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相关人物研究（2016年）

2023-08-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中西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人物研究,国内外学术界更多聚焦于对传教士的研究,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他与海上丝路有关的人物逐渐受到重视,与之前相比较,本年度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人物研究大为加强,如对来华西方人、海商、海盗(海寇)、海外移民、华人华侨等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也发表了不少有新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海商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群体,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关于中西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人物研究,国内外学术界更多聚焦于对传教士的研究(本年鉴有相关章节进行专门研究),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他与海上丝路有关的人物逐渐受到重视,与之前相比较,本年度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人物研究大为加强,如对来华西方人、海商、海盗(海寇)、海外移民、华人华侨等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也发表了不少有新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他们兼具多重身份,对中西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李伯重的《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一文,对15—17世纪前半期东亚国际贸易中的商人进行了探析。作者认为,15—17世纪前半期是经济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在这个时期,东亚世界的国际贸易有长足的发展,不同国家、不同种类、不同身份的商人都卷入其中,使得这个贸易呈现出多姿多彩、扑朔迷离的面相。这些商人具有多重身份,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面孔出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盛仁杰的《华人视域下“黄金时代”的荷兰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对华人眼中的荷兰人进行了探析。作者认为,荷兰虽是欧洲小国,但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黄金时代”。而就在其远洋实力最雄厚的年代,荷兰成为最早与中国发生接触的欧洲国家之一。荷兰人通过各种手段,在明、清两朝渴望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甚至一度殖民台湾,其在华人眼中的形象也发生了或明或暗的变化。胡梦飞的《明清京杭大运河留给外国人的印象》(《珠江水运》2016年第22期)一文重点介绍了朝鲜、日本、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及西方来华使团对京杭大运河的记载。文章指出,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和沿线城镇聚落的兴起,也便利了人员的往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运河沿线的水利工程、城镇乡村和风土民情给来华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蓝莉、张放的《路易十四1685年派往中国的数学家》(《国际汉学》2016年第1期)一文重新审视路易十四创建数学家小组动身赴华的历史、政治背景,厘清路易十四决定派出数学家的起因及计划的局限性,通过对文字资料与各个相关档案馆可利用信息进行系统的交叉比较,并对年表进行仔细审核,重新定义科考小组起始的雄心,描绘计划的实施,跟踪小组活动。作者认为,来华的数学家们凭借耶稣会神学院的最新知识、高级科学水平和一套精密科学仪器积极开展、紧张活动,有的成了康熙皇帝的数学老师,有的参与中华帝国地图制作工作,他们几乎时时处处进行月食、日食的观测,在各地进行经度测量,勘正地图,改善航海安全,在完成卡西尼设计的天体测量和大地测量计划的同时,尤其向中国传播了应用数学知识,既为传教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国地理学、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苏珊·里德·斯蒂夫勒、刘美华、杨慧玲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汉语学生》(《国际汉学》2016年第1期)一文,利用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伦敦会等机构的原始文献对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汉语学生进行探析。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7世纪初就与中国有商业往来,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中文翻译人才,在贸易交往和政治交涉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翻译对公司的意义重大。然而,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语言封禁政策,他们无法在与中国官府交涉中争取利益,尤其是两次使华团的失败让他们意识到培养汉语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在广州商馆关闭前的30年,东印度公司在培养汉语人才方面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1810—1831年间,公司共培养了19位汉语人才,不仅为阿美士德使华团提供了译员,还一度使用汉语与中国官府书信往来,而不再完全依赖“语言通事”,甚至培养出德庇时这样中文造诣颇深的汉学家。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广州商馆,处理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关系和事务,而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汉语人才在不同时期的起伏变化,亦是中英关系史的一个投影。

