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似是而非的其他理由

怀疑论者还提出了另外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这里我们讨论其中三个。第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是法律的非中立性。在一些学者看来，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虽然表面看来是中立的，但实际上是为少数群体的利益服务的。例如，彼得·加贝尔(Peter Gabel)说，当下的合同法企图掩盖世界上的真实情形;^[114]理查德·阿贝尔(Richard Abel)说，侵权法试图用表面的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115]戴维·凯瑞斯(David Kairys)说，言论自由的意识形态旨在使现存的社会和权力关系合法化，以掩盖真正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的匮乏。^[116]这些主张也许是真的，但和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并不相关。这两个问题(非中立性与法律命题的真值)之所以会联系起来，仅仅是因为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客观的”(objective)这个词语。“客观性”具有不同的意义。有时我们说一个法官是客观的，因为他在审理案件时排除了主观上情绪的影响或偏见的干扰，这种干扰会使得他无法在控辩双方之间保持中立。在这里，所谓“客观的”，实际上就是“中立的”“无偏私的”。这种意义上的“客观的”修饰的是主体，或者更加精确地说，修饰的是主体的态度或行为倾向。当我们说某个法律规则或制度不是客观的，而是为少数群体利益服务的，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客观的”这个词语的。然而，当我们说法律问题具有“客观的”答案时，或者当我们说法律命题具有“客观的”真值时，我们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的，而是说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或者说一个法律命题是真的还是假的，并不取决于人们认为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或人们认为这个法律命题是真的还是假的。^[117]法律可能具有这种意义的客观性，也可能不具有，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取决于法律的内容是中立的还是偏私的。

第二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是司法虚饰理论。在一些学者看来，法官并不是根据先在的法律素材进行裁判的，而仅仅是将这些法律素材作为粉饰他们的政治性决定的外衣。例如，在格雷(John C.Gray)看来，绝大多数司法判决来源于法官的个人伦理观念，但法官们往往假装他们在进行三段论推理。^[118]美国田纳西州法官约瑟夫·赫奇森(Joseph Hutcheson)提到，法官主要是依靠一种“直觉”(hunch)得出结论的，而这种直觉并不是来源于成文法或先例，而是来源于法官的社会地位、政治背景、伦理观念等因素。^[119]卢埃林则认为决定司法判决的是生活中的规则，制定法与先例中的规则仅仅是一种“纸面的规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漂亮的玩偶”。^[120]司法虚饰理论是一种关于司法活动的经验性主张，这一主张是否正确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得到相关的经验证据的支持。不过，即便这一主张是正确的，也不能用以支持法律问题缺乏正确答案，它所支持的仅仅是法官并不致力于探究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法律问题是否具有正确答案，和法官是否致力于探究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并不是一回事，甚至和法官是否应当致力于探究法律问题的正确答案也不是一回事。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源于这样一种假定:如果法律问题具有正确答案，那么法官将会受制于这一正确答案，从而损害法官的道德自主性以及法官解决法律难题的想象力。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法律问题是否具有正确答案的论证，而是一个关于法律问题是否应当具有正确答案的论证，或者一个关于我们是否应当相信法律问题具有正确答案的论证。这同样和我们的主题没有关系。

【注释】

[1]［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18页。

[2]Alf Ross:“Tû-Tû”，70 Harvard Law Review，(1957)，pp.812～825.

[3]Bartosz Bro ek，“On Tû-Tû”，Revus［Online］，2015.URL，http://revus.revues.org/3426.

[4]See Giovanni Sartor，Legal Reasoning: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Law，Springer，2005，pp.560～562.

[5]John Hospers，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Analysis，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Ltd.，1970，p.45.

[6]［美］J.卡勒:《索绪尔》，张景智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这里的“任意”是在“偶然”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

[7]See Peter F.Strawson:“Truth”，in Logico-Linguistic Papers，(2nd)，Ashgate Publishing，2004，p.195.

