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往来货物研究（2016）

瓷器、茶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大宗交易品,向来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本年度研究更为细化。此外,以往受到忽视的其他中西货物往来状况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也更加重视对原始文献的挖掘与整理,研究领域有所拓宽。

1.中西瓷器贸易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从东汉开始中国的瓷器走向成熟,在唐代被销售到世界各国,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它始终居于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商品实属中国的瓷器。16世纪起瓷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宗货物,17—18世纪,中国的瓷器出口贸易达到了高潮。这不仅见诸中国古代文献大量记载,而且为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多处古遗址考古发掘和海底沉船打捞报告所证实,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更是收藏了大量的中国历代瓷器。中西瓷器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文化向全世界传播,瓷器也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重要纽带。本年度中国学术界对中西瓷器贸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本年度学术界举行相关学术会议讨论中西瓷器贸易问题。2016年10月14日至15日,在福建泉州举行了“中国古陶瓷学会福建会员大会暨研讨会”,与会专家从不同层面探析了中西陶瓷贸易状况。林刚年的《泉州外销瓷与“海丝”文化初探——以馆藏宋元德化窑外销瓷为例》(《中国古陶瓷学会福建会员大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认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之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宋元时,更是被中外人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从这里出发销往世界各地,特别是瓷器,泉州货源充足。尤其是德化,作为我国古代南方著名的产瓷地区之一,瓷器外销有着悠久的历史,销售范围遍及亚洲东部、南部、西部各国以及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德化瓷器具有质地纯净坚硬、色泽明亮洁白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们的欢迎。林耀卿的《浅淡从历代遗存的出口瓷中去探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走向与辉煌》(《中国古陶瓷学会福建会员大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图文并茂,介绍了历代遗存出口瓷,从中反映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走向与辉煌。吴其生的《漳州窑瓷器的对外输出》(《中国古陶瓷学会福建会员大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通过文献考究和考古发掘,并对漳州窑瓷器外销东南亚以及经由东南亚转运外销进行综合考察,认为漳州窑是中国古代外销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末清初漳州月港发展成为国际性的贸易港口,漳州窑瓷器的对外贸易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漳州窑瓷器随着月港的扬帆通商已遍及欧洲、非洲、美洲、东南亚、日本等世界各地,并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文明进程。陈冬珑的《浅谈泉州东门窑的生产与外销》(《中国古陶瓷学会福建会员大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泉州东门窑出土的瓷器标本为例,探讨其生产与外销情况。作者认为,泉州自商周年间始烧瓷器,由于唐代制瓷工艺的延续,宋元窑业的兴盛,明清甚至现代陶瓷技术的传承,泉州生产的瓷器物美价廉广受海内外喜爱,成为历代外销瓷的大宗商品。泉州东门窑临近泉州港,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其陶瓷生产与外销繁盛,所生产的青釉瓷故有“土龙泉”之称。泉州作为港口贸易城市,外销需求影响着该地陶瓷生产。

除了召开相关学术会议,本年度关于外销瓷的研究成果丰硕。刘淼、胡舒扬的《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一书广泛搜集国内外沉船资料,对照各类陆地遗址出土的陶瓷器遗存,图文并茂地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古代陶瓷经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销的历程及阶段特征,揭示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变迁的历史及不同阶段中国在世界海洋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该书在大量展示窑址资料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古代外销瓷业生产变迁的脉络,并以个案的形式讨论了以陶瓷贸易为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生动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方李莉的《丝绸之路上的中国瓷器贸易与世界文明再生产》(《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一文比较系统地回顾了中国瓷器贸易的发展进程。作者认为,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真正形成一定规模,遍及亚非大陆,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因为只有到了唐代,中国的漕运才得以完善,并日趋发达,才能使这些瓷器得以大批量运送至沿海的港口,再由各港口运送至旧大陆的许多国家。唐初商业运输及海外贸易大增,海运路线得到了扩张,除明州港外,还有广州、泉州、扬州三个重要港口。陆地和海上沿途的商人们,不仅把中国的瓷器运到亚非大陆,同时,也将印度和波斯甚至北非埃及的图饰技法以及他们的图画版本传给中国。宋代是陶瓷制作的巅峰时期,当时著名的瓷窑遍布大江南北。但这个时代和唐代比起来却是一个从开放走向内敛的时代。从陶瓷器的表现来看,外来的造型和纹饰开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从本国的传统寻找文化,具有一种复古的趋势。但宋朝仍然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当时的主要港口除杭州、明州、泉州外,还有广州港,宋朝设立了市舶司,负责掌管海外商舶贸易。到14世纪初期,在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政府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陶瓷贸易进入了第二次高峰。元代疆域广大,扩张到西方的俄罗斯和匈牙利,大量的陶瓷贸易沿着唐宋时期的海陆通道进行,中国和西欧这样相距遥远的土地第一次被直接联系在一起。元代的出口瓷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景德镇的青花瓷。之后,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以及绕经好望角前往印度航线的成功,将“寰宇”的范围推向全球规模。自此时开始,中国瓷器的纹饰、色彩和形制,得到了真正的全球化式的首场展示。当16世纪中国大量美丽的青花瓷开始输入到欧洲,装饰着美丽花草图案和木刻版画中的戏曲故事的青花瓷,使欧洲人对中国这一遥远的国度有了更直观的形象认知。葡萄牙和西班牙由于航海上的优势,使他们在地理大发现的早期成为世界贸易中的佼佼者,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以那里为据点与中国做瓷器生意。之后荷兰、英国等国家亦相继组建东印度公司,展开与中国的瓷器贸易。17、18世纪,景德镇掌控了全球瓷器市场,不仅仅因为产品精良,也因为生产规模与组织先进;它代表了在蒸汽带动的机器年代到来之前手工艺产业的最高峰、大规模集中制造生产最壮盛的成就。中国瓷器的输入不仅改变了东南亚一带的生活方式,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也因为中国瓷器的输入得到改变。不过,由于世界体系的重心移转到西北欧各国和工业革命的进行,欧洲在近世初期开始崭露头角,攫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它不仅开拓了全球海运航线,还在南、北美洲植入欧式社会,并将亚洲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它的殖民地,塑造出新型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最终一手催生并主导了现代的诞生。在这新的一场较量中,中国的瓷器不仅失去了长期以来巨大的海外市场,还失去了整个国家的文化竞争力。

