而使消除物质匮乏并进而消灭阶级成为可能。但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将之付诸实践。

然而，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生产力在与社会关系的较量中总能占据上风——或者说为什么社会关系总是对生产力唯命是从呢？除此之外，这一理论似乎与马克思阐述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方式并不相符，或者在某些方面与从奴隶制到封建主义的转变方式也不相符。并且，一些毫无促进生产力增长能力的阶级仍然能够持续掌握政权长达几个世纪。

这个模式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其宿命论，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生产力前进的步伐。历史以其不可改变的内在逻辑向前发展。一个单一的历史“主体”（即不断增长的生产力）贯穿整个历史，一路上将一个个政治体制统统淘汰。这是一种强烈的形而上学的幻想。但是，它所描述的社会进步的情景却远远没有这么单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最终将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之大却是令人惊悚的。生产力发展的每一步既是文明的胜利也是野蛮的胜利。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可能带来全新的解放，那么这种解放也必然是浸透了鲜血的。马克思决非盲目兜售进步的幼稚之徒，他非常清楚实现共产主义是要付出可怕代价的。

诚然，阶级斗争似乎又同时表明世间男人和女人的行为是自由的。比如罢工、停工和占领等行为，我们就很难把它们看成是一种鬼使神差的力量所为。但是，如果这种自由行为其实是——打个比喻——早已编好的程序，事先已经“写入”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之中了呢？我们在这里不妨类比一下基督教中有关神的旨意与人类自由意志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基督徒而言，我勒死一个地方警察局的警长是我的自由行为；但是上帝在永恒之中早已预见到了我的这一行为，把它纳入到了他为人类所作的规划之中。他上周五并没有强迫我穿上女侍的服装并自称为“米莉”，但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早就知道我会这么做，所以早就在他的宇宙蓝图里设计了米莉其人其事。当我祈求上帝赐给我一个更漂亮的泰迪熊，以替换躺在我枕头上的那个耷拉着耳朵、满身啤酒污渍的旧泰迪熊时，并不是上帝从来就没有过满足我愿望的想法而只是在听到我的祈祷后才改变了心意。上帝是从不改变心意的。相反，他在永恒之中决定：因为我做的祈祷而赐给我一个新的泰迪熊，而我祈祷这件事本身也是上帝早已在永恒之中预见到了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上帝的天国的出现并非注定之事：只有人类在现世之中就为之奋斗，它才会到来。但是世人源自自由意志而为之奋斗本身，却是蒙受上帝恩典的必然结果。

在马克思身上，也同样体现出了自由与必然的这种相互作用。他有时候似乎认为，虽然阶级斗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的自由行为，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却注定会激化，而且在某些时候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可以准确预知的。就拿社会主义为例，马克思显然认为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他曾经不止一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声称资产阶级的覆灭和工人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非因为马克思相信历史深处镌刻着某条秘密法则，无论世间男人和女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它都将把社会主义带给人类社会。如果真是这样，那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呼吁人们进行政治斗争呢？如果社会主义的到来真的是不可避免的，有人就会认为我们只需要坐等其成就行了，也许还可以在等待的同时点上一份咖喱饭或者收集一些刺青图案。历史宿命论是治愈政治无为主义的良方。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没能挫败法西斯主义，历史宿命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一度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行将灭亡时的垂死挣扎。有人可能会说，19世纪的人们有时可能对这一“不可避免的”的社会十分渴望，但是现在的我们却并非如此。如今，“……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句子总是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

