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语言文字交流的一些观点

16—19世纪是中外跨文化交际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此过程中,语言问题首当其冲。早期来华西人为了学习汉语,也激发了对汉外词典的需求,汉外词典适应中外交流的需要而产生,建构了中西方交流的双向知识桥梁,说不同语言的人们可以通过辞书这样的工具书形式互相学习与了解。明清来华传教士编纂了数量可观的综合性双语或多语字典以及词典。1575年(明万历三年),西班牙奥古斯汀会的马丁·德·拉达在菲律宾编成西班牙语与闽南话对照的《华语韵编》,1583—1586年,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合编了《葡汉辞典》。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为帮助西方传教士快速掌握汉语,在中国学者王征、吕维棋、韩云等帮助下,编有采用罗马字母系统标注汉字读音的中文字典《西儒耳目资》,将50个元音与20个辅音互相结合,配上清、浊、上、去、入五个声调记号,拼切出汉字的读音。这些汉外手稿词典的巅峰之作当属叶尊孝(又名叶宗贤,Basilio Brollo,1648—1704)的《汉拉词典》,又名《字汇腊丁略解》(Dictionnaire Chinois,Franaiset Latin)。徐时仪的《明清传教士与辞书编纂》(《辞书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认为,这些辞书可以说是不同语言和文化接触与融合的产物,促进了中西辞书的交融。

以利马窦为代表的“西儒”们,作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桥梁式和代表式的人物,在中国学习汉语,适应中国文化习俗,是新航路开辟以来第一批全面接触与了解中国社会的人士。与此同时,他们也把中国介绍到欧洲,使欧洲社会开始关注、了解中国,形成了18世纪的欧洲“中国热”。通过“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东西方文明在相遇中互鉴,为人类文明的融合和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一历史进程共经历了大约两百年之久,开辟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文明平等对话与相互学习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11月18日,由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相遇与互鉴: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的67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李向敏的《利玛窦中文著译语言研究综述》(《语文学刊》2016年第10期)。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源对1996—2015年关于利玛窦其人的研究作整体爬梳,并对其著译语言研究就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翻译学领域的贡献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呈现其发展轨迹、研究现状和有待深挖的空白点。文章认为,综观国内这十年间对利玛窦中文著译在语言上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1)关于利玛窦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已渐趋完整,这也为利玛窦研究提供了便利和依据;(2)相较于对利玛窦中文著译中哲学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语言学层面的研究就稍显薄弱;(3)在语言学层面上,由词汇角度出发,主要集中在对宗教、逻辑、科技的词汇术语方面和利玛窦逻辑学范畴术语译名问题的研究上;(4)著译文本中的语法现象没有得到关注和提及;(5)目前还没有一部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利玛窦著译的专著。黄莉萍的《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利玛窦翻译活动研究》(《文学教育》2016年第10期)以韶州时期利玛窦的翻译活动为研究个案,挖掘作为译者的利玛窦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适应的因素及其对翻译标准、策略和文本的恰当选择,揭示利玛窦翻译的过程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和选择的过程。利玛窦在翻译中从翻译文本的选择到翻译标准、策略的选择必然要顺应大文化背景,不免会受到社会政治权威导向、社会意识形态、读者接受程度等因素的操控,但他的主体性行为也不容忽视,是对原语文本和译语语境的“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的复杂过程。

1698年,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随同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来华,他于1736年在澳门去世。马若瑟在华近四十年,一生著述颇丰,不仅撰有《汉语札记》《六书实义》等著作,还从事过《诗经》《尚书》《赵氏孤儿》等古典文献的译述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汉语札记》一书。《汉语札记》又名《汉语介绍》,是一部关于汉语知识和逻辑知识的通论性著作。此书以拉丁文写就(但文中引用了大量汉语资料),曾寄给法国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傅尔蒙,但未获认可,只能以手稿本、抄本等形式流行,直到1831年始在马六甲正式出版,目前存世的有拉丁文本和英文本。马若瑟在汉语词类研究方面堪称独树一帜,所感所知明显有别于众多的西方传教士,值得我们关注。赵欣、王建军的《西方传教士汉语词类研究中的的“汉语视角”——略述西方传教士马若瑟的汉语词类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一文认为,贯穿于《汉语札记》全书之中的词类研究思路新颖、视角独特,既渗透着西方传统词类观的重要理念,又贴合了汉语词类的基本特质。马若瑟有关汉语教学的见解和做法也对当下的对外汉语教学不无启迪意义。

