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现代玻璃、陶瓷器的主导品牌及其风格的形成刘刚“上海博物馆藏欧洲玻璃陶瓷精品展”于2009年5月在宁波博物馆隆重开幕,展品的时代为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艺术风格以“新艺术风格”和“装饰艺术风格”为主,这些作品格调高雅、工艺精良,虽未包罗欧洲所有的知名厂家,但也足以让人领略到当时欧洲的工艺美术风貌。......
2024-10-28
上一节末尾说到声律,要求锦上添花。写完,自己想想,这本小书本意是为初学说法,思路却跑了野马,闯入平平仄仄平,即使还不够胡来,也总是好高骛远吧?似乎应该赶紧打住。继而一想,既然已经高了,远了,也无妨一不做,二不休,再高一些,再远一些,碰碰“风格”问题。这样再岔下去,也有个理由,就是:常拿笔,随手涂抹,所得渐多,所行渐远,你总会胃口更大,欲望更奢,这就不能不碰到风格问题,说得更明显一些,是愿意自己的文章有自己的味儿。
古往今来的大作家,文章几乎都有自己的味儿,即所谓独特的风格。远的如庄子和荀子,前者飘逸,后者严谨;中的如曾巩和苏轼,前者总是板着面孔,后者总是说说笑笑;近的如鲁迅先生和朱自清,前者如从昆仑山上向下放水,后者如在细而柔的绫子上绣花。大作家之所以成为大作家,除了所写的内容有高价值以外,就是因为文章有自己的风格。或者说得委婉一些,一切大作家,文章都会有自己的风格。两个作家,风格可以差得很多,如刚才举的那几位;也可以差得不很多,如欧阳修和司马光。同是风格,还有近于常格和远于常格之别。这或者不能说是哪种高一些,哪种低一些。不过远于常格的,一般说总是造诣比较高的,更值得注意的,古代的如《庄子》,近代的如鲁迅先生著作,勤于读书的读者不必看署名,就可以嗅出这是《庄子》,这是鲁迅先生所写。文章写到人家能够嗅出特殊的味道,这才够得上高,说得上妙。
风格是什么?简单说是:人的资质或个性,学识或见识,表达能力和表达习惯,拿笔时的心境,几种加起来,在字面上的反映。资质或个性,即信什么,喜欢什么,人不能尽同,或有大差别,如庄子和荀子,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但可以推想,前者玩世不恭,有风趣,后者必是道貌岸然。这不同的个性不能不表现在文章上。学识或见识,表达能力和表达习惯,自然更要表现在文章上。写时的心境也有关系,如李后主,资质、学识等是有定的,可是写词,前后期的风格迥然不同,那是因为,前期是作小朝廷的皇帝,纸醉金迷,后期则是以眼泪洗面了。几种成分,人与人都不能尽同,加起来成为总和,差别自然就更大;表现到文章上就会成为不同的风格。不过能不能形成风格,至少从成品检查方面看,那主要是看表达能力和表达习惯能不能高到某种程度;不够高,甚至还不能通顺,自然谈不到风格。因此,谈风格,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着眼,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表达能力和表达习惯。
风格有多种。文学史上,分得清晰细致并为大家所熟悉的是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这24种是: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是不是还可以分得更细?自然可以,因为分析评介诗文作法的一类著作,包括《文心雕龙》,大量的诗话、词话,直到各种选本的高头批注,等等,其中不少名目是24诗品之外的。这些名目都是看来清楚、想来模胡的玩意儿,甚至应该说可意会不可言传。司空图煞费苦心以求言传,结果也只能多乞援于比喻,如“含蓄”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不着一字”“万取一收”,这指的是哪一种写法?也仍是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面思索,就说是近于捕风捉影吧,反正“雄浑”绝不同于“纤秾”,“绮丽”绝不同于“自然”。事实也正是,写文章,如果成熟到某种程度,那就有可能具有这种风格(如“豪放”)或那种风格(如“缜密”),或者兼有这种风格和那种风格(如“清奇”加“流动”)。有风格,或说有自己的味儿,这自然是高的境界;不过既然是一种境界,它就容许人走到那里或接近它。
这里要插说一个问题,是风格有没有坏的。如果风格是指表现在文章中的特点(为了问题单纯,这里还是限于表达方面),那就应该说,有坏的。举两个突出的例。一个是,一位已经作古的学者,作品不少,行文很蹩脚,生硬沉闷,甚至语句常常不能明确地表意。这是他的文章的特点。另一个是,一位半老年人,大概希图特别恳切吧,发言,一句话的后半,或两句话的后一句,总要重述一遍。这是他的语言的特点。如果这也可以算作风格,风格的名目中就要加上“昏沉”“冗赘”等等。我们习惯称这类特点为缺点,不称为风格,可见所谓风格是指好的特点,坏的不能算。
