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

当17世纪欧洲发生科学革命时,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时期,这一时期,欧洲传教士来华引起了第一次“西学东渐”,这是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第一次接触到近代科技知识。这次“西学东渐”运动始自明朝中后期,持续到清朝乾隆时期,共计二百余年。从宏观上看,科技知识与器物源源不断地从西方传入中国内地,与此同时,中国内地的器物与文化亦反向传入欧洲;从微观上看,前赴后继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这些知识和器物的传播者,内容涵盖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天文历法、数学、地学、军事火器、音乐、医学等都有所涉及。虽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并没有将西方近代科学的最新科技成果带来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外来的科学知识为当时中国科学界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对传统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职方外纪》是明末来华的艾儒略(Giulios Aleni)撰述的一部世界地理著作。成书之后,不仅被一再翻刻,且于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为四库收录的为数不多的西人著述之一。而学者对其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过程,即由明末清初时偏重于关注书中“奇事”,到清代末年据其考察海外舆地以自强,在明清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职方外纪》的撰成时间,应在明天启三年。《职方外纪》撰成之后,在明清时期曾多次刻印,流传颇为广泛。有学者指出,魏源的《海国图志》援引《职方外纪》多达33处,以文字计算,占到《职方外纪》全部篇幅的八分之七。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梁廷枏的《合省图说》、冯桂芬的《校颁庐抗议》等,也都先后讨论过《职方外纪》,可见其影响之广。其现存的版本包括闽刻六卷本一系与《天学初函》所收五卷本一系。谢辉的《<职方外纪>在明清时期的流传与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一文认为,明末清初一些读过《职方外纪》的士大夫,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其中所载的海外奇闻奇事。清代末年,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与社会危机的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由纯粹的学术研究,转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由此掀起了清末学术界经世致用的思潮。在此背景下,《职方外纪》作为一部“以西洋人谭西洋”的著作,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海外舆地人士的关注。在清末经世思潮影响下,以李文田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转而研究其中所述海外舆地。作为早期来华西人的代表性著作之一,《职方外纪》对明清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孙雁冰的《明代来华传教士科技翻译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意义》(《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选取明朝中后期至明末作为时间研究节点,以来华传教士科技翻译为研究内容,探讨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他们的科技翻译对于中国天文历法、地学、数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方天文学及先进的科学知识,也大大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宇宙观。2016年3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南怀仁所著《欧洲天文学》一书,前十二章生动回溯了南怀仁重新确立欧洲天文学在清朝编制历法等方面的主导地位的历程,介绍了钦天监在观测、编制历书、预报天象等方面的工作。除了天文学,《欧洲天文学》的第十三章至第二十七章分门别类地记述了南怀仁及其他西人在北京的科学技术活动,涵盖了数学科学(几何学、算术、测量学、宇宙论)、力学与机械、日晷测时、弹道学与铸炮、光学、透视画法、水利工程、气象学和音乐等领域,其中不乏中国学者过去所不熟悉的内容。

气象活动也是这一时期科技传播的重要内容。吴春彦的《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气象史实的文化解读》(《求索》2016年第5期)一文论述了明末清初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气象理论与现代仪器引入中国,并积极从事气象观测,留下诸多宝贵数据,充实了气象史料库,其气象活动呈现出科学与史学的价值交融。明清之际曾先后介绍了几种西方的宇宙体系,如利玛窦、阳玛诺(Manuel Dias,1574—1659)曾传入过亚里士多德的水晶球宇宙模型;汤若望等改历,编译《崇祯历书》,顺治年间修订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廷,采用的均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宇宙体系,同时也介绍了托勒密体系。清代编译《历象考成后编》时,虽然采用了颠倒的开普勒定律,但仍然维持了地心学说。康熙中叶,黄百家通过传教士了解到哥白尼日心说,但鲜为人所知。1760年,乾隆五十大寿,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向乾隆进呈《坤舆全图》,较全面地介绍了哥白尼学说。但总体而言,在19世纪中叶前,占据官方地位的宇宙体系仍是第谷地心学说。他们与中国学者合力编绘了多种星图,如汤若望的《见界总星图》《赤道南北两总星图》《黄道南北两总星图》,戴进贤(Ignaz Kögler,1680—1746)铜版印刷的《黄道总星图》(1723),扩大了国人宇宙的视野。19世纪初,入华传教士先在一些期刊论著中零散地介绍哥白尼日心说以及新发现的小行星与天王星,并附有太阳系示意图,逐步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乾隆末年之后,随着他们退出钦天监,很少有新的天文学知识传入。在乾隆中叶之前,科学交流主要集中宫廷,而嘉庆至咸丰年间,东南亚和中国沿海港口城市(澳门、香港、广州、宁波和上海)成为中西交流的主要场所。韩琦、邓亮的《科学新知在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城市的传播——以嘉庆至咸丰年间天王星知识的介绍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第6期)一文根据中西文献,特别是英国所藏的中国沿海港口出版物,以天王星知识的传入为例,分析嘉庆、咸丰年间欧洲科学新知在沿海城市的传播以及被不断更新的复杂进程。