瑞士巴色会传教士经缇福编写的《客话读本》系列课本一共有6种,既有汉字本,也有罗马字本;既有识字启蒙课本,也有医学专业课本及配套词典,内容丰富,是客话研究的珍贵文献。近年来,学界逐渐认识到这批巴色会客话文献的价值,桥本万太郎和柯理思两位先生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这批文献的先驱,他们向学界译介巴色会客话文献,打开了利用巴色会文献研究客话的大门。庄初升先生是近年来对客话文献着力最多的研究者,发表了《19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等研究成果,为客话方言史研究树立了很好的范例,彰显出汉语文献在方言研究中的独特价值。石佩旋的《<客话读本>系列教材与巴色会客话文献的地域差别》(《文化遗产》2016年第2期)一文梳理了巴色会图书馆所藏的《读本》系列教材,说明《客话读本》的语言研究价值,重新审视客家文献和客家方言的地域差异,认为《客话读本》系列教材反映百年前以梅县、五华为代表的梅江、东江流域客话情况,语言面貌有别于反映以香港新界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客话的巴色会文献《启蒙浅学》,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马重奇、马瑞颖的《19世纪中后叶的潮汕方言音系——以三种美国传教士的著作为据》(《方言》2016年第4期)一文着重比较美国传教士编撰的三种潮汕方言著作中的音系。这三种著作为:《潮州话初级教程》(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u Dialect,潮州话),作者璘为仁(Williams Dean,1807—1895)阐述了潮州的地理位置及其方言与福建方言的关系和区别,探讨曼谷华人的潮州方言与暹罗语的接触及受到的影响。作者试图用罗马字标明潮州方言的正确读音,使得发音能被理解。最后还阐明该书的编撰体例,即先用罗马字标注潮州字音,接着写出对应汉字,最后用英文加以解释。该书还对潮州话的单元音、复元音的音值做了描写。《汉英潮州方言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作者是约西亚·高德(Josiah Goddard,1813—1854),该书对潮州元音系统和声调系统也做了详细的描写,影响较大。《汕头方言初阶》(A First Lessons in the Swatow Dialect)的作者是菲尔德,该书的“使用指南”中有声调练习、罗马字发音、气音字发音、鼻音与非鼻音、计数练习、课文学习以及处理多听与多看的关系等几个部分。马重奇和马瑞颖通过比较以上三部著作,认为这些著作均非汕头或潮州单一的方言音系,而是以潮汕地区方言为基础,吸收潮州、海丰、揭阳、潮阳、汕头、澄海等方言韵类的综合音系撰写而成。

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1796—1857)的《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可说是遭遇最为曲折坎坷的书之一。这部书稿先后在东南亚与中国的四个出版者或印刷者之间转手,长达十四年之久才终于出版,成为近代出版史上非常特殊的个案。所幸这部字典的编者、出版者与印刷者等相关文献都大致保存至今。苏精的《麦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出版的曲折历程》(《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爬梳整理这些档案文献,探讨这部字典的编辑背景与经过、几度辗转延宕的原因,以及最后出版的曲折历程。从《福建方言字典》的出版历程可以看出19世纪初期中西文双语图书出版之难,主要在于资金、技术与人才三者缺一不可,甚至三者条件已经齐备而遇到政治势力介入或体制改换,如新加坡学院的延宕与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变革,则既定的出版计划仍有可能遭到搁置甚至半途推翻。麦都思毕竟是印工出身,他从《福建方言字典》出版的艰辛历程中学到的教训,就是将自己能充分掌握的印刷技术条件发挥到极大化,以尽量降低其他条件的可能干扰,所以《福建方言字典》是他第一种也是最后一种交给他人出版的中西文双语并列的著作,此后他以石印、铅印甚至这两种印法兼用的方式,自行印刷出版至少七种这类的书,即使是篇幅多达1500页的《中英文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与篇幅相近的《英中文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也不例外,这很可以说明《福建方言字典》极端不寻常的遭遇,在他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厦英大辞典》是19世纪英国传教士杜嘉德编写的一部辞典,他将当时的闽南方言词语逐条翻译成英文后编纂而成。由Rev.Carstairs Douglas著、吴文文译的《19世纪杜嘉德<厦英大辞典>序》(《闽台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叙述了杜嘉德对《厦英大辞典》出版的初衷、材料的来源、编写的过程、编写的目的以及编写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字典的不足等问题进行的说明。他还从一个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角度,对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饶有趣味的探讨。

