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成果：中外物种流通及其他研究

2023-08-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陆学术界一直重视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研究的重点是粮食作物。本年度关于中外物种流通继续发展,研究领域有所拓宽。除了对外来药物的研究外,其他物种的传入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本年度对中西物种流通的研究依然薄弱,期待学术界在以后的研究中能予以更多的关注。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进一步加强海上丝绸之路上中西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关怀的双重意义。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西之间的物种流通日益频繁。原产美洲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农作物以及烟草、蔬果等经济作物,被引种到欧洲与东南亚等地区。之后,这些来自新大陆的物种被陆续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稻米等作物也流传到世界各地。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陆学术界一直重视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研究的重点是粮食作物。但这一时期受多方面条件所限,研究范围比较狭窄,论文数量有限,研究并不深入。“文革”期间相关研究中断。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外来植物传入中国是农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往学者投注了大量心血,亦出版了众多著述,除了继续研究粮食作物的流通外,中国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中外经济作物的传播与影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年度关于中外物种流通继续发展,研究领域有所拓宽。

外来药用植物是指那些从我国疆域以外传入的或者从域外引种进入中国的具有悠久应用历史的传统药用植物。历史上,外来药物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用于实践中,为中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壮大发挥了积极而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我国医药学同国外的频繁交流,亦促进了彼此医药理论水平的提高。因此所谓中药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自古中药有外来药用植物的补充,经济的全球化与中医药的国际化,使得中西方药物交流日益频繁。然而,由于古代相关著作或内容浩如烟海,一直未经系统整理;现代研究又对外来药物一直缺乏全面的认识,给当前外来药物的研究与借鉴发展带来极大的不便。谭晓蕾的《外来药用植物的系统整理及研究》(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一文对外来药物进行系统的查阅、整理、分析,阐述外来药物的引入历史、种类以及对中医药的影响,并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外来药物(玛卡)进行实验研究,佐证我国古代的医药发展曾长期处于一个灿烂时期,并将不断发展壮大。论文第一部分以外来药物的引入历史为切入点,通过查阅、分析、总结本草专著,对散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五个主要时期外来药物的传入和发展过程进行整理。文章对本草学专著《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外来药物加以具体分析,对132种外来药物按照自然属性、性味归经、功效进行统计分析。作者认为,外来药物的传入,秦汉为奠基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随之而来的西域药物和东南亚各国的医药开始陆续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医药学进入了系统整理发展的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原和海外诸国以及各少数民族进行了广泛的医药学交流。隋唐是外来药物传入的成熟时期,与中国有过交流的国家和地区有93个,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印度、阿拉伯诸国。到了宋元时期外来药物的传入达到鼎盛,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宋王朝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医药等各方面的广泛交流,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均超过前代。到了明清,中医药学除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得以发展外,出现了革新倾向,随着西方医药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外来药物的发展亦进入了稳定的巩固时期。外来药物的自然属性以草部和果部为主;药性方面以温、平为主;药味方面以甘、辛为主;归经方面以脾、胃、肝、肺为主;功效方面以清热、理气类为主。该文通过对古本草文献中外来药物功效的整理研究,基本了解了古代本草中收录外来药物的概貌和发展历程。总体看来,外来药物的引入除自身具有良好的功效外,还必须适合中国的国情,适合中医用药的特点,同时还要受到时代风尚、价格、市场供应等多方面的影响。尽管此文并不是纯粹的历史论文,但其对外来药物及传入中国的过程进行了梳理总结,还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除了对外来药物的研究外,其他物种的传入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汤开建的《明清时期外来植物引入澳门考》(《中国农史》2016年第5期)一文根据大量的中西档案文献对明确在明清时期传入澳门的13种植物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确证了上述植物在澳门的传入与发展,填补了中国农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贝武权的《西方人视野中的舟山农业》(《农业考古》2016年第4期)一文指出,舟山生态环境优越,盛产稻米、茶叶和丝棉,是“长三角”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早在1524年,伴随葡萄牙人东渐北上,舟山六横岛(即双屿港)成为他们在中国的第一个国际贸易据点。之后,西方来华者循履而至,他们对舟山社会尤其是大量成为空白或者不为明清地方志书详说的农作物,作了面面俱到又细致入微的观察。足迹所至,流诸笔端,出版后轰动世界。在长达3个多世纪(16—19世纪)的中外交流(碰撞)中,舟山一方面输出了稻米、茶叶和丝棉,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发展,催生了近代商品经济萌芽;另一方面,引进了以甘薯为代表的4种美洲高产作物,长期对我国农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昕、升卢勇的《明清以来南瓜生产与农业变迁》(《古今农业》2016年第4期)一文认为,南瓜从引种至中国以来,对农业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强化了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不但改变了我国的作物结构,尤其是蔬菜作物结构,而且迅速融入了我国的种植体系,形成了新的农业种植制度,主要体现在对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制度的影响。

从2016年的相关成果来看,关于中西政治研究的成果不多,但对中西贸易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既有对海洋文明与海疆史、中西贸易制度的研究,也有对诸如茶叶、瓷器贸易等具体物品贸易状况的探析,并且继续对中西航线、贸易港口以及中西贸易中的人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研究流域有所拓宽,研究方法多元化,资料的运用上也有突破。本年度对中西物种流通的研究依然薄弱,期待学术界在以后的研究中能予以更多的关注。在全球化时代里如何进一步加强中西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正是中国目前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进一步加强海上丝绸之路上中西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关怀的双重意义。

(本章作者周莉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2016年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成果：中外物种流通及其他研究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