马克思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睡大觉。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一旦衰落，劳动人民就必须挺身而出，不仅没有任何理由不将其取而代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将其取而代之。他们将会意识到，改变社会制度不仅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也是作为大多数的他们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他们都是理性的动物，到时候自然会理性地采取行动，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当你已经有能力让这个体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改变时，为什么还要把你将要推翻的那个体制下的那个可怜虫从覆灭之中拯救出来呢？如果你的脚奇痒无比，你明明可以挠一挠，干吗非要忍耐不可呢？正如基督徒认为人的自由行为同时也是上帝预先规划的一部分一样，马克思坚信，资本主义的瓦解必将不可避免地引导人民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将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接下来，马克思又论述了在特定环境下自由的男人和女人必然要做的事情。但毫无疑问，这个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因为自由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事情是你必然要做的。即便你因饥肠辘辘而腹痛难忍，你也不必非要吃下一块多汁的猪排。如果你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你或许会选择饿死。如果我只能采取一种行动而且又不得不采取这种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是自由的。资本主义也许正在毁灭的边缘上苦苦挣扎，但是取而代之的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也有可能是法西斯主义或野蛮社会。也许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工人阶级不仅十分孱弱并且意志消沉，从而根本无法付诸任何建设性的行动。马克思认为，在最为悲观的情况下，阶级斗争可能会造成相互争斗的阶级“两败俱伤”。

或者——这是马克思未能充分预见到的一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也可能通过改革而避开政治暴动。社会民主主义正是挡在资本主义与政治灾难之间的一道防波堤。如此一来，资本主义就可以利用从发达生产力中获取的剩余收买革命，这一点与马克思描绘的历史蓝图是完全不相符的。他显然相信，资本主义的繁荣只能是昙花一现，这个制度终有一天将土崩瓦解，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崛起并接管政权。但是这种观点至少忽略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即便危机四伏也能够千方百计地（相比马克思的时代，我们当今的手段要复杂、巧妙得多）笼络人心。在那个年代里，毕竟还没有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和《每日邮报》（Daily Mail）供其参考。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另一种未来，即根本没有未来的未来。马克思不可能预见到核毁灭或者生态灾难，或者因为某颗小行星撞击地球而给统治阶级带来挫折，但即便遭受如此厄运在一些资本家眼里也比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要强。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突发事件，最坚定的历史宿命论也无济于事。不过，我们依然可以探究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位历史宿命论者。如果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生产力产生特定社会关系这一观念，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了：这意味着马克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宿命论者，而这样一个结论对几乎当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15]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历史并不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而是生产力创造的，生产力具有自己奇特的拜物教特性。

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存在另外一种思潮，即认为社会生产关系高于生产力，而不是相反。封建主义让位于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后者比前者能更为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因为乡村中的封建社会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所取代。是封建主义创造出来适合新兴资产阶级成长的条件；资产阶级的出现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此外，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如果生产力得以扩张，并非因为生产力具有某种固有的发展倾向，而是因为阶级利益的驱动。对现代而言，如果说生产力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在快速增长着的话，那是因为资本主义必须不断扩张否则将无法生存。

在这个替代理论中，人类以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为形式，确实成为自己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曾经谈到，他和恩格斯对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观点已经强调了大约四十年。^[16]阶级斗争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其结果是无法预知的，因此宿命论也就失去了根据。你或许总是可以说阶级冲突是注定要发生的——因为社会阶级具有追逐相互冲突的利益的本性，这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了的。但是，这种“客观的”利益冲突不时会以大规模政治斗争的形式出现，很难想象这样的斗争怎么可能是预先设定好了的。马克思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肯定不会认为《工厂法案》或者“巴黎公社”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纯粹的宿命论者，那么他很可能会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到来。可是他毕竟不是一个从水晶球中窥探天机的占卜术士，而是一个谴责世间非正义的预言家。