地图绘制也是2016年学界关注的热点。乔卫、马晨燕、谭春洪的《西方制图技术的传入对中国近代制图技术的影响》(《地球信息科学》2016年第1期)一文以明末、清初、清末至民国时期作为研究的主要时段,着重分析了每个时期西方制图技术的传入背景、受其影响产生的地图作品及对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影响,并梳理中国传统地图学在西方制图技术的影响下,由独立发展到对西方制图技术的抵触和借鉴直至吸收,再到完成中国地图学由传统旧法向现代新法的转变,构建起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的近代制图理论的过程,以期能对现代的地图制图产生相应的启发。文章认为,16世纪末,西方制图技术传入中国,相对独立发展的中国传统地图学,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直到民国的3个多世纪内,西方包含经纬度控制和投影变换等的精确制图技术,在每个阶段传入和传播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发展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李兆良的《明代中国人环球测绘<坤舆万国全图>——兼论<坤舆万国全图>的作者不是利玛窦》(《测绘科学》2016年第7期)一文提纲性地揭示,明代中国的测绘能力领先当时世界,先进地图学并非西学东渐,而是从中国传到西方。1602年利玛窦呈献给万历的《坤舆万国全图》,被西方称为“不可能的黑郁金香”。不可能,因为它记载的一些地理是欧洲人200年后才到达的,仅从这点,已经泄露了地图的秘密。以前《坤與万国全图》被认为是利玛窦根据欧洲世界地图绘制的,而数以百计的线索表明,《坤舆万国全图》不是利玛窦根据欧洲地图编绘的,而是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由中国人完成测绘。非洲南端命名为罗经正峰,是中国人命名,以校准真北磁北。西方翻译为Cape Agulhas(“针角”),只有罗盘的局部意义,表明中国先于欧洲命名,并已越过南非南端,不是止于肯尼亚。北美西部的准确地理是欧洲人在利玛窦去世后200年才知道的,这是推翻欧洲测绘的有力论据。除了地图以外,还有大量文物和文化遗存在西非洲与美洲发现,有力地支持了明代大航海环球测绘世界地图的结论。比较《坤舆万国全图》《中国新地图集》和西方地图,可以证明现代地图学是中国人开创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不是欧洲人的贡献,而是明代中国人的功劳。

1688年2月7日,法国传教士一行五人经过三年长途跋涉后抵达北京,人们习惯把他们称作“国王的数学家”。这批人由组长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和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刘应(Claudede Visdelou,1656—1737)组成。除了李明外,相关人选仅在从巴黎出发前几天,即1684年12月20日被任命为自然科学院通讯院士。这批人构成了法国驻华使团创始人核心,他们以其不懈的努力普及有关中国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传播于整个欧洲而著称。《路易十四1685年派往中国的数学家》(《国际汉学》2016年第1期)选译自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精 确 科 学 史 档 案》,2001,pp.423—463),作 者 蓝 莉(Isabelle Landry-Deron)是一位法国汉学家,乃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科学管理主管,17—18世纪中国传教士文学专业的研究员,最新成果有《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1]《明代和利玛窦时代的中国(1552—1610),同欧洲的首次知识对话》。^[2]《路易十四1685年派往中国的数学家》一文除了引言和结语之外,内容包括12个部分:计划缘起、政治背景、科考范畴、选择数学家、运到中国的仪器、授权的定义、从布雷斯特到暹罗之旅、法国在华传教士的科研雄心、航海旅行的后续活动(暹罗—北京)、在华立足不易、在华数学家的科考活动、数学家小组提前解散。作者着力重新审视创建数学家小组动身赴华的历史、政治背景,厘清决定派出数学家的起因及计划的局限性,通过对文字资料与各个相关档案馆可利用信息进行系统的交叉比较,并对年表进行仔细审核,重新定义科考小组起始的雄心,描绘计划的实施,跟踪小组活动。通过该文,读者可以了解到数学家小组成员的身份、背景,他们怎样作为法国国王和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1625—1712)派出的密使来到中国,他们凭借最新的知识、高级的科学水平和一套精密的科学仪器积极开展活动,有的成了康熙皇帝的数学老师,有的参与中华帝国地图的制作工作。他们几乎时时处处进行月食、日食的观测,在各地进行经度测量,勘正地图,改善航海安全,在完成卡西尼设计的天体测量和大地测量计划的同时,还向中国传播了应用数学知识,也为中国地理学、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教育学方面,高一志(Alfonso Vagnoni,1566—1640)又名王丰肃,字则圣,他著述的《童幼教育》介绍了西方的教育思想,是明末清初首部系统介绍当时西方人格教育的专著。在《童幼教育·西学》中,高一志讨论了欧洲中世纪的教育体系。高一志通过“西学”篇向中国介绍了当时欧洲的教育体系,他在此讲的教育体系的构成是先文学,再众学,最后到天学。张胜前的《从高一志<童幼教育·西学>看西方教育体系的传入——简论“哲学”和“逻辑”概念的引进》(《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认为,高一志是第一位向中国明确介绍“落热加”和“哲学”概念的西方人,并且指出了逻辑在所有学科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为了能够与当时宋明理学的思想接轨,来华早期西人在翻译西学著作时往往会用到大量的儒家术语,高一志用“格物穷理”来表示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概念,所以“费罗所非亚”与中国的“格物穷理”获得了完全同等的地位。另外,他把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赋予了西学的解释,将西方伦理学与儒家传统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另其可贵之处是,高一志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严谨求是的风范。他曾把西方哲学分为“性理之学”和“义礼之学”两部分,前者包括探讨自然界的物理学和几何学等,后者包括探讨人类社会的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或许因为高一志看到利玛窦等对西方的“性理之学”已多有论述,所以他主动倾向传播论述西方的“义礼之学”。他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主动承担起全面向中国传播西学的使命。

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其游记中就谈到了元朝的政制、法律情况。1554年,葡萄牙人贝尔西奥(1519—1571)根据别人的讲述,写了一篇涉及中国司法的文章——《中华王国的风俗和法律》。此后,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一书里,以及意大利人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都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的法律。但让西方人较为全面了解中国法律的,则是英国人托马斯·斯当东。他将《大清律例》完整地翻译出来,并于1810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万齐洲的《浅议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法学在中国的传播》(《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一文考察了西方法学在中国传播的历程,文章认为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使大量的法学书籍被译成汉文,西方法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传教士在西方法学的输入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时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5年12月下旬,“阳明学的当代价值与传承创新”研讨会在贵阳召开,吴光、张新民、董平、方尔加、陈卫平、钱明、刘宗贤、刘金才、张海燕等阳明学研究专家参加研讨会,共收到参会论文二十余篇,其中陈卫平的《王学对明清之际西学的接应及其意义》(《贵州文史丛刊》2016年第1期)一文认为,明清之际西学得以流播,是与中国本土思想特别是王学为其提供的接应分不开的。这对于明清之际信仰价值系统的重建是有意义的。作者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例,说明明清之际思想史的实质是信仰价值系统的重建。王学对于西学的接应,就为规划不同于他们的重建信仰价值系统的新蓝图提供了资源。这里以徐光启为例予以说明。《明清西学六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收录了李奭学先生近年来所撰的六篇重要论文,李奭学先生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这六篇文章皆与明清之际东渐的西学有关,对于明末传入中国的欧洲文学进行了探讨,梳理了由拉丁文翻译而来的文本对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追索了荷马史诗等欧洲经典文献进入中国的传播路径以及中国“龙”字译成英文“dragon”一词的来龙去脉。全书旁征博引,文笔古雅清醇,生动而有兴味。

