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八思巴返回西藏,设拉让,置本禅(大官),建立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七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赐玉印。至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之后,帝师成为有明确的僧俗职权、有管辖的机关、有固定的继任办法的重要职位,形成了完善而成熟的帝师制度。......
2024-04-23
元朝从蒙哥汗在位时开始设置国师,到忽必烈时又设置帝师,以西藏佛教僧人担任皇帝在宗教上的老师,这种帝师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并且元朝的第一位帝师就是从凉州走出的萨迦派第五代教主八思巴。
八思巴,全称为八思巴·洛追坚赞,1235年农历三月六日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是萨迦派第四任教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之弟桑察·索南坚赞长妻所生的长子。幼年即跟从萨迦班智达学习,9岁时能在法会上说法,因此被人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1244年年底,随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到凉州后,阔端安排他继续跟从萨迦班智达学习佛法。1251年农历十一月,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去世时付法给他,使其成为萨迦派第五任教主,并仍在凉州幻化寺学经。
就在这几年,蒙古王室中为争夺汗位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结果蒙哥于1251年做了大汗。蒙哥继位后将原来阔端的封地,包括过去西王室的辖地和甘青两地的部分藏族地区连同汉族地区划给他的弟弟忽必烈。1252年,忽必烈受蒙哥之命远征大理。约在1253年忽必烈驻军六盘山时,八思巴与驻守凉州的阔端的儿子蒙哥都一起去会见忽必烈,忽必烈赠给蒙哥都一百蒙古马军,而把八思巴留在自己身边。这是八思巴与忽必烈首次会见,从此以后,八思巴一直跟随忽必烈,成为忽必烈所供奉的僧人。忽必烈对这个谦虚而有礼貌的青年僧人很有好感,并十分欣赏他的渊博学识。忽必烈曾向八思巴询问藏族历史,八思巴向他叙述了吐蕃王朝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赞布的事迹,忽必烈听后命人查阅汉文史籍,果然与八思巴所讲述的一样,这样更加深了他对八思巴的信任。
《释老传》称:“(八思巴)七岁,诵经数十万,能约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释氏稽古略》也载“(八思巴)七岁演法,辩博纵横,犹不自足。复编咨名宿,钩玄索隐,尽通三藏。”这些记载足以显见八思巴聪明颖悟,勤奋好学,又有萨班那样一位学识渊博、精通“五明”的叔父亲自教诲,使他在青年时代就已在佛经及历史等方面很有成就,并且赢得忽必烈的格外喜爱。
当时的蒙古王室对待佛教和道教是一视同仁的,蒙哥汗于1251年命“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然而,佛、道两教却为争宠而互攻,互不相让。于是,蒙哥汗在1258年下令于上都召集佛、道两教的代表人物进行辩论。这次辩论一直到至元十八年持续延续了十多年。《大藏经·辩伪录》记载了这次辩论的详细过程,其中写到:“……今上皇帝承前圣旨事意。普召释道两宗。少林长老为头众。和尚每张真人为头众。先生每就上都宫中大阁之下。座前对论内众即那摩国师、拔合斯八(即八思巴)国师、西番国师、河西国师、外五路僧、大理国僧……二百余人共为证义。道士张真人蛮子王、先生道禄樊志应、通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二百余人共僧对论。”这次佛道辩论中八思巴崭露头角,显示了他渊博的知识和应辩才能,在辩论进入尾声时,“帝师(八思巴)又问,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曰:无,然则老子请何经?曰:道德经。此外更有何经?曰:无。帝师曰:道德经中有化胡事否?曰:无。帝师曰:史记中既无,道德经又不载。其为伪妄明矣。道者辞屈。尚书姚枢曰:道者贫矣。上命如约行罚。遣使臣脱懽将者樊志应等十有七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焚伪经四十五部。天下佛寺为道流所据二百三十七区。至是悉命归之。”至此,在佛、道论辩中,佛教取得了胜利。
1260年,忽必烈登上大汗位,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王磐《八思巴行状》载:“庚申(1260)师年二十二岁,世祖皇帝登基,建元中统,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大藏经·敕修百丈清规》亦载:“阅六载,庚申(1260),世祖登大宝,建元中统,尊为国师,授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释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忽必烈已确定佛教为国教,并让八思巴“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八思巴受封为国师后,与其弟白兰王恰那多吉于1265年回到西藏,主持建立乌斯藏地区行政管理体制。1267年,恰那多吉暴卒,八思巴举荐释迦桑布为第一任乌斯藏本钦,并设置了国师的13种侍从官员,后在忽必烈的一再督促下于1269年返回京师大都。在大都,八思巴受忽必烈之令创制了蒙古新字。《释老传》载:“至元六年,诏颁行于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筒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宝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遂升号八思巴日大宝法王,更赐玉印。”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在藏文典籍《萨世系史》中也有记载:“大师再到朝廷后,于三十六岁的铁阳马年(1270),当皇帝再次请求灌顶时,将西夏甲郭王的玉印改制六棱玉印,连同诏书一并赐予,封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
1271年,八思巴离京赴甘肃临洮,又于1274年在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下离开临洮返回西藏。1275年农历八月,他在返藏途中写了《贺平江南表》,寄献忽必烈,颂扬忽必烈统一全国的功业。1276年年底返回萨迦,次年在曲弥发起有各教派7万名僧人参加的大法会。十一月二十二日,八思巴在萨迦的拉康拉章去世。
从八思巴受封帝师到元朝灭亡,历代皇帝都有帝师。这是元朝特有的一种制度。帝师也是元朝的一种高级、特殊的官职,他既是全国佛教最高的领袖,又在藏区拥有政教统领者的地位。他的主要职责是给皇帝传授佛戒,举行灌顶等宗教仪式,并带领僧众作佛事,为皇帝及家族祝延圣寿,禳灾祛难,祈祷国泰民安。另外帝师还领宣政院,管理藏区事务和全国宗教事务,以及吐蕃地区的行政宗教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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