为了方便与“外番”来往时的语言沟通,明清两朝先后编纂过一批汉语和外民族语的对照词汇集,统称“华夷译语”。乾隆十三年(1748),清高宗敕命西洋馆仿“华夷译语”体例编纂了五种汉语与欧洲语言对照的辞书,即《弗喇安西雅话》《额哷马尼雅话》《播呼都噶礼雅话》《伊达礼雅话》和《拉氐诺话》,分别对应法语、德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五种书的卷首均题有“西洋馆”字样,因此人们习惯总称之为“西洋馆译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官方敕纂的《华夷译语》重获中国学术界关注。文献学学者调查《华夷译语》的版本与收藏,语言学家研究《华夷译语》各种语言的历史语言特征。黄兴涛对“西洋馆译语”的分类问题进行过讨论,此外鲜有关于这些译语的专门研究。五种“西洋馆译语”的书题均为汉字音译的外国语。一般来说,同类辞书题名中的对音汉字理应来自所译语言的自称,例如《畏兀儿译语》中的“畏兀儿”一词译自维吾尔语的Uygur。这样,汉语德语对照辞书《额哷马尼雅话》中的“额哷马尼雅”就应译自德语的“德国”,即Deutschland。但是汉字“额哷马尼雅”与Deutschland(德国)在读音上显然不能对当,说明书题中的这个词肯定另有来源。通过进一步的观察不难看到,五种“西洋馆译语”题名中的汉字注音大多不是译自相应的语种。聂大昕的《乾隆“西洋馆译语”书题语源考》(《文献》2016年第6期)试图考察这些语言名称的来源,研究所用“西洋馆译语”采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晒蓝本。文章认为这些辞书可以说是不同语言和文化接触与融合的产物,促进了中西辞书编纂的交融。

史学界也关注了近代早期的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问题,这些研究均会提及《额哷马尼雅话》。作为史上第一部汉德对译词典的《额哷马尼雅话》,是由来华德国传教士魏继晋1748年奉敕编纂,约于1750年编成。《额哷马尼雅话》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它涉及文献学、词典学、历史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吕巧平的《史上第一部汉德词典<额哷马尼雅话>》(《德国研究》2016年第3期)以《额哷马尼雅话》为研究对象,简述其编纂、发现和研究的历程,说明其概况、编写体例、汉德语言特点与翻译方法,评价该书的学术史意义。该文章还论及中国日耳曼学、中国海外汉学、德国汉学以及中德文化交流史。《额哷马尼雅话》的编纂标志着我国德语教育史的开端和中国日耳曼学的早期萌芽。它是现存史上最早的汉德对译词典,可用于中国人学习德语,也可用于德国人学习中文,是魏继晋对中文词汇进行翻译和注音的成果,也是中国文人学习德文词汇含义与发音的工具,故1748年是中国德语教育史的开端。汉德互译、中德文词汇与语音对比是编纂《额哷马尼雅话》的基础工作,这也是今日中国日耳曼学的研究内容,故该词典说明,中国日耳曼学出现了早期萌芽。《额哷马尼雅话》对于我国海外汉学与德国汉学而言,具有学科史价值。魏继晋青少年时期在德国及欧洲地区接受教育,自1739年在中国工作,他兼具中国语言学家和德国汉学家两种身份。《额哷马尼雅话》属于18世纪德国汉学的研究成果,在德国汉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额哷马尼雅话》的编纂与研究兼具历史性和历时性。自1750年至今,该书经历了清朝至民国的抄本流散、1936年经德国汉学家福克司的发现和阐述(他在《汉学特刊》上撰文介绍过《额哷马尼雅话》的基本体例),直到当今中国学术界对该书的多角度分析研究。该书经历了编成、沉寂、发现、再沉寂、再追踪并再研究的过程,跨越了三个世纪,约270年,汇集了18世纪至21世纪的德国传教士、德国汉学家和我国各学科学者的才智。无疑,这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个案。