19世纪英人艾约瑟受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请,担任了中国海关的翻译,并接受了将“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译为华文的任务。之后,又有多种重印本出现,“西学启蒙十六种”丛书由此告成,并由总税务司署出版。正如编译者艾约瑟于自序中所言,“抵今五载,得脱告成,十有六帙。而其中之博考简收者一,曰西学略述”。作为丛书第一种的《西学略述》,其“博考简收”对西学知识作了较多介绍。而从中西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看,该书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诗歌知识,从而在近代的译介史中占据了一席较为突出的位置。时至今日,其中的西诗译介所关联的历史时段、所呈现的文学面貌以及所包含的文化因素,仍是讨论中西文学译介问题时需要仔细审视和思考的问题所在。罗文军的《“博考简收”与“即指见月”:<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一文认为,《西学略述》对西方诗人诗作有较多介绍,其中部分内容可以说是首次进入中国。也许正是为了应和“英人艾约瑟自识”的“即指见月,举隅反三”的用意,“西学启蒙十六种”的其他译介,也不时重视到了诗歌方面的内容。如《希腊志略》第一卷“溯希腊人初始”,就专以第六节“和美耳诗”详细介绍了《荷马史诗》的内容及其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该书对西诗类别和韵律的介绍,又使之获得了诗学理论层面上的积极意义。译介行为的赞助者以及晚清社会对西学知识的需求,在《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中产生了导向作用,并促成了其中文学性质的显现。在中国文人面前呈现出西方诗歌面貌。曾纪泽为之作序,赞曰:“今阅此十六种,探骊得珠,剖璞呈玉,遴择之当,实获我心。虽曰发蒙之书,浅近易知,究其所谓深远者,第于精微条目,加详尽焉耳,实未出此书所记范围之外,举浅近而深远寓焉。讵非涉海之帆楫,烛暗之灯炬欤。”梁启超也言:“税务司所译《西学启蒙十六种》,中有数种,为他书所未道及者,如《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辨学启蒙》《富国养民策》,皆特佳之书也。其《西学略述》一种,言希腊昔贤性理词章之学,足以考西学至所自出,而教职流派,亦颇详焉。”《西学略述》在客观上推动了晚清中国对西方诗歌的认识,同时在近代中国的西诗译介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海国图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风土民情等情况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对近代中国、日本乃至英语世界都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海国图志》50卷刊行后,第一位将《海国图志》译介到英语世界的是德国的郭实腊。1847年,他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16卷第421—428页上发表《海国图志》的书评文章,首次将《海国图志》译介到英语世界。满丹南、李海军、赵碧、李洁薇的《<海国图志>在英语世界首次译介研究》(《武陵学刊》2016年第5期)一文指出,由于郭实腊的中国语言文字水平有限,并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海国图志》译介中的误读比较严重。如郭实腊首次译介《海国图志》的书评中对林则徐性格、历史地位的误读使英语世界读者对林则徐产生负面的印象,也间接地导致国内以琦善为首的投降派在与英国反禁烟官员接触后,常常散布对林则徐的不利言论,将林革职查办并流放边疆。此外,郭实腊首次译介《海国图志》的书评中对地名、语句的误读让读者特别是学术研究者对《海国图志》的内容产生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进而得出与事实不符的错误结论。最后,作者认为尽管如此,不能抹杀郭实腊向英语世界译介《海国图志》的首创功绩,正是他的译介文章为西方国家研究中国士大夫的思想提供了材料,进而促进了中西方在历史、地理等领域的沟通与交流,他为《海国图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于波兰的历史书写,最早出现在1623年意大利的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19世纪中期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外国地理备考》中也已透露出波兰衰亡的信息,但魏源《海国图志》所转述的这些西人汉文文献中并未显示民族主义感情色彩的文字。1896年8月29日《时务报》刊载的梁启超所编《波兰灭亡记》一文,是晚清波兰史书写系谱中最早从亡国史鉴的角度描述波兰的,之后康有为也撰有《波兰分灭记》,两位维新派思想家首先借助“波兰亡国史”作为戊戌变法维新派政治动员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学界最早对波兰亡国史的关注,是在晚清亡国史研究的视野下展开的。涉及这一论题较早的篇文是俞旦初的《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亡国史鉴”》(《世界历史》1984年第1期);该文最早注意到了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的三种译本,并论及1901年《杭州白话报》上发表的《波兰亡国的故事》、1901年《经济丛编》上刊载的《波兰灭亡始末记》以及1903年《外交报》上刊载的《波兰亡国之由》等,不过其中许多资料作者并未经眼。尽管目前学界对于波兰亡国史的编译及其在晚清的传播情况,已有若干研究成果,但关于波兰亡国史书写如何演变,并无详细的研讨,上述论著都未对清末涩江保的《波兰衰亡战史》的汉文编译,做出清晰的表述。邹振环的《晚明波兰亡国史书写的演变系谱》(《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一文重点对晚清波兰亡国史如何进行书写的演变过程进行探讨,着力从魏源《海国图志》对西人关于波兰史文献的采辑为起点,研讨在晚清亡国史编译的系谱中最早出现的波兰,以及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波兰亡国史的书写和辛亥前“亡国史鉴”高潮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日本学者涩江保《波兰衰亡战史》的编译,利用“波兰”作为民族衰亡的政治符号来进行书写,并如何将这一符号有意识地提升为一种唤起民众族群意识、抗击清政府腐朽政治统治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

中国近代报刊也是西方带来的舶来品,最初的几种中文报刊均由传教士所创办。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由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以“爱汉者”笔名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近年来开始得到文学研究者的重视。蔡骐、刘嘉佳的《透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创办:文化与历史的视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6期)一文针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背景,从时间和空间这样两个维度观察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体系创构过程中国家和民间场域的互动,并讨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宗教和科技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以观照跨文化融合过程中异质文化的适应过程。文章认为早期西人进入中国后,由文化铸造的“我心”明显感觉到了“他心”的差异,这就造成了西方人的“异端”观念与中国人的“华夷”观念跨文化的冲突。然而,人们在把他者纳入自己的认知图式以同化“他心”的同时,又需要调适“我心”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在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中,中文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介事实上成了西人文化突围与文化调适的不二之选。