马克思这样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7]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中世纪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的评价，让人感到似乎阶级关系才是这些社会的首要因素。同时他还坚持认为，无论是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每一种生产方式都具有自己鲜明的发展规律。如果的确如此，那么人们再也不需要按照严格的“线性”历史进程的观点来思考问题，也不再认为各种生产方式会按照某种内在的逻辑相互交替。封建主义并不存在某种内在的致病因素，将其不可抗拒地推向资本主义。历史不再是一块由一根长线贯穿其中的锦缎，而是由一系列差异和间断形成的进程。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相信所谓“普遍适用的革命法则”。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对那些指责他试图将整个人类历史归于一个单一法则之下的说法表示了反对。他非常厌恶这种乏味的抽象概念，认为那正是浪漫主义的做法。他坚持认为：“如果不是将唯物主义方法作为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而是将其用作一种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扭曲历史事实的现成模板，那唯物主义就变成了它的对立面。”^[18]他警告说，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看法不应变成“忽略各国历史环境的不同，用命运确定的一般性道路来解释各国情况的历史哲学理论”。^[19]如果说某些历史倾向的确应验过的话，那么也有某些反倾向让我们意识到最终的结果是不能确定的。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贬低“生产力的首要性”，而提升我们刚刚探讨过的替代理论的重要性。但这一做法未免有点防卫过当了。前一种观点在马克思著作中的重要论述中出现过多次，证明马克思对待这一观点是十分认真的，而决非什么突发奇想。同时，这也是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通常理解。一些评论者声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已经或多或少放弃了他之前的观点，不再把生产力看作历史的英雄了。但其他人并不以为然。然而，研究马克思的人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认为合理的观点，只有那些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才会将马克思的著作视为不可改变的圣典，现在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恐怕比基督教各种流派的原教旨主义者要少得多。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马克思从整体上讲是一个宿命论者，否认人类行为是自由的。恰恰相反，他明确信仰自由，经常谈论，且不仅限于在报章杂志上，个人如何（有时是应该）拥有各自独特的行为方式，不管历史的局限会对他们的选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恩格斯在一些人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宿命论者，但他一生都对军事战略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而军事战略根本谈不上什么命运问题。^[20]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强调勇气和坚持对取得政治胜利的至关重要性，并且似乎也充分考虑到了突发事件能对历史进程起到决定性影响。1849年的霍乱疫情致使法国武装工人阶级遭遇失败就是很好的例证。

无论如何，必然性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非宿命论者也可以认为一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连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大堆得克萨斯人都要挤进一个电话亭里去，那么肯定有人会被挤成肉饼。这是一个物理学问题，而不是命运问题。因为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这些人都是出于自由意志挤进那个电话亭里去的。我们自由采取的行动，惯常导致其以一种异化力量的形式同我们相对抗的结局。马克思关于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

必然性还包含其他含义。宣称正义将不可避免地在津巴布韦取得胜利，并不意味着这件事就必然会发生。这可能更多地是出于一种道德或政治上的需要，意思是说其他的选择都太糟糕，不值得为其费心思。“要社会主义还是要野蛮社会”，并不是说我们最终结局是这两种社会制度必居其一。这也可能是强调“不实现社会主义后果将不堪设想”的一种方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但是，这里的“必须”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劝导，并不是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样看来，马克思或许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宿命论者，但他作品中的许多表述却传达出了一种历史宿命论意识。他有时会将历史规律比作自然规律，比如他在《资本论》中提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21]当一位评论者说在马克思的作品中社会的演化就如同一种自然历史的进程时，马克思似乎表示了赞同。马克思还赞同并引用了一位评论家对他的著作的评论，该评论认为他的著作揭示了“现行事物秩序的必要性，以及现行秩序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另一种秩序的必要性”。^[22]但是我们还不清楚，这种朴素的宿命论是如何与阶级斗争中心主义融合在一起的。

恩格斯曾数次将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明确地区分开来，但是却在另一些时候数次强调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马克思似乎想从自然中为历史找到根据，但是他也强调，我们创造历史却不创造自然。有时候他批评用生物学原理解释人类历史的方法，还反对所谓存在普遍适用的历史规律的说法。马克思同许多19世纪的思想家一样，劫持了自然科学的权威性以及最高的知识模型，以便为自己的作品赢取合法性。但是，他或许也相信，所谓的历史规律是可以通过科学规律的确定性去认知的。