19世纪来华西人编写的潮汕方言字典、辞典和课本等,收录了大量的汉字,包括方言的本字、借字及俗字,有别于明清以来的潮汕当地方言文献。徐晓娴的《19世纪美北浸信会潮汕方言文献方言用字的比较》(《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以美北浸信会传教士编写的四本文献——《潮州话》《汉英潮州方言字典》《汕头方言初级教程》和《汕头方言的发音及释字辞典》为研究对象,利用Excel的统计和筛选功能,对方言用字的特点进行分析和比较,并结合明末至民初当地人创作的潮汕方言文献,探讨方言用字的发展情况。四本文献在方言用字方面,本字均居于主体地位,其次则是借字,其中借字使用的比例,尤其是训读字的使用比例不断增加(《汉英潮州方言字典》除外),方言俗字和同音字或近音字则寥寥可数。但对于本字未考的方言字,借用什么字或创造什么字来代替仍缺乏统一的规范。《汉字结构述解》(An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是英国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于1882年出版的一部用英语所写的研究汉字结构的教科书。在此书中,他选取了300个汉字字形作为基础字形,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联系扩展,从而为讲解2000余个常见汉字字形寻求构形理据。李无未、裴梦苏的《回归<说文>,纠偏<康熙字典>——传教士湛约翰<汉字结构述解>》(《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文认为,《汉字结构述解》建立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汉字系统,体现出一种回归《说文》,纠偏《康熙字典》的倾向。同时,也体现出他对汉字体系的深刻认识。该书无论是对于当前的汉字学研究、汉字学史研究,还是对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学习型汉字辞书编写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传入欧洲的《四书》不但是近代西方人了解中华文化、认知儒学思想最重要的载体,也曾是西方人汉字启蒙与汉语学习的重要工具。《四书》西行从一开始,就肩负着传播汉语、汉文化的双重使命。16世纪来华西人为学习汉语,开始接触《四书》,为更广泛地普及汉语,17世纪相继完成了中拉双语《四书》节本的刊刻;18世纪,《四书》成为欧洲学者研究汉语书面语的主要材料;19世纪,一方面《四书》被化整为零应用于辞书的编撰,一方面随着汉学专业化,欧洲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国教会学校都将《四书》教学纳入汉语教育的课程体系中。陈树千的《<四书>西行与汉语早期对欧传播》(《孔子研究》2016年第1期)考察了《四书》的西行过程及对早期汉语在欧洲传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时间变迁,中国语言的传播活动从未终止过,所不同的是输出方式变被动为主动,主体内容变文言为白话。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白话文的地位,拉近了口语与书面语的距离,此后,《四书》作为语言学习材料的功能逐步弱化,以现代口语和经典白话文为教学材料的汉语教材渐次出现。特别是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实力迅猛上升,西方关注中国的眼光也逐渐地从古代典籍,逐步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历史、哲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新时代必然有新需求,日常口语与浅易小品文因其更利于西方人速成汉语而成为当下汉语教材的不二选择,《四书》则逐步回归到它“经”的本质。语言传播归根结底是为文化传播服务的,汉语学习是显性效用,其实质是民族文化的隐性传播。

随着外国人学习和研究汉语人员增多,逐渐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汉学家,他们留下的与汉语教学相关的词典、课本和汉语研究著作,构成了那个时代具有独特意义的汉语语言学研究景观。从学术史来看,英国汉学家詹姆斯·萨默斯的《汉语手册》(1863)站在普通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相对全面地考察了汉语的语言现象,尤其是其中关于词类分析的许多观点都非常精到。沈玲、方环海、陈秀玉的《19世纪英国汉学中的汉语词类观——以<汉语手册>与<语言自迩集>为例》(《国际汉学》2016年第3期)一文将该书与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1867)进行比较,认为在19世纪英国汉学中,《汉语手册》比较系统地对汉语词类进行了分类,并提出了词类分类的语义功能综合标准,得出的一些结论,已达到当时语言学界的前沿水平。

量范畴是世界各语言的普遍共有范畴,不同类型语言的量范畴表达也各有不同。站在类型学角度看,汉语的量词是一个比较杂糅的系统,既有度量衡的量词,还有动量词,大量的是名词专用量词。方环海、沈玲的《西方汉学视域下汉语量词的性质与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一文通过分析发现,西方的专业汉学家们对汉语量词性质的观察比较细致,在他们看来,汉语量词有的表量,有的表类,可分为量化量词与类化量词;类化量词是汉语中的特殊词类,也是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量词类型特征。这一特殊量词小类正是对外汉语教学中需要关注的,也是量词学习的主要难点及其偏误所在。