海商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群体,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陈思的《论1622—1625年间福建大海商李旦与荷兰殖民者的关系》(《闽台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利用近年来陆续翻译出版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相关史料,结合中方文献记载,对李旦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文章指出,李旦作为17世纪福建著名的海商、海盗领袖,在1622—1625年间与入侵台海地区的荷兰殖民者有着广泛的往来交流,双方一度建立起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后者在调停明荷冲突,让荷方撤出澎湖,转往台湾贸易一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深受荷方信任。但荷方转往台湾后,其在当地的贸易却一直受到李旦与福建当局的暗中遏制,处境十分不利。这也导致荷方最终与李旦反目成仇。在这段微妙关系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李旦与明朝福建当局联手,试图暗中将荷方逐出台海地区的计划,体现了当时福建地方当局、民间海上势力与西方殖民者三方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王秀丽的《元末明初的海商与江南社会》(《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一文重点阐述了元末明初海商与江南社会发展的关系。作者认为,宋元鼎革,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没有遭受大的触动,江南地区的农商经济在南宋的基础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海运的创行和元代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使得江南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太仓、上海等沿海地区迎来了历史上首次经济大发展,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这是空前绝后的。在海上贸易大发展的浪潮中崛起的江南海商,通过私家园林的建设和对文化人士的聚拢与扶持,初步展现出他们对江南社会和历史的纵深影响,围绕着这些富商巨贾的私家园林,在元末的江南,出现了一个个富民奢雅、文士优游的士商亲融圈。入明以后,随着朱明王朝对江南豪民的经济褫夺和对江南文士的政治文化压迫,这独具时代特色的一个个士商亲融的社会群体,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具有海洋文明特色的江南沿海农商社会也随之黯然褪色。陈国灿、王涛的《依海兴族:东南沿海传统海商家谱与海洋文化》(《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一文也对东南沿海的海商家谱与海洋文化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海商是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社会群体,在中国海洋文明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东南沿海是我国海洋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海上交通与中外交流的前沿,海商群体尤为活跃,不仅规模庞大,影响广泛,而且宗族组织发达,谱牒编修风气盛行。为数众多的海商家谱在具体展示海商家族活动形态和文化性格的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传统海洋文化的特点和陆海交汇环境下沿海社会的发展道路。海商家族依托海上贸易而兴,海商又在家谱编修活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这使得海商家谱成为传统谱牒文献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其所反映的除了家族演变的一般情况,还包括有关海商活动和海洋社会的大量信息,从社会基层展示出传统海洋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运作形态。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有必要对保存下来的众多海商家谱给予足够的重视,开展系统的发掘、整理和利用。此外,周雪香的《闽西客家与海上丝绸之路——以四堡雾阁邹氏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等文章,也对海商问题进行了探析。