即便如此，人们也很难赞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视为同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确定无疑的观点。他不可能想到历史会像风暴一样演变。诚然，马克思认为历史事件的进程会展现出某种显著的模式，但是持这种观点的决非只其一人。将历史看作全无章法的随机事件的人并不多。如果社会生活既无规律可循也不存在任何可预见的发展趋势，我们就不可能采取任何有目的的行动。这并不是一道既非不变铁律即是绝对混乱的选择题。任何一个社会都如同任何一种人类行为一样，在开启某些未来希望的同时也会屏蔽另一些可能性。但自由与限制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决非什么必然。如果你试图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那么就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你很可能最终陷入某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这是一种历经无数次检验的历史模式，一大批失败的社会实验已经证实了这个规律。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通常不喜欢谈论历史规律，在涉及这一特殊问题时他们也可能会改变态度。但是，如果声称你最终必定会陷入斯大林主义的桎梏，则不免忽视了历史的偶然性。或许普通百姓会揭竿而起，夺取政权；或许一些富国会出乎意料地向你伸出援手；或许突然发现你就坐在全球最大的一个油田之上，可以利用这一资源以一种民主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繁荣的经济。

历史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马克思似乎并不相信从奴隶制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是按照某种不可改变的模式依次交替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23]一方面，从一开始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就不仅仅是一种交替关系，它们可以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存。另一方面，马克思曾明确表示，他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观点是仅仅针对西方社会而言的，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至于生产方式，并非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相同过程。布尔什维克就成功跨过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长期阶段，将半封建主义的俄国带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一度相信，他的祖国德国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必须经历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阶段。但后来，他似乎放弃了这样的想法，转而建议通过一场“一劳永逸的革命”套叠不同的阶段。启蒙运动的典型历史观将历史视为一个有机进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一阶段都从另一阶段自然而然地孕育出来，从而构成我们统称为“进步”的整体。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是以暴力、分裂、冲突和非连续性为特征的。进步确实是有，但正如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评论印度社会时所说的那样，进步像可怕的异教神怪，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作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历史的必然性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他似乎并不认为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必然会兴起。要摆脱某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可以有多种途径。当然，这种选择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你不可能从一个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倒退回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除非一场核大战不期而至。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会使这种倒退变得毫无必要和不受欢迎。但是，马克思认为有一种转变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自利、残酷竞争和无休止扩张需求的驱使下，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够使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创造出在另一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下足以使所有人受益的剩余。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实现资本主义；或者说，也许你不必经过资本主义，但是总有人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俄国有可能在其农民公社的基础上而无需经历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去实现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但是，他却没有想象出来在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资源的帮助之下社会主义也能取得成功。某一个特殊的国家或许不需要经历资本主义阶段，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其他地方就必须要有资本主义存在。

这就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道德难题。就像一些基督徒认为的那样，作为上帝为人类制定的规划中的一部分，邪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因而你也可以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话：无论资本主义多么贪婪或不公，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未来都是必须忍受的，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把社会主义带给我们。实际上，我们不仅要容忍资本主义，还要积极地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就多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欢呼叫好，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铺就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例如，在1847年的一次演讲中，马克思就为自由贸易进行了辩护，认为它正在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他还希望看到德国的统一，却是基于统一能促进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这样一种认知。这位革命社会主义者还曾数次在其著作中流露出对进步资产阶级的过分期待，指望他们结束人类的“野蛮状态”。

这种观点是否道德显然值得怀疑。它同斯大林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未来为名进行的屠杀有什么区别？美好的结果是否就能洗清卑劣手段的罪名呢？既然当今已经没有几个人相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那么在一个很可能永远不会实现的未来的祭坛上进行的残酷杀戮，我们是不是更有理由宣布将它唾弃呢？如果资本主义对实现社会主义至关重要，并且资本主义又毫无公正可言，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不公正的东西在道德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呢？如果未来必将是正义的世界，那么过去就必须充满不正义吗？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人类能力的发展是以占绝大多数的个人甚至阶级为代价的。”^[24]他的意思是说，当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人类的善最终将战胜恶，但是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征途中，会发生许许多多痛苦和不公正的事情。最终物质的繁荣将成为自由的支撑，而物质的繁荣正是这非自由结出的果实。