学界对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连续刊出时间长、刊出作品数量最多的史传文却一直鲜有研究。其实,《东西洋考》所载史传文,是中国散文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内容和形式都十分独特的史传文献。它们虽是由外国人所写,但因为是用中文写成,并且在中国以近代传媒的形式流通传播,理应被看作是中国散文的一部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史记”和“姓谱”栏目,收录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史传文。其中,“史记”栏目的东西史记和合类作品,综合采用了纲目体、编年体、纪传体和通史体四种史书体裁,给中国学术文化界带来了中西比较的视野和比较叙事的方法;西方律法书的历史类文章,将神话和传说当作历史,但写作时又对历史进行了文学化改造,导致中国读者更多地将之作为世界文化经典及文学名著来接受;历史书的人物传记借鉴了中国纪传体史书、小说和诸子散文的行文经验。“谱姓”栏的文章,与“史记”栏目分列,吸收西方传记文学的特点,对中国的传统传记体文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扬弃,标志着中国近代传记文学的独立。陈维恩的《试论近代传教士报刊史传文的文体探索及意义——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一文认为,《东西洋考》所载史传文的文体探索,其价值意义在于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给中国历史和文学都带来了新的视野和体例。梁启超云:“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即中国之文明)相会合之时代,而今日乃其初交点也。故中国文明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此乃将来所必至而非过去所已经。故今日中国史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东西洋考》所载史传文,应从“世界之中国”的视野来理解其价值与意义。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遐迩贯珍》这两种报刊有关天文、世界地理的内容大约占所刊载文字总量的三分之一。它们所传播的天文与世界地理知识,为中国读者勾画出了“新世界”的轮廓。谢庆立的《为“天朝”建构“新世界”——19世纪在华中文外报天文与地理知识传播现象分析》(《新南记者》2016年第4期)以这两种报刊所传播的天文、地理内容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中蕴含的传播动机、传播策略以及传播效果。文章认为,19世纪,西方在华势力遭遇中国“闭关自守”的政治壁垒,中国以“天朝”自居,把西方当“蛮夷”,西人利用当时的“新媒体”——报刊,传播天文与世界地理知识,为中国重建全新的世界图景,以瓦解中国的“天朝”意识形态。

在报刊诗词发展过程中,传教士报刊及其刊发的诗词作品值得深入考察。焦宝的《传教士报刊与晚清报刊诗词演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9期)一文,透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万国公报》及《中西教会报》等报刊,考察晚清报刊诗词的研究过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期,传教士报刊刊载诗词不但较少有原创作品,创作水平也较低,同时还表现出为了传教强说诗,而诗作本身并不承担传教等功能。《万国公报》时期,传教士报刊刊发诗歌的原创性大大增强。一大批中国传统文人如沈毓桂等人参与到办刊活动中,报刊的传播力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郑观应、康有为等人便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另外,报刊刊载诗词开始表现出交际应用等独立的功能性。而到《中西教会报》时期,刊发诗歌的社会功能更为明显,晚清中国社会中兴起的重要社会运动皆在《中西教会报》报载诗词当中有所反映,可以发现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与中国社会之互动逐步深入的过程,

《中国丛报》,旧译《澳门月报》,是西方传教士于1832年在广州创办的一份英文期刊。其第一任主编为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33年卫三畏(Samuel W.William)曾于广州负责《中国丛报》的刊行事项。1847年后,卫三畏代行主编之责。1851年12月《中国丛报》停刊。在20年间共发行20卷,内容涉及广泛,涵盖中国历史、政治、经济、传统文化、文学、宗教等方面,对此一时期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做过重点关注。《中国丛报》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必不可少的资料。学术界对《中国丛报》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多集中于以下三方面:一是《中国丛报》在中国新闻史或者出版史上的特殊地位;二是《中国丛报》的内容、作者群;三是《中国丛报》在西方的“中国学”上的地位,对于《中国丛报》创刊背景的研究却欠翔实。邹朝春的《1832年<中国丛报>的创刊》(《历史档案》2016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中国丛报》创办者的身份考察,结合时代背景,利用第一手资料,就刊物的创刊动机进行初步分析。《中国丛报》以英文出版,有着丰富的中国信息,集中反映19世纪前半期在华欧美传教士的中国观,是学界研究中外关系史极为宝贵的原始文献,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份汉学杂志”。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国内外学者引用非常频繁。针对《中国丛报》本身的研究,也呈方兴未艾之势。现有成果深入展示了该刊的总体出版状况、其刊登的中国历史、语言文字和信仰风俗信息、建构的中国法律形象、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等。

《中国丛报》通过捐赠、订阅、图书馆收藏和报刊转载等途径大量传入美国,其孔子观也随之进入美国的社会文化意识,成为早期美国了解孔子的重要渠道。研究《中国丛报》的孔子观,并不仅仅是针对一本传教杂志的分析,而是涉及中美文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媒介和重要阶段。张涛的《<中国丛报>的孔子观及其向美国的传播》(《安徽史学》2016年第1期)一文考察该刊建构的孔子、孔子思想和中国形象,而《中国丛报》解读的孔子及其思想,认为孔子讲究僵化礼仪,言辞晦涩,排斥上帝,其思想笼罩之下的中国了无生气,缺乏创新激情,与世界脱节。