海上丝绸之路上还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海盗(海寇),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有新的进展。刘平的《清朝海洋观、海盗与海上贸易(1644—1842)》(《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6期)将清代海盗与海上贸易作为考察对象。作者认为,清朝在开国后的较长时间里,采取海禁之策,但中外之间的民间贸易——走私贸易一直没有中断。康熙二十三年“开海”以后,海上贸易日兴。随着国内局势的安定与社会发展,清朝人口迅速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当国内粮食市场的调剂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暹罗等国稻米开始大量进口。稻米进口量的不断增加与商贸路线的繁荣,引起了海盗的注意。海盗的抢劫目标并不局限于稻米,还涉及其他各种船货。从海盗自身来说,抢劫稻米等物品不仅能够解决温饱,还能将多余之物销赃,壮大自身实力;从清廷角度来说,海洋只是陆地政权的某种延伸,闽粤水师因海防与海盗而设,缉私与剿匪成为一道独特的海上景观;从中外贸易史角度来说,闽粤之海盗、水师,各自都有促进、削弱中外贸易的因素。陈贤波的《<三省备边图记>所见隆庆年间闽广的海寇经略》(《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明隆庆、万历年间,苏愚任官福建、广东,亲历了当时震动朝野的“漳潮海寇”乱事,督兵参与了多次平寇战役。由他编绘的《三省备边图记》收录了若干幅平寇及升赏的战争图绘,每一幅图均附记事件的详情,图文并重,为前人鲜有注意、引用的资料。作者不仅通过图像连缀成叙事序列,再现了当时官府征剿海寇的激烈战况,也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闽广两省经略海寇的曲折和细节,于海寇的器械装备、将士临阵表现、两省兵船的协调作战以及战术谋略的施展,等等,均可补已有官书文集记载的不足,对揭示明代中后期的海防运作有重要参考价值。黄丽生的《明代中期的岛屿议题:以<明实录>为中心》(《南海学刊》2016年第1期)一文利用《明实录》中的原始文献,对明代中期的岛屿议题进行探析,其中也涉及海寇的研究。作者认为,明代初期,缘于政权更迭及其所肇致东亚海域秩序的改变,岛屿治理议题包括:征抚海上政敌并击退蒙古残兵、征抚居留海岛的贼寇与流民、对倭寇的征剿与防御、与周边国家的外交等。文章以《明实录》为中心,利用数位人文研究法,搜寻海岛、岛屿等关键词,进一步检视归纳其于明代中叶的变化发展,概可分为内外形势交错与内政治理两大方面:前者包括海贼倭番的入寇与平定、海防的建置与备御、朝贡关系与勘合贸易;后者为流移逃人的治理、海运与商贸问题等。明代中期中央决策层级的岛屿议题,除了延续前期海寇/海防的对应格局外,更出现中外海寇交错、贡寇相间、海运商贸等辨证复杂的情势,反映出东亚海域上旺盛的跨国贸易需求与相应体制的缺乏。吴榕青的《宋元之交东南沿海的海盗、山贼与地方政局——以潮漳陈五虎、陈吊眼集团为例》(《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2期)也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海外移民也是一个重要的群体。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一部中国对外经济交流史,也是华侨华人移居海外的历史,华侨是沟通中国与海外各国经贸往来的桥梁,同时也是维持这一经贸关系发展的纽带,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年度关于海外移民、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万明的《乡国之间:明代海外政策与海外移民的类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明代的海外政策与海外移民的类型。作者认为,明初的海外移民,与明王朝整体海外政策密不可分。明代中国官方海外移民模式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钦赐三十六姓给琉球开启,长盛不衰,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琉球被日本吞并,影响持续长达近500年,构成中国古代海外移民一个独特的类型,即国家主导的国际移民类型。作为中国古代海外移民史类型研究的补充,该文从外交诏令文书入手,对明初海外政策的整体展开与这一重要的海外移民类型形成进行探讨。庄国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外移民》(《人民论坛》2016年第8期)一文以中国移民为重点,阐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海上丝绸之路也是移民之路,移民是中外文明大交流的载体,移民所带动的宗教文化、艺术、科技和物种的相互交流,其价值远过于商贸交往。陆芸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移民——兼论中国历代政府对中外移民的管理》(《学术探索》2016年第6期)一文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的海上通道,它不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还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一条移民之路。对于中国来说,既有中国人移民海外,也有外国人移民中国。总体来说,中国历代政府不鼓励、不支持中国人移民海外,对于外来移民持较开放的态度。郑莉的《明清时期海外移民的庙宇网络》(《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则分析了明清时期海外移民的庙宇网络。作者指出,明清时期,沿海民众为了维持世代相传的生计模式,仍然持续不断地移居海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海外华人社会。海外移民定居之后,为了维持原有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在异国他乡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庙宇、坟山与祠堂,形成了华人社会特有的庙宇网络。这种庙宇网络以同乡、同族、同业为基础,以宗教仪式活动为纽带,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结,建构了跨地域与跨国界的社会文化联系,体现了中国民间的海洋文化传统。此外,曹于恩的《略论福清海外贸易及侨民历史》(《福建史志》2016年第1期)也涉及了这个问题的研究。

此外,龙登高的《广州十三行百年第一人:潘振承》(《清华管理评论》2016年第Z2期)、吴宇翔的《唐代市舶使吴德鄘墓志考释》(《岭南文史》2016年第4期)等文章,也对海上丝绸之路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了探析。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相关人物研究（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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