有人作恶并希望由此带来善果，有人则努力将别人作的恶转化为善果，这两者是不同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作过资本主义的恶，所以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罪行不用担负责任；但是，如果这个恶已经存在，改恶向善显然才是理性的做法。这样做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当然也并非只有恶。认为资本主义一无是处的观点是极其片面的，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不仅能孕育出自由，还能孕育出野蛮、解放和奴役。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是却无法让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绝大多数公民得到那些财富。即便如此，那些财富总还是可以让大多数人得到的。我们可以把财富从孕育它的那些贪婪的、个人主义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投资于整个共同体，并且将其不良影响降至最低限度。这样一来，世间的男人和女人都将从经济必然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过上一种能够自由发挥自身创造性潜能的生活。这就是马克思憧憬的共产主义。

但是，所有这一切决不是说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如果我们能够以更少血泪、汗水的代价实现人类解放，那当然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不是一种“目的论”。目的论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是前一个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个阶段都同其他阶段一起构成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个目标本身是必然的，它是隐藏在整个历史进程背后的驱动力。在这一叙事中，每个因素都不能被忽略，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有害和负面，都会促进整体善的到来。

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宣扬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利用资本主义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也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之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能为资本主义的恶行洗清罪名，也不能说资本主义必然会出现。生产关系也不是必然会出现的，它们并非因为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同之前的各个阶段联系在了一起。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是为了其他阶段而存在的。像布尔什维克那样跳过某些历史阶段是可能的，而结果却是无法保证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并不是朝着某个特定方向前进的。虽然资本主义可以被用来建设社会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历史进程都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秘密奋斗。

现代资本主义时代成就斐然，这无可置疑。它特色鲜明，从麻醉药剂和刑法改革到高效的卫生体系和言论自由，这些成就本身就值得肯定，而不是因为它们可以被社会主义利用才显得珍贵。但是，这不意味着它们可以洗清资本主义的罪恶。我们可以说，即使阶级社会碰巧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人类为这个理想的结局被迫付出的代价还是太过高昂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必须延续多久以及必须达到多大程度的兴盛昌隆，才足以抵消阶级社会在历史上造成的巨大伤痛？难道它真有如此能力，甚至连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样的暴行也变得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25]说：“历史的道路铺就在无数个人的悲伤与痛苦之上。你可以对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作出诸多解释，但唯独不能为其罪责辩护。”^[26]

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悲剧性的世界观。它的最后一幕——共产主义——非常令人欢欣鼓舞。但是，如果你不去体会它的悲剧性张力，也就不可能理解其复杂深意。马克思主义叙事并不是因为结局悲惨而具有悲剧性。但是一种叙事并不必然因结局悲惨而具有悲剧性。即便世间的男人和女人最终都皆大欢喜，但是他们的祖辈为了他们的幸福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仍然让人感到悲惨。有太多人倒在了通往社会主义的路上，壮志未酬，烟消云散。除非我们真的可以起死回生，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补偿那数以百万计的牺牲者。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悲剧性之所在。