胡若望其人名不见经传,甚至连他真正的中文名字都已无从查考,“若望”只是根据他的教名“John”翻译过来的。在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一书问世前,不要说是一般读者,就是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专家,所知道的也只是一点模糊的事实:胡氏是18世纪去过欧洲的一个中国人。作为大史学家,史景迁的功力首先体现在寻找资料上。胡若望在欧洲的情况只留下两封简短的信件,史景迁即以此为线索遍查梵蒂冈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法国外方传教会档案馆等处的原始文献,弄清了胡若望在欧洲三年多的全部经历。顾钧的《18世纪一场文化冲突的悲剧——读<胡若望的疑问>》(《国际汉学》2016年第2期)分析,史景迁在该书中讲述的虽然只是胡若望的个人悲剧,但他力图揭示的却是中西文化最初接触时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16—19世纪中西文化交往的历程也是中学西传及西方认识中国的历程。明清入华的传教士通过书信、报告和著作等载体向欧洲介绍了他们的理解、想象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构筑了16—19世纪西方认识中国的思想基础。在此思想基础之上,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解释与自我的传播,仅仅遵循西方文化的视角和维度,基于欧洲中心本位,寻找深藏在这些载体之中的中国思想文化,重新认识中国,甚至喊出“发现了中国”。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被当作他域的另类,处于被解读、被建构的态势,从而形成了当时欧洲认识中国的“中国观”。

欧洲的自然神论在欧洲有其自身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但欧洲在寻找自然神论的例证的时候,从东方传来的中国儒学思想融入欧洲变革的历史进程,欧洲自然神论开始了与中国儒学的碰撞、交锋,这对欧洲自然神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8世纪中叶,欧洲社会结构、哲学和科学等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思想领域表现为思想家们开始直面现实社会的弊端,并要求阐明和确立新的社会秩序。启蒙思想家以自然神论作为理论武器,攻击欧洲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例如,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与其他众多启蒙思想家相异,伏尔泰是中国和中国儒学最热情的颂扬者和辩护者,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基于对当时欧洲暴政的强烈不满,反观中国历史上开明君主制度,伏尔泰转而研究中国儒教,尤其是“仁”的思想理念,寻找批判的武器。他的整套哲学理论都明显带有中国影响的烙印,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其思想理论的启蒙意义。李锡明的《中学西传与自然神论》(《文化学刊》2016年第10期)一文认为,自然神论是西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学的切入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思想运动的联结点。自然神论源自古希腊,特指欧洲17—18世纪的自然神论,尤其是法国启蒙时期的自然神论。欧洲的历史变革,把传教士传来的中国儒学思想推上欧洲的历史舞台,融入欧洲历史进程,对欧洲自然神论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个向西方介绍儒家思想的是来自西班牙的高母羡(Juan Cobo,1546—1592),《明心宝鉴》是元末明初的中国文人范立本所编著的一本关于中国文化先贤的格言的蒙学教材,收入了孔子、孟子、庄子、老子、朱熹等先哲的格言,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出版。高母羡所翻译的《明心宝鉴》后来由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Miguel de Benavides)带回西班牙,并于1595年12月23日呈献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因此,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认为《明心宝鉴》是最早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古代典籍。

中国典籍外译是当前译界研究的热点,方兴日盛,不仅有助于对外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且符合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论语》作为最重要的儒学典籍,则是研究孔子最为可靠的资料,其由于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成为早期汉学以来历代英译的重点。意大利人利玛窦早在16世纪末就已将包括《论语》在内的多部典籍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意大利出版。1687年,由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其中含《论语》部分章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以及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大多阅读过这部影响广泛的译作。《论语》英译由来已久,最早的英译本是英国人Randal Taylor在1691年翻译的《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此译本经拉丁文转译而来。直至1828年英国人高大卫(David Collie)才完成《论语》英译的全译本。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两个《论语》英语全译本,即理雅各译本和威妥玛译本。张德福的《威妥玛与<论语>翻译》(《外语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借鉴皮姆提出的翻译史研究四原则,即社会起因、聚焦译者、社会语境和研究意义,通过深入考察相关史料,围绕威妥玛对待他者文化态度的变化过程,结合分析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揭示译者翻译行为背后的翻译动机和翻译目的,并通过译文鉴评呈现威妥玛译本的主要特点,兼论译本的不足之处。作者认为,鉴往知来,典籍外译研究既要注意译者相关史料的爬梳剔抉,也应重视译本的细读和评鉴,因为只有译者和译作相结合的互证研究,才能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威妥玛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对待他者文化态度经历了从敌视到尊重继而同情乃至喜爱的变化过程,并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跨文化身份。身为语言学者,威妥玛翻译态度严谨,其译本采用附注存真的翻译策略,较好地再现了原作的风貌。在19世纪《论语》英译以传教士为主流的背景下,威妥玛从语言学者视角所迻译的英译本独树一帜,值得当下人们从不同角度加以关注、思考和借鉴。

高志强的《“直译”的政治——论马士曼<孔子的著作>(第一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一文,尝试从文化翻译的角度考察这种“直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翻译的“忠实”。作者认为,一般认为《论语》“乃理解孔子思想最可靠的典籍”。正是通过《论语》,人们认识到“孔子所告诉我们的,不是在别处正在被言说着的东西,而是正需要被言说的东西”。这种不断被“言说的东西”,正是凭借《论语》在汉语语境内的不断注疏、诠释,跨语言背景下的翻译、传播实现的。这恰好说明《论语》正是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说的那种产生于轴心时代,需要后世不断“复归”,并为当下“复兴”提供“精神动力”的经典著作。目前仅国外译者翻译的《论语》英译本就有30余部,这些译本——按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说法——正体现了《论语》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它们使得《论语》的生命得以延续,“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译作中得到了最新的也是最繁盛的开放,这种不断地更新使原作青春长驻”。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曾将翻译分为三类:直译、意译和拟作,其中“直译,即字对字、行对行将原作者由一种语言转化入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方式,这种翻译方法最为本雅明所推崇。浸信会印度传教士马士曼声称其于1809年出版的半部《论语》译作——《孔子的著作》(第一卷)严格遵循了“直译”的翻译方法,该译本甚至可作为汉语教材和英汉字典来使用。作者认为马士曼在翻译过程中施行了“字字对译”的“直译”翻译策略,使得该译本还兼具了字典及教材的功能;但马士曼的传教士身份使得该译本出现了形式上的严格“直译”与译文中实际“意译”的不对等现象。《孔子的著作》(第一卷)对超验主义思想的建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儒家思想进入西方思想系统的一座重要的桥梁。同时,随着超验主义运动的兴起,既是美国思想家对孕育自身的欧洲思想的第一次质疑与反驳,也是时代对超越加尔文主义的一种呼唤。爱默生和梭罗在传承、超越欧洲文化传统的同时,还积极地吸收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东方哲学资源。可以说,正是两百多年前马士曼在印度翻译出版的《孔子的著作》(第一卷),使得古老的中国文化与新兴的美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对话,并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文艺复兴”的到来。