[8]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348页。

[9]［美］W.V.O.蒯因:《语词和对象》，陈启伟、朱锐、张学广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0]［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7页。

[11]参见［美］蒯因:“存在与量化”，载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433页。

[12]［美］威拉德·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13]［美］威拉德·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14]See T.S.Kuhn，Objectivity，Value Judgment，and Theory Choice，in The Essential Tension: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p.320～339.

[15]Bill Newton-Smith，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London＆New York:Taylor＆Francis，2003，pp.226～230.

[16]［美］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曲厚跃、林金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55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页。

[18]参见［美］H.S.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页。

[19]参见［美］A.爱因斯坦、［波兰］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周肇威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158页。

[20]See e.g.，Peter Lipton，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London:Routledge，1993，pp.138～150.

[21]对于科学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不受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的影响，这一主张可以称为内史论;另一种认为外部因素决定了科学的发展，这一主张可以称为外史论。最著名的外史论著作是贝尔纳(J.D.Bernal)四卷本的《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 in History)。这是一本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著作。

[22]Bartosz Bro ek，“On Tû-Tû”，Revus［Online］，2015.URL，http://revus.revues.org/3426.

[23]See e.g.，Paul Brace＆Melinda Gann Hall，“Studying Courts Comparatively:The View from the American States”，48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1995)，pp.5～29;Frank B.Cross，“Decision-making in the U.S.Circuit Courts of Appeals”，91 California Law Review(2003)，pp.1457～1515;Tracey E.George，“Developing a Positive Theory of Decision-Making on U.S.Courts of Appeals”，58 Ohio State Law Journal，(1998)，pp.1635～1696;etc.

[24]［美］弗里德里克·肖尔:《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推理新论》，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页。

[25]See e.g.，H.L.A.Hart，“The 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Rights”，49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New Series，(1948～1949)，pp.171～194.

[26]在元伦理学领域，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摩尔(George E.Moore)、普里查德(Harold A.Prichard)等。他们对于价值命题依赖于直觉的谈论，可参见Henry Sidgwick，The Methods of Ethics，(7th e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7，pp.102～103(谈论三种不同的直觉)，George E.Moore，Principia Ethica，New York:CUP，1903，p.148(指出不需要为伦理判断提供任何理由)，Harold A.Prichard，“Does Moral Philosophy Rest on a Mistake”，21 Mind，(1912)，p.28(强调道德领悟的直接性).

[27]［德］费格尔:“维也纳学派在美国”，载［奥］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李步楼、陈维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97页。

[28]［德］石里克:“意义与证实”，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页。

[29]Rudolf Carnap，The Unity of Science，London:Kegan Paul，1934，p.22.逻辑实证主义的这些观念还典型地体现在纽拉特等人为纪念石里克拟定的纲领性文献《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中。在该文中，他们表达了对传统哲学的不满与抨击，倡导基于经验的实证科学研究。参见［奥］O.纽拉特:“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献给石里克”，王玉北译，载《哲学译丛》1994年第1期，第36～44页。

[30]［美］亨佩尔:“经验主义的认识意义标准:问题与变化”，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5页。

[31]赖兴巴赫主张将自己的观点刻画为“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而非“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因为他在证实标准、基本陈述的性质等方面与石里克、艾耶尔等维也纳小组的核心成员存在分歧。但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观点上，维也纳小组本身也是非常松散的，异见纷呈;此外，艾耶尔等人的观点也是不断修正的。另外，石里克本人也更喜欢使用“逻辑经验主义”，以强调其与休谟、洛克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因此，本书将“逻辑经验主义”视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别称。有的学者在狭义上使用“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并强调它们的不同。例如，萨尔蒙认为，前者相信基础主义、主张绝对证实;后者拒斥基础主义、主张部分证实。See W.Salmon，“The Spirit of Logical Empiricism”，66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9)，p.334ff.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维也纳小组的成员都相信基础主义。此外，随着实证主义在批评中不断发展，也没有哪个学者仍然坚持绝对证实的标准。

[32]See H.Reichenbach，Experience and Prediction，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38，pp.53～54.

