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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时期凉州的经济文化概览

【摘要】:在保留凉州游牧区域经济特色的同时,北魏也通过移民屯垦加强凉州的农业经济基础。写出了那时凉州的繁荣。西魏、北周时期,均田制在武威的普遍推行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北魏至北周时期的武威,自然灾害也时有发生。北魏时期的506年七月,凉州地震有声,城门崩塌。陈寅恪先生在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列举了北魏平定凉州后,网罗的河西文化学术人士近二十个,他们为北魏的制度建设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439年,北魏灭掉北凉后,接收姑臧城内户口20余万,改姑臧县为林中县,仍为武威郡治。那时,武威郡下辖二县,林中县、襄城县。襄城县治在今凉州区双城镇一带。

自北魏统一河西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经营开发,河西已成为了一个农牧业发达的地区。那时,武威成为北魏重要的畜牧基地。《魏书》卷一一○《食货志》记载:太武帝拓跋焘平定统万以及秦、凉等地,由于河西之地水草丰美,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元年(440)前夕,下令开辟了河西牧场,畜牧繁殖甚为旺盛,马多至200多万匹,骆驼100多万峰,牛羊更是不可胜数。

在保留凉州游牧区域经济特色的同时,北魏也通过移民屯垦加强凉州的农业经济基础。如北魏谋臣崔浩充分考虑了凉州的军事地理价值,并参考西汉成例,力主移民农垦,为凉州迅速融入北魏国家经济一体化做出了贡献;著作佐郎袁翻则建议,把内附北魏的柔然部落安置在凉州,从而实现实边、抚民兼顾的综合效益。

到孝文帝时期,为了南征之便,又设立河阳牧场,将畜养的十万匹战马,每年从河西把马匹迁移到并州放牧一段时间,然后再迁移到南边牧场放牧,以便战马能够逐渐适应水土的快速变化,不至打仗时会因水土不服而死伤,这样一来,河西、河阳等大牧场更加繁荣兴盛。

北魏时期,武威地区蚕丝业也很发达。《魏书·尉古真传》记载,西土出产的丝织品中,“凉州绯色,天下之最”,可见此时期武威丝织品质量更进一筹。

均田制首创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实行。

北魏均田令规定: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

均田令同时还规定了桑田以及非桑之土给麻田的数量;宅田的分配及标准;对老小、残疾、寡妻妾受田;年度内土地还受的时期;宽乡狭乡的区别;露田、倍田的位置安排;罪流及绝户的土地处理;进行受田,公田分配中先贫后富,先亲后疏的差别,以及地方官的公田等等。《魏书》卷七《高祖纪》记载,均田制度颁布后,魏孝文帝诏令要求河西兴修水利,搞好农业生产:“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

北魏太和十年(1486),在冯太后力主之下,北魏政权根据西凉大臣李冲的奏疏和主张,推行“三长制”和新“租调制”。三长即五户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设邻长,里设里长,党设党长,故称三长制。“租调制”废除了之前的宗主督户制和旧的租税制度。“三长制”和新“租调制”使国家对基层的行政控制力增强,同时也使国家的赋税来源更加充实、百姓的赋税负担相对以前更为平均。这一新制度同太和八年(1484)的制禄、太和九年(1485)的均田制一起,构成了太和改制的主要内容,加速了整个国家的封建化转型。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举措,武威经济呈现出繁荣局面。北魏时期著名诗人温子升有《凉州乐歌》二首,其一为:“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第二首是:“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写出了那时凉州的繁荣。

西魏大统元年(535),从林中县分出部分复置姑臧县,剩余部分因名林中县,仍属武威郡,郡治在林中县。姑臧县为武威郡治所。

到西魏北周时期,虽经历了一系列动荡,但很快得到了安宁。西魏北周继续沿袭了前代经营河西的传统,推行务实的经营方略,使社会经济逐步复苏并得到了发展,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西魏、北周时期,均田制在武威的普遍推行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

到北周时期,武威的各项事业都呈上升发展的趋势。北周继续实行均田制,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对当时武威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影响较大。同时,北周宇文氏政权通过职官和选举的改革以求得贤才;通过府兵制的建立以加强武装力量;通过毁佛运动来抑制寺院经济势力,保证均田制和府兵制的推行。通过改革,巩固了北周的统治,加强了北周的中央集权。

北魏至北周时期的武威,自然灾害也时有发生。北魏时期的506年七月,凉州地震有声,城门崩塌。575年,凉州地震,毁坏城郭,土地开裂,涌泉而出。

文化方面,北魏给武威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陈寅恪先生在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列举了北魏平定凉州后,网罗的河西文化学术人士近二十个,他们为北魏的制度建设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宋繇,敦煌人,河西大儒,被迎接到北魏后,受到相当的尊崇。史书上说他“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

北魏司徒崔浩对北魏的制度建设起过很大的作用。他爱惜人才,特别敬重河西士人。敦煌人张湛、金城人宗钦、武威人段承根都是河西著名的儒者,经常与崔浩谈古论今,并给崔浩《左传》,解析《易经》的学问,使得崔浩完成了《易经》的注释。

刘昞是值得重视的河西大儒。北魏统一河西后,北魏拓跋焘因久闻刘昞大名,拜其为乐平王从事中郎。因为当时刘昞已年过70,特许没有随士民东迁,留在了武威。后来他思乡决定返回敦煌老家,不幸病逝于途中。刘昞在北朝的影响极为深远,陈寅恪先生特别欣赏刘昞所注的《刘劭人物志》,称其“乃承曹魏人性之说,当日中州绝响之谈,若非存其说,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

陇西人李冲是为北魏孝文帝推行改革措施出力最多的甘肃人。李冲是敦煌公李宝的小儿子,受教于河西学术的氛围之中,北魏统一河西后从凉州到了平城,被任命为北魏尚书,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李冲深得孝文帝的信任,被委以重任,诸如礼仪律令的制定,变革风俗推进汉化,政府机构的改置,平城及洛阳太庙、宫殿的营建等,都由他参与并主持。他不断得到提拔,位至将军、尚书仆射,并被封侯。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冲辅佐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如此重任落在李冲肩上,与深厚的河西文化有关。所以陈寅恪的结论是:“迁都洛阳乃北魏汉化政策中一大关键,当日鲜卑旧人均反对,李冲父子(子韶)始终参与。谓北魏迁洛与河西文化有关不可。”

河西人士参与北魏制度改革和文化建设的还有很多,如金城人赵柔,敦煌人索敞,河西鲜卑人源贺,祖居凉州的常爽、常景、杜骥、袁式、江式等。江式的特长比较特别,擅长虫篆诂训,永嘉大乱后弃官西投凉州张轨,子孙于是定居凉州,世传家业。北魏延昌三年(514),他上表撰集古文字、诂训、读音等。江式依据许慎《说文解字》体例,采用上篆下隶的方式,内容上采撷了《五经音注》《尔雅》《方言》《广雅》《古今字诂》《字林》《韵集》以及诸赋文字中的六书内容,进行分类编目,对古今文释义解读,编著了四十卷的《古今文字》。后来江式死在官任上,字书没有全部写完,已完成的部分是江氏家族在河西家学成果的积累,是当时人们学习儒家经典和研究古文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