《四书》西行始于16世纪。和亚楠的《十九世纪<四书>在英翻译研究书评》(《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通过梳理19世纪《四书》在英国的翻译研究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继续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旨在深化典籍英译研究,指导典籍英译实践。

《周易》的言辞不仅简洁洗练,而且古奥难训,这给西方读者领悟《周易》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构筑了一道难以逾越的语言屏障。任运忠的《<周易>理雅各译本“厚翻译”分析》(《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考察了理雅各《周易》译本,并认为理雅各译本的成功之处在于译者巧妙地使用了“厚翻译”策略,通过学术性序言、研究批判性导论、阐释性注释和显化性译文将《周易》深厚的文化内涵尽可能全面地传递给读者。“厚翻译”又称为深度翻译、增量翻译等,其作为翻译学术语是由美国学者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1954— )首创的。阿皮亚是哈佛大学非美文化研究中心语言哲学教授,他在研究非洲谚语翻译的基础上提出了“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概念。《周易》“弥纶天地之道”且经过历代先哲圣贤阐幽抉微,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根。英译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经典,若仅凭译文之功断难揭示其至深至广的文化义理,因此理雅各采用“厚翻译”策略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周易》理雅各译本中,学术性序言为读者读懂《周易》做了必要的学术铺垫,研究批判性导论为读者指明了研读《周易》的价值取向,阐释性注释引导读者发掘《周易》的文化内涵,显化性译文帮助读者跨越语言障碍并领悟文字背后的深层含义。这些具体的“厚翻译”方法各自的功能侧重不同,但彼此间并非完全割裂,而是环环相扣且相互渗透,共同实现了译本的深度语境化,译者正是通过“增厚加重源语及其文化的氛围”以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理雅各英译《周易》的“厚翻译”策略,及其超越宗教观念而尊重异域文化的理念,对于当今中西方文化交流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朱熹是我国继孔子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是新儒家(New Confucianism)的代表,其作品和著述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学说,被称为朱子学,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产生一定的影响。朱子学在中国古代历经元明清三代,早在13世纪就跨越国界传入邻邦的朝鲜、日本、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到16世纪朱子学开始被翻译并传入西方,18世纪进入美国。据著名美籍朱子学专家陈荣捷先生考证,朱子学英译的第一人是裨治文(E.C.Bridgeman),他在1849年《中国丛报》上翻译了关于宇宙、天地、日月、星辰、人物、鸟兽若干语。这个论断从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只对了一半。因为通过考查《中国丛报》的情况发现,朱子学真正的英译从该刊创刊后的第四年(1836年)就开始了。赖文斌的《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首次翻译:以<中国丛报>为中心》(《上海翻译》2016年第3期)一文以《中国丛报》为研究对象,着重对英译的概况、译者的身份与目的、翻译的策略与问题等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探讨了朱子学早期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的情况。

“理”从“治玉”的本义演变为表达宇宙本体的抽象概念并形成独立的学术形态——理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关于“理”的翻译与诠释,涉及中学西传与西方汉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理学的西传就得益于“理”概念的译介。因此,翻检中学西传史上“理”概念英译这一“入口”,系统梳理“理”概念英译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西方汉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从神学中心到纯粹学术自觉转变的过程。基于这种认识,蔡慧清的《十九世纪“理”概念英译的实践与演进》(《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1期)一文以《印中搜闻》(1817—1822)、《中国丛报》(1832—1851)、《中国评论》(1871—1901)三种报刊中关于“理”的英译为中心,结合相关汉学著述,通过考察马礼逊、米怜、麦都思、麦格基、湛约翰、理雅各等英语汉学家对“理”的翻译、阐释实践与学术争论,管窥理学文化西传的路径特点,展现中西文化互动的一幅画卷。作者认为,在当今汉语文化国际推广已成必然的大趋势下做这种考察,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马礼逊还将大量的清政府官方文件译为英文,从来源看以《京报》所载消息居多。清代在京师由报房发行的报纸皆称《京报》,这种民营商业性报纸由明代《邸报》《宫门钞》发展而来,其形式从散张变为单本。《京报》采用竹纸或毛太纸印刷,每日黄昏发行,每期售价十文,多则十余页,少则五页,每页八行,每行二三十字,初用胶泥活字排印,后改为铅活字排印。《京报》没有书边及中行线,长约六寸,宽约三寸,封面多用黄纸并印有红色“京报”二字,故又称作黄皮《京报》。清末北京东华门外设有京报房六家,各报房由内阁领文件到宫内抄毕,然后雇佣贫苦文人分写成为底稿,所出《京报》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首先是记载宫廷及人事任免消息的“宫门钞”,其次是上谕,再次为奏折,按此顺序排列,无新闻标题;除此以外,偶尔也刊登少量由报人自撰描绘奇闻轶事的稿件。最早有关《京报》的英文著述出自东印度公司译员斯当东(George Staunton)之手,他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总结道,《京报》“主要登载全国的重要人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皇帝的重要行动、对殊功勋的奖赏、外番使节的觐见、各处的进贡礼物等文化和艺术领域的交流”。钱灵杰的《马礼逊英译<京报>析论》(《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1期)一文认为,马礼逊英译《京报》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向西方译介中国情报的典型个案。其动因不仅是为了提供中国时政消息,更是借此消除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自己的误解,作为对公司解聘其译员职务的有力回应。马礼逊采用摘译策略译报,并添加了大量评论性副文本,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社会状况和了解政府动态提供了重要渠道。贺芳、邓联健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活动的动机与选本》(《外语与翻译》2016年第1期)则主要分析1807—1850年在中国及“南洋”华人地区的传教士从事汉英翻译活动的情况,认为传教士翻译中国文献的主要动机是:介绍儒家学说,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根基,并借译介当时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获取母国对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吸引更多传教士来华传教。其翻译文本的特征为:一是语言通俗,内容浅近;二是选择性译介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习俗等。