这好的特点,怎么取得呢?办法是“采花成蜜”。资质或个性,生而有之,能不能人定胜天,留待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去研究处理。这里还是就学作文说,学的办法,已经说过多少次,要大量地读,大量地写。大量地读,可以比作蜜蜂的采花。又不完全相同。推想辨别花的气味,蜜蜂是靠本能;我们就不行,要靠学。学,前面也已经谈了不少,大致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偏于感性的,慢慢地、仔细地体会,这有如尝菜,细咀嚼,分辨哪一盘味道好,好在哪里,记住;二是偏于理性的,聚集感性的认识,组织、提高为评价的眼力,以之为尺度,辨别高下,并追求高下的所以然。然后是在大量的写中吸收。这也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早期的,可以有意地着重吸收某一点。以古人为例,如苏轼的学《庄子》,归有光的学《史记》。就现代说,可以学鲁迅先生的雄健,或朱自清的清秀。二是晚期的,吸收变为无意的,兴之所至,随手拈来,化到笔下都能恰到好处。
以上说采花,说成蜜,是粗略言之;为了实用,还可以说得细一些。先说采花。花,无处不有,就是说,不管读什么,这读物中都可能有值得吸收的东西,那就应该吸收。读物,范围大得很,“可读的”是古今中外,“所读的”是力之所及。中而今,可吸收,应吸收,用不着说。中而古,也可吸收,理由需要说一说。这指的是两种方式:一种,可以称之为形体的吸收,就是把有强大表现力而现代语中缺少的词语直接用在自己的文章里,鲁迅先生就常常这样;另一种,可以称之为精神的吸收,如学《庄子》的飘逸,《荀子》的严谨,以及一般文言文的简洁、句式多变化,等等。外文作品,形体的吸收不好办,可以吸收其精神,把它们风格中的优秀的,尤其我们缺少的,吸收来,作为酿蜜的材料。读物,如果都有可取,来者不拒还是挑挑拣拣?应该,事实上也只能挑挑拣拣,因为这还要取决于自己的兴趣和看法。人的兴趣和看法,难免各有所偏,是不会兼容并包的;也唯有不兼容并包,就是说,有迎有拒,迎的,有的多,有的少,最后融会到一起,才能成为自己所独有的风格。在迎和拒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错误,这也无妨,因为在协调的过程中可以辨认,改正。再说成蜜,即形成自己的风格。花,都是外界的;酿成什么样的蜜,花粉的质和量关系不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自己的兴趣和看法。俗话说,有人爱吃酸的,有人爱吃辣的。一种风格,甲乙都承认不坏,可是甲喜欢,乙不喜欢或不怎么喜欢。还可以差别更大,一种风格,甲觉得好,乙觉得不好。文学史上有多种流派,各派之间争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相持不下,主要就是来自兴趣和看法的差别。这勉强不得,只好从心所欲,各采各的花,各酿各的蜜。酿蜜,非一朝一夕之功。一般是,前期常是打游击战,读某种作品,觉得好,自己拿笔,或有意或无意,学几句,或全部用那个格调写。最明显的例是古人作诗的戏效什么什么体,如李商隐学杜甫,有“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诗句,就学得很像。打游击战,容易转移,目的是变不利为有利。常常有这种情况:读中欣赏,写中学,再读,觉得原来的看法并不对,于是写中换为学另一种。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写,略有进益,求好心切,于是努力学修饰造作,恨不得字字抹颜色,语语不平凡;及至多读,多体会,才发现前之所追求是涂脂抹粉或虚张声势的假相,并不是本色的美,于是改弦更张,学本色,学冲淡自然。总而言之,是边学(读,吸收,写,模仿)边改(弃此从彼),边改边学,在学和改的过程中渐渐丰富,渐渐融合,渐渐稳定。融合,所收成分不同,这是形成自己的风格的基础;稳定,是以自己的兴趣和看法为主导,化多为一,并在表达方面具体化。这由多种花粉融合而成的“一”(独特风格),也许离常格不远,那就只有比较熟悉的人或有偏爱的读者能够嗅出来;也许离常格相当远,那就一般常翻书的读者都能嗅出来。人人都能嗅出来,谈何容易;实事求是,执笔为文,无妨退一步,甚至退两三步,正如为人一样,敦品励行,不为人所知也未尝不可,能够使人感到确有自己的风度就更好。
上面只说风格的有无,没有说风格的高下,有人也许会问,风格有没有高下?很难说。为了容易说明,无妨举书法为例,是褚(遂良)的秀逸好呢,还是颜(真卿)的浑厚好呢?有人认为可以(实际是凭爱好)分高下;但苦于意见不能一致,有人投褚的票,有人投颜的票,如果票数相等或相差无几,那就等于承认不能分高下。因此,平心而论,我们不如说都好,各有各的美。风格也是这样,只要说得上是风格,也是各有各的优点,比高下很难,似乎也没有必要。重要的是见花能采,终于酿成蜜,即形成自己的风格。
这自然不容易。办法只能是锲而不舍,期待功到自然成。不成,不能强求,以免邯郸学步,画虎不成反类狗。但知道有此一境,顺路向前以求接近,即使不能登上玉皇顶,能到中天门看看也好。人生路途上的许多事都是这样,能否成功要到最后看分晓;在此之前,在立志方面无妨狂妄一些。
有关张中行全集(6)·作文杂谈 词组和句子 非主谓句 紧缩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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