[33]Rudolf Carnap，“The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oretical Concepts”，1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56)，p.38.

[34]亨佩尔所说的“经验主义语言”包括且只包括如下三类词汇:①“非”“和”“或”“如果……那么……”“全部”等逻辑常项和量词;②指称可观察的个体、性质(关系)的词汇;③能够通过前两类词汇进行界定的词汇。See Carl G.Hempe，l“The Empiricist Criterion of Meaning”，in A.J.Ayer(ed)，Logical Positivism，Glencoe，Ill.:Free Press，1959，pp.116～117.

[35]参见［英］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238页。在这里，波普尔对赖兴巴赫和卡尔纳普所提出的不同版本的概率证实论(包括卡尔纳普后来提出的修正方案)均进行了批判。此外，在附录的“零概率和概率与内容的精细结构”一文中，波普尔还强调:“在两个假设中，逻辑上更强的、信息更丰富的、更具有可检验性的，从而也就是能够更好地被验证的那个假设，总是比另外那个具有更小概率。”

[36]参见［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页。

[37]参见［美］卡尔纳普:《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论》，江天骥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53～57页。

[38]Marry Heese，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Infere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pp.11～17.

[39]Hillary Putnam，“What Theories Are Not”，in E.Nagel，P.Suppes and A.Tarski，(ed.)，Logic，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243～244.

[40]Peter Achinstein，“Rudolf Carnap II”，19 Review of Metaphysics，(1966)，p.763.

[41]See Carl G.Hempel，“On the‘Standard Conception’of Scientific Theories”，4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70)，pp.142～163.

[42]Friedrich Waismann，Theses，in Waismann(ed.)，Wittgenstein and the Vienna Circle，Oxford:Blackwell，1979，p.249.

[43]［美］费格尔:“物理主义、统一科学和心理学基础”，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12页。

[44]［美］鲁道夫·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涂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45]［英］A.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江枫、邱仁宗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页。

[46]See e.g.，W.V.Quine，Theories and Things，Cambridge，Mass.:HUP，1981，pp.70～71;［美］威拉德·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47]参见［英］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76～82页。

[48]［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09页。

[49]［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12页。

[50]［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6～217页。

[51]这个例子来源于维基百科defeasible reasoning词条，但下文的分析是本书作者提出的。

[52]哲学史上的传统归纳问题是休谟问题。休谟和波普尔均否认归纳推理的合法性(“不存在以重复为根据的归纳法”;［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但他们的论证混同了“可靠(sound)的推断”与“合理(reasonable)的推断”，或者说假定了“只有那些可靠的推断才是合理的”。实际上，对于有些推断来说，虽然前提并不蕴含结论，但前提仍然能够为结论提供一定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虽然不是可靠的，但仍可以视为合理的。

[53]Ronald Dworkin，“Objectivity and Truth:You’d Better Believe it”，25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96)，p.128.

[54]纽拉特曾言，科学发展犹如大海上航船，我们不可能把船停在码头进行重建，而只能逐个甲板地进行修补。爱因斯坦也曾说过，科学知识没有基岩，只有纽拉特要修复的船漂浮着。这一比喻对蒯因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形成了整体知识观。

[55]Brian Leiter，“Objectivity，Morality，and Adjudication”，in Brian Leiter，(ed.)，Objectivity in Law and Mor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71.

[56]See 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Oxford:Clarendon，1888，pp.468～469.

[57]John L.Mackie，Ethics: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7，p.38.

[58]对非认知主义的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与评价，可参见Mark Schroeder，Noncognitivism in Ethics，London:Routledge，2010.

[59]例如，威廉·萨默(William Summer)通过对不同社会风俗习惯的考察得出结论，道德真理只存在于风俗中。See William G.Summer，Folkways，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06，p.41.

[60]［美］史蒂文·卢坡尔:《伦理学导论》，陈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61]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2nd edition)，Oxford:OUP，1994，pp.193～200.