晚清作为概念的literature被引入中文语并生成了它的中文对应词“文学”,亦由此而开启了中西之间基于这一概念的跨文学——文化交流。从历史(时间)—地域(空间)维度而言,这一概念的“中国化”或近代化,大体上又经历了离岸时期(Offshore Period,以马六甲时期为中心)、到岸时期(Ashore Period,以香港英华书院以及上海墨海书馆时期为中心)以及内地时期(Inland Period);就其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及所涉及的领域维度而言,则又横跨文献、文本、著述出版物、文教、文化、特性。段怀清的《Literature在晚晴中国的“旅行”“落户”与“入籍”——新教来华传教士与晚晴中西跨文学交流的一种历史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文认为,literature经历了在晚清中文语境中的旅行、落户和入籍三个不同时期或阶段,并分别呼应了来华的离岸时期、到岸时期和内地时期三个阶段。而对此过程的历史考察,不仅是在概念史意义上厘清近代语境中的“文学”这一词语概念的生成发展史,而且也是对晚清以来由来华传教士与本土文士之间所展开的跨文学—文化交流史的一种追溯回顾与反思重构。并认为它预示着中国文学的传统时代趋于落幕或结束,一种努力尝试并逐渐注重与非中国的外部世界或中外之间的“文学”传播交流,呈现出更为多元及多样、更加强调创造性及未来性的“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时代,似乎也已经呼之欲出。段怀清的另外一篇文章《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语境中的literature概念——以米怜为中心》(《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专门研究了米怜在其著述中多次提及literature一词,米怜用它来描述西方语境和中文语境中的某些对象。米怜的大部分传教生涯是在远离中国内地的东南亚地区度过的。米怜还是一位勤奋而多产的著述家,其中尤以他先后主持过的《印中搜闻》《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等英、中文期刊,以及他所撰写的《张远两友相论》(Dialogues between Chang and Yuen)、《进小门走窄路解论》(Tract on the Strait Gate)、《乡训十二则》(Twelve Village Sermons)等。该文拟以上述三种文献为中心,来追溯米怜中国文学认知及论述的基本线索、面貌,以及他如何在西方的“文学”观念与中国的文学经验之间展开跨文学—文化之比较、对话及交流,并为后来的中西文学对话,尤其是建立在一种可供双方对话的“文学”平台之上的交流提供开拓性尝试与经验的。同时亦试图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初来华新教传教士们在使用literature这一概念来作为中西之间对话交流的支点时,显然是以西方的“文学”概念为基础的,同时又呈现出“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某些基本属性,譬如将跨越时代的、跨越地域的文学文本的传播、阅读和接受结合起来,将一种文学的民族语境与世界语境结合起来等,尽管这里所谓“世界语境”,更多的可能还是以西方语境为中心。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对中国文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游记》约成书于16世纪70年代的明代中叶,是明清时期最具有代表性、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魔小说,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创作品,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光辉成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古典文学作品。《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开始于19世纪末期,先是传教士、汉学家、大学教授和文化学者的片段译,后来出现了英译单行本、儿童版的改编本和两个全译本,《西游记》翻译作品在西方为各类读者阅读这部中国经典作品提供了不同的形式,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朱明胜的《<西游记>英译本的传播者及传播内容》(《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文,借助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的传播学理论,即:传播过程中的“5W”模式(谁传播who、传播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at channel、向谁传播to whom、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s)其中的两个方面,即传播者和传播内容两点,也就是翻译学术语的“译者”和“翻译内容”。作者认为通过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大学教授和文化学者对在中国文学影响巨大的古典名著《西游记》的译介,再加上不同版本对不同的内容以及不同的翻译方式的应用,使得该部作品在西方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译者的身份、翻译目的和翻译的内容各异,在面对不同读者群时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却同时都在传播着中国文化。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其传播一直处于“高热”状态。从18世纪50年代起,其手抄节本已经四处散播。1754—1771年,平均每一年都会出现一版新的手抄本,到1791年其印刷本出现前,这部小说似乎并无完整的稿子流传。1791年,程伟元与高鹗合作,并由高鹗首次补足后40回,出版了120回《红楼梦》,称为程甲本。程甲本《红楼梦》作为一部极负盛名的小说,不仅风靡亚洲,更名扬欧美。《红楼梦书录》里记载《红楼梦》1791年到20世纪30年代有80次再版。《红楼梦》出现之后,也引起了在中国境内的欧洲人的注意,1812年12月到1813年2月期间,马礼逊翻译了小说第4回的部分章节,并将其寄回英国。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英国使团(其中特别是包腊、德庇时)也收集了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就有《红楼梦》。1819年,在欧洲第一次出版了《红楼梦》的节译本,英文版(由德庇时翻译)和法文版(先由德庇时翻译,之后由布鲁盖尔翻译)。德国学者吴漠汀(Martin Woesler)的《一“石”激起千层浪——从<红楼梦>传播看西方早期以工具化与边缘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学接受》(《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通过介绍早期西方各种人物(如商人、西方使者、西方传教士自己及其中文老师、译者、早期汉学家,以及文学批评家)在文学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作用,记述了《红楼梦》早期及近现代的传播;之后,简单地描述了早期西方文学接受过程中对小说的误解(郭士立)及对原著的背离(库恩、闵福德);接着,展示了西方世界长久以来对该书主流评价的转变——早期以边缘化、工具化为核心,证明该书次于西方小说,后来将其视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直至最后将其视为记录中国社会、具有特殊价值的中国文化经典杰作;最后,作者将边缘化(如异国情调的时尚、服饰、习俗)、普遍化(从世界文学视角)、考据性(将小说作品作为其文学假说的论据,如戴维斯诗集)、工具性(将小说作为语言学习的工具)等作为论文研究的主题加以定义区分。