明清两季,中国本土学者撰写出版了多部俗语辞书,尤以清学者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陈鳣的《恒言广证》和梁同书的《直语补正》为代表。无独有偶,自明末始,早期来华西人或有意或无意地也撰写出版了多部关涉汉语俗语的著作,如罗明坚、利玛窦的《葡汉辞典》、佚名的《四字文笺注》、马若瑟的《汉语札记》、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以及江沙维的《汉字文法》,乃西人著作中涉足汉语俗语的独特作品。中西学者的著述,井喷式地涌现于此时,从时间上看似乎十分巧合,却又有其原因。王铭宇、周荐的《明末及清中叶中西文献所见汉语熟语》(《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文选取明末入华传教士开启西人汉学至清中叶(1662年到1840年,即由清完成全国统一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这一时期,梳理这一时期中国本土学者与到达中国的西人各自编写的涉及汉语俗语的著作,对比其编纂特点、收条立目的宗旨,考察中西学者对熟语考察的不同的侧重点,冀为汉语熟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将中国士大夫与西人的著作拿来比较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关注的“俗语”是词语,以词为主,语只是兼顾,而且这个语还主要是成语;西方学者关注的“俗语”不是词而是语,而且这个语主要的还不是典雅的成语,而是俚俗的谚语、歇后语等。西方学者之所以把目光投放到谚语、歇后语等熟语上,可能与帮助西人学习汉语的汉人有关,这些汉人并非达官显贵,往往出身下层,熟悉街谈巷语,甚至鄙俗的俚语。西方学者关注的那些谚语、歇后语等俗语,中国学者不可能看不到;而他们之所以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其著作之所以很少将谚语、歇后语等熟语一并裒辑进来,恐怕还是因为那些俗语的俚俗,与士大夫心底里对那些俗语的排拒情绪有关。马礼逊有一段话说得十分精准:“一向被中国文人所忽略的俗语,并不意味是‘低级趣味的措辞’,只是对那种仅仅适合读书人的,高雅、古典、佶屈聱牙的形式而言,是一种大众化的语言。就像欧洲的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认为每一本正统的书都应该使用拉丁文,而不是俗语那样,中国的文人也一样。”

明末清初西人在华刊刻书籍活动是中欧知识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既往研究多侧重简述书籍的编辑、刊刻和流传过程以及国人对刊刻活动的赞助,而较少从思想史层面探讨传教士的刊刻活动。杭州是明末清初西人在华刊刻书籍活动的重镇,刊刻书籍数量约占全国刊刻本总量的22%。相较于以往的研究,王申的《明末清初传教士在杭州刊刻书籍活动探赜》(《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4期)一文,着力厘清传教士在杭州的刊书数量和内容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及与其他地方刊刻活动的互动情况;试图从明末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着手,探究传教士刊书活动与“正人心”思潮的关联,进而指出国人对刊刻活动影响包括赞助和制约两个层面,从而为明末清初西人在华的刊书活动提供一个样本。一般认为,中国书籍刊刻有四大系统,即官府刊刻、私家刊刻、寺观刊刻和书院刊刻,明末清初西人的刊刻提及较少,而后者在数量、质量和价值上都不应被人们忽视。以杭州为例,明末杭州不仅与其他地方的刊刻活动有着密切的互动,一些汉文西书还在清末民初重刻,同时,明末杭州刊刻的汉文西书包括人文科技和宗教书籍,而清初则以宗教书籍为主。这一时期的刊刻活动应纳入中国刊刻史研究的范畴中。任何刊刻活动的背后都有思想的支撑。以往我们更多的注意书籍刊刻史的梳理,而忽略了刊刻的思想史,西人在杭州的刊刻活动与明末江南士人争论的如何“正人心”的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受到国人的赞助和制约。同时,明末清初的部分士人已将一切客观存在纳入研究对象中,他们注重对外部世界的探究,重视对文献的考据。这既是对明末部分阳明后学空谈学风的告别,又为清代的考据风气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