[62]Amartya Sen，“The Nature and Classes of Prescriptive Judgments”，17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67)，pp.46～62.

[63]［英］A.J.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64]See C.L.Stevenson，“Facts and Values”，Westport，Greenwood，1973，p.16.

[65]See Jörgen Jörgensen，“Imperatives and Logic”，7 Erkenntnis，(1937/1938)，pp.288～298.Jörgensen's Dilemma这一表述最早出现于Alf Ross的一篇同名文章。See Alf Ross，“Imperatives and Logic”，7 Theoria，(1941)，p.32.

[66]See e.g.，“Giovanni Sartor，Legal Reasoning: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Law”，Dordrecht:Springer，2005，p.421.

[67]See Donald Nute，Defeasible Logic，in Oskar Bartenstein，et al.，(ed.)，“Web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Support”，Springer，2001，pp.151～169.

[68]See Hofstadler and McKinsey，“On the Logic of Imperatives”，6 Philosophy of Science，(1939)，p.447.

[69]See Ota Weinberger，“The Logic of Norms Founded on Descriptive Language”，4 Ratio Juris，(1991)，p.286.

[70]See e.g.，R.M.Hare，The Language of Morals，New York:OUP，1964;R.M.Hare，Freedom and Reason，New York:OUP，1965.

[71]See David Ross，Foundations of Ethics，Oxford:Clarendon，1939，p.34.

[72]［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2～53页。

[73]See e.g.，Hans Kelsen，Logic and Law，in Ota Weinberger，(ed.)，Essays in Legal and Moral Philosophy，Peter Heath，(trans.)，Dordrecht＆Boston:D.Reidel，1973，pp.228～253.

[74]See John R.Searle，Expression and Meaning，Cambridge:CUP，1979，pp.2～18.

[75]See G.E.M.Anscombe，Intention，(2nd edition)，Cambridge，Mass.:HUP，2000，p.56.

[76]John R.Searle，“A Taxonomy of Illocutionary Acts”，in Keith Gonderson，(ed.)，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7)，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2，p.347.

[77]See e.g.，Hans Kelsen，“Logic and Law”，in Ota Weinberger，(ed.)，Essays in Legal and Moral Philosophy，Peter Heath，(trans.)，Dordrecht＆Boston:D.Reidel，1973，pp.228～253.

[78]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244.

[79]Clare Dalton，“An Essay in the Deconstruction of Contract Doctrine”，94 Yale L.J.(1985)，p.1007.类似的观点可参见Jay M.Feinman，“Promissory Estoppel and Judicial Method”，97 Harv.L.Rev.(1984)，pp.678～718;Joseph W.Singer，“The Player and the Cards:Nihilism and Legal Theory”，94 Yale L.J.(1984)，pp.1～70;Gary Peller，“The Metaphysics of American Law”，California L.Rev.(1985)，pp.1151～1290.

[80]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页。

[81]See 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2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chapter 7.

[82]See e.g.，Mark Tushne，t“Legal Scholarship:Its Causes and Cure”，90 Yale L.J.(1981)，p.1217.

[83]［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1页(第201节)。

[84]Saul Kripke，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Oxford:Blackwell，1982，p.21.

[85]［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第85节)。

[86]［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7页(第217节)。

[87]G.P.Baker＆P.M.S.Hacker，Wittgenstein:Rules，Grammar and Necessity(2nd ed.)，Oxford:Wiley-Blackwell，2009，p.222.

[88]See Rudolf Haller，Questions on Wittgenstein，Bristol:Routledge，1988，pp.130～136.

[89]Larry Alexander，“All or Nothing at All?The Intentions of Authorities and the Authority of Intentions”，in Andrei Marmor，(ed.)，Law and Interpretation，Oxford:OUP，1995，p.361.

[90]Stanley Fish，“There is no Textualist Position”，42 San Diego L.Rev.(2005)，p.632.