《三国志评论》最早发表于《中国丛报》。《三国志评论》是英语世界对《三国演义》的第一次系统解读,1838年9月刊载于《中国丛报》,虽然是一篇书评,但它对于中国小说的海外传播却产生了深远影响。《三国志评论》一文没有明确开列作者姓名,只道稿件来自某“通讯员(Correspondent)”,这为对作者的考察带来一定难度。王燕的《十九世纪西方人视野中的<三国演义>——以郭实腊的<三国志评论>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冬之卷)一文考订出该文的作者是第一位清代德国来华传教士郭实腊。作者根据1851年12月《中国丛报》停刊时出版的一册“总索引”提供的线索,解决这一问题,“总索引”将《中国丛报》刊载的文章分为地理、政治、军事、历史等30类,并在每一类下列出了相关文章。分类前,编者裨治文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提示,有五位作者的文章以首字母形式标明作者,其中署名C.G.的指的是Charles Gutzlaff,即郭实腊的英文名,德文名为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中文又译作郭士立、郭甲利、德忌笠、居茨拉夫等。《三国志评论》被“总索引”编者归入第五类“中国历史”(Chinese History),^[3]题后署名C.G.,作者由此分析,这篇文章当出自郭实腊之手。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他对于中国文学的整体理解与认识,分析了这篇书评四方面的问题:情节译介、人物重构,以及译介者对于《三国演义》的总体评价和译介缘由。在郭实腊的大力推介下,中国历史小说得到了清代来华西士的广泛认同,在当时几乎造就了一枝独秀的文体神话,这对于推动中国小说的海外译介意义重大。

根据韩国学者林惠彬的调查,1829年伦敦会修德翻译出版的《时钟表匠言行略论》,是目前所知最早译介到中国的新教小说。该作品讲述了两个不信教的朋友兰和容遇见钟表匠之后,渐渐地接受西来宗教的故事。小说共八回,没有回目,用官话写成。目前找到七个传世版本:三种法语本、两种英译本、两种中译本。林惠彬的《最早新教传教士翻译小说<时钟表匠言行略论>版本述略》(《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一文以《时钟表匠言行略论》的文献为基础,介绍和梳理其版本之间的传承关系,并比较各译本之间的差异。

西洋绘画作品对清时期的宫廷绘画和民间绘画产生了一定影响。东西方贸易的频繁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掌握主动权的西方资本主义将中国的艺术品和绘画理论、技法及工艺品等通过贸易出口的方式带到欧洲。

在16和17世纪相交之际,“花环饰画”(garland paintings)成为“荷兰画派”(Holland school)中最有特色的一类。“花环饰画”的图像特征,可以定义为由各色花卉、果实、作物乃至动物构成的图像装饰形式,饰带一般是围合的圆形,但也有其他形状,围合的内容则是画面的主体。施錡的《17世纪荷兰“花环饰画”在清廷的传入与融合》(《装饰》2016年第12期)一文考察了17世纪荷兰的“花环饰画”传入清廷的经过,并介绍当时具有中西交流意义的绘画和画珐琅器物代表作品,同时还有以隐晦的方式体现具有清代宫廷趣味的图像。中国古典文化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发展到明代已经形成了以儒家为正统、儒道释三者结合的独特文化形态。尽管在明清时期,社会的文化发展有着各种形态,但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在明朝西画进入中国之前,虽然艺术流派众多,但是基本已经形成了以文人为创作主体的绘画体系。虽然也存在宫廷画家和职业画家,但他们基本被排斥在主流绘画之外,并为文人士大夫所不齿。

1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这对于正处于战乱之中的欧洲人来说是一个美好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天堂,象征东方的瓷器、丝绸、漆器、屏风等工艺品大量进入欧洲市场。17、18世纪,中国的美术作品和艺术品的涌入,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思想文化和审美艺术的关注。描绘山水、楼台亭阁、庭院花鸟为主的中国画,以其清新自然、恬淡宁静的风格及奇妙的境界,被融入了洛可可的绘画体系,成为欧洲社会中中国情趣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方虹的《17、18世纪中西艺术交流——以书法、绘画为例》(《美与时代:美术学刊》2016年第5期)一文以书法和绘画为例,考察这一时期的中西艺术交流。在17—18世纪中西方艺术的交流当中,可以发现在艺术方面的影响大多是在某一个范围和领域内产生作用的。而中国的书法、文人画对于当时处于西方艺术核心地位的绘画、建筑、雕塑等领域影响程度并不高,反之亦然。作者认为这是由于中西根本的艺术体系的不同。就当时的社会发展来看,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中国人一向视西方人为“外夷”,在思想上更是觉得中国没有必要向西方学习文化。中国文人画家绘画追求诗、书、画三者合一,他们以文人画的标准来评鉴西洋画,便不认为西洋画有优点和可借鉴之处。应当说,西方人理性的、科学的观察方法和写实性绘画体系,与中国传统的追求“骨法用笔”“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以形写神”等为理论依据的创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立的。但也只是在那个时期,在后来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及更深入全面的对外交流中,谁都无法阻止人们对科学知识和艺术创新的渴求。作者认为,历史上中国与欧洲第一次正面的交锋,从科学、文化、艺术方面对双方当时人们的生活以及后来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从判断是否对在某个领域改变某一事物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文化和艺术的交流与传播,一定使新的事物在与本民族的融合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李爽的《浅析明清时期西画东渐的特殊性》(《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一文结合明清时期所特有的时代特点来分析这一时期西画东渐的特殊性。明清时期西画东渐的过程实际上是东西方美术交流的过程,虽然十分缓慢,但却有其特殊性。明清时期是中国近代交流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清王朝经历了对外关系由强对弱到势均力敌、最后到我弱彼强的过程。这种前所未有的转变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绘画作为文化的附属品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此洪流之中。传教士在这一时期西画东渐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作用,但由于他们在西方并非一流的画家,在中国也没有进入主流之列,因此常常被中西美术学者所遗忘。从表面来看,由于“宫廷绘画依照帝王喜好对西方绘画严格限制”以及“东西强烈的文化审美冲突”造成了明清时期西画东渐过程的缓慢,但是恰恰又是因为清代宫廷的活动、民间世俗性的喜好以及文人多重复杂的审美观,为西画东渐提供了空间,构成了东西方美术在明清时期独特的交流模式。明清时期西画东渐这段美术史,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不盲目接受的特点,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对于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但是,东西传统审美观不同、传播途径单一、宫廷包容的有限性以及文人士大夫对西画排斥等因素,阻碍了西画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