阿吉兹·阿罕默德^[27]很好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说的是马克思关于农民阶级的消亡问题，但是马克思所表达的观点在其著作中却具有更为普遍的适用性。阿吉兹写道：“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悲剧式的愤怒语言，一种巨大的瓦解和不可挽回的失落感，一种无论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难以完全认同的道德困境，认识到受苦之人既值得尊重又有其缺点，认识到历史的成败终究要归于物质生产，他怀着一丝微弱的希望，认为善果最终可能出自这种残忍历史。”^[28]悲剧不一定就是毫无希望，毋宁说悲剧到来之时往往伴随着恐惧、战栗以及惊悚的表情。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自己认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如果有人试图尽可能用符合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方法把低水平的生产力发展上去，结果又会如何呢？这将会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但大体上讲，这正是布尔什维克俄国左翼反对派的观点^[29]；虽然他们的这个计划失败了，但是也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确实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的正确战略。无论如何，要是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呢？人类难道就不能找到某种不那么残酷的方式，去发展马克思眼中最可宝贵的产品——物质繁荣，一种由富于创造性的人类力量、自我决定、全球沟通、个人自由、瑰丽文化等共同构成的财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难道就不能创造出像拉斐尔^[30]和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人物吗？想到古希腊、波斯、埃及、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灿烂辉煌的艺术和科学，人们不禁要问：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真的是必要的吗？现代科学和人类自由之价值与原始部落社会之精神产品，人们更应该看重哪个？如果把民主和大屠杀放到历史的天平上，究竟孰轻孰重？

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畴。假设我们中的一些人能够从核战争或者环境灾难中幸存下来，不得不从零开始重建文明，并且假设我们已经知道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那么这一次尝试走社会主义道路难道不是更明智的选择吗？

【注释】

[1]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1775—1833年），爱尔兰哲学家和社会改革人士。——译者注

[2]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30—1774年），18世纪英国著名剧作家，代表作有喜剧《善性之人》和《屈身求爱》。——译者注

[3]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年），英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有《失乐园》等。——译者注

[4]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集大成者。——译者注

[5]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译者注

[6]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7—1778年），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译者注

[7]发生于1666年9月2日到9月5日的“伦敦大火”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许多建筑在大火中付之一炬。——译者注

[8]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年），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领导古巴人民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译者注

[9]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其诗歌理论动摇了英国古典主义诗学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英国诗歌的革新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译者注

[10]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年生，爱尔兰诗人，199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11]威廉·叶芝（William Yeats，1865—1939年），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神秘主义者。——译者注

[12]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年生，剑桥大学教授，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欧洲当代思想界少有的大师级学者之一。——译者注

[13]转引自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编：《马克思主义理论》（Marxist Theory）（牛津，1989年），第143页。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arx and Engels：Selected Works）（伦敦，1968年），第182页。

[15]G.A.柯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arx's Theory of History：ADefence）（牛津，1978年）中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一个错误的观点很少能得到这样的认同。S.H.瑞格比（S.H.Rigby）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Marxism and History）（曼彻斯特和纽约，1987年）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了很好的记述，本书借鉴了该作品的内容。

[16]转引自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与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工人阶级的变迁》（The Changing Working Class）（伦敦，1983年），第13页。

[17]马克思：《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纽约，1973年），第101页。

[18]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选集》（Selected Correspondence）（莫斯科，1975年），第390—391页。

[19]同上，第293—294页。

[20]约翰·马奎尔（John Maguire）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Marx's Theory of Politics）（剑桥，1978年）第123页中提出的观点。

[21]马克思：《资本论》（Capital）第一卷（纽约，1967年），第9页。

[22]转引自汤姆·博托莫尔（Tom Bottomore）编辑：《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牛津，1983年），第140页。

[23]转引自翁贝托·梅洛蒂（Umberto Melotti）：《马克思主义与第三世界》（Marxism and the Third World）（伦敦，1972年），第6页。

[24]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伦敦，1972年），第134页。

[25]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年），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理论。——译者注

[26]转引自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马克思的自然观》（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伦敦，1971年），第36页。

[27]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生于印度，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评论家。——译者注

[28]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In Theory：Classes，Nations，Literatures）（伦敦，1992年），第228页。中译文参考易晖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特此感谢！——译者注

[29]所谓的“左翼反对派”是指存在于1923—1927年间的一个苏联共产党内部派系，其实际领导人是列夫·托洛茨基。——译者注

[30]拉斐尔（Raphael，1483—1520年），意大利著名画家，“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代表作有《西斯廷圣母》《雅典学派》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