[91]Larry Alexander＆Saikrishna Prakash，“Is That English You’re Speaking?Why Intention Free Interpretation is an Impossibility”，41 San Diego L.Rev.(2004)，p.974.

[92]Stanley Fish，“There is no Textualist Position”，42 San Diego L.Rev.(2005)，p.649.

[93]See Stanley Fish，“There is no Textualist Position”，42 San Diego L.Rev.(2005)，p.634.

[94]Stanley Fish，“There is no Textualist Position”，42 San Diego L.Rev.(2005)，p.634.

[95]［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8页。

[96]Stephen Knapp＆Walter B.Michaels，“Not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42 San Diego L.Rev.(2005)，p.659

[97]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98]See Larry Alexander＆Saikrishna Prakash，“Is That English You're Speaking?Why Intention Free Interpretation is an Impossibility”，41 San Diego L.Rev.(2004)，p.977.

[99]对科学划界问题的一般性了解，参见Theo A.F.Kuipers，“Elsevier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Amsterdam:Elsevier，2007，chapter 9.

[100]Duncan Kennedy，“Form and Substance in Private Law”，88 Harvard L.Rev.(1976)，p.1700.

[101]Karl N.Llewellyn，The Bramble Bush，New York:Oceana，1951，pp.66～69.

[102]Charles M.Yablon，“The Indeterminacy of the Law:Critical Legal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Legal Explanation”，6 Cardozo L.Rev.(1985)，pp.917～918.

[103]See e.g.，Robert M.Unger，“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96 Harvard L.Rev.(1983)，pp.561～675;Andrew Altman，“Legal Realism，Critical Legal Studies”，and Dworkin，15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86)，p.221.

[104]See Kenneth A.Shepsle，“Congress is a‘They，’not an‘It’”，12 International Rev.of L.＆Eco.(1992)，p.239.

[105]Jan M.Feinman，“Critical Approaches to Contract Law”，30 UCLA L.Rev.(1982-1983)，p.847.

[106]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Cambridge，MA:Belknap，1986，pp.272～276.

[107]See e.g.，Ken Kress，“Legal Indeterminacy”，77 California L.Rev.(1989)，p.297;Schauer，“Easy Cases”，58 Southern California L.Rev.(1985)，p.399.

[108]Lawrence Alexander＆Michael Bayle，s“Hercules or Proteus?The Many Theses of Ronald Dworkin”，5 Social Theory＆Practice(1980)，pp.271～278.

[109]John C.Grey，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aw，Gloucester，Mass.:Peter Smith，1972，pp.124～125.

[110]Brown v.Allen，344 U.S.443，540(1953)(Jackson，J.，concurring).

[111]［英］J.W.塞西尔·特纳:《肯尼刑法原理》，王国庆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页。

[112]关于司法终局性的理由，参见贺日开:“论司法的终局性”，载《岳麓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253～260页。

[113]Joseph 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Oxford:Clarendon，1986，p.44.

[114]Peter Gabel＆Jay M.Feinman，“Contract Law as Ideology”，in David Kairys，ed.，The Politics of Law，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0，pp.172～183.

[115]Richard L.Abe，l“Torts”，in David Kairys，ed.，The Politics of Law，pp.185～189.

[116]David Kairys，“Freedom and Speech”，in David Kairys，ed.，The Politics of Law，p.164.

[117]当然，“客观的”还可以在其他的意义上使用，关于不同的“客观性”，参见Andrei Marmor，“Three Concepts of Objectivity”，in Andrei Marmor，ed.，Law and Interpretation，Oxford:OUP，1995，pp.177～201.

[118]See John C.Gray，“Some Definitions and Questions in Jurisprudence”，6 Harvard L.Rev.(1892)，p.33.

[119]See Joseph C.Hutcheson，Jr.，“The Judgment Intuitive:The Function of the‘Hunch’in Judicial Decision”，14 Cornell L.J.(1929)，p.274.

[120]See Karl N.Llewellyn，The Bramble Bush，New York:Oceana，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