徐昂的《景德镇陶瓷对欧洲的出口贸易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一文利用《景德镇陶录》《岛夷志略》和《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等古籍记载资料,1976—2003年考古发掘的出水沉船资料,殷弘绪、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资料,大英博物馆、德国卡塞尔博物馆、西班牙马德里城皇宫和比利时布鲁塞尔中国宫等馆藏资料的不同史料,探析自宋代以来景德镇陶瓷对欧洲出口贸易的情况,并对现状提出建议。宋代时,南北各地名窑互相争胜,并在五代生产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创烧了青白瓷,部分出口到欧洲;元朝时,景德镇烧制出了风靡全球的元青花和精美绝伦的卵白釉,并逐渐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大量的元青花等通过欧亚大陆和海上陶瓷之路传到欧洲;明代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人不断扬起航帆来到中国,大量贩运中国瓷器,在1602—1682年的80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运出中国瓷1600万件;清朝时,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等更多的欧洲国家来到中国进口包括景德镇瓷器的中国陶瓷,据统计,清前期海外贸易鼎盛的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的近一半都是景德镇瓷器;近代,由于受到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经济掠夺和海关控制、新中国刚成立的“一穷二白”局面和“大跃进”的影响,景德镇陶瓷对欧洲的出口举步维艰,仅少部分出口到东欧市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地位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景德镇陶瓷对外出口贸易又有新的发展;而近九年来景德镇陶瓷对欧洲的出口量并不乐观。作者强调,自宋代以来,景德镇陶瓷对欧洲开始出口贸易,经过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景德镇陶瓷已成为时代的烙印、陶瓷文化的象征,对其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其次,景德镇陶瓷企业品牌自近代以来发展并不理想,陶瓷产业受到来自潮州陶瓷、佛山陶瓷等的严峻挑战,在“一带一路”新的历史时机下,景德镇应该牢牢抓住这个历史契机,做好陶瓷发展的各项工作,重现景德镇陶瓷在欧洲舞台的辉煌历史。

吴依萤的《明清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国外销瓷审美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一文利用丰富的原始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中国外销瓷的装饰造型、装饰工艺及装饰题材的审美影响进行分析研究。作者认为,在我国明清时期,世界各国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相互之间进行陶瓷贸易交流,从中表现出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征,使瓷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相互融合,缔结出绚丽的硕果。许多国家开始收藏和使用精美的中国瓷器,突出崇尚文明和追求高雅及国力的象征,尤其是16—18世纪,外销瓷器在欧洲达到一个高峰期。中国瓷器经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销往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人们逐渐喜爱中国瓷器,出现订制中国瓷器的贸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西方国家由订制中国传统纹样的瓷器向专门订制的瓷器发展,主要表现在对瓷器的欣赏角度以及审美逐步地符合欧洲人审美特点和文化风格,大部分的瓷器都融入了西方文化的元素,这使得明清时期外销瓷器的纹样也都具有了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呈现出中西合璧的文化景观,对中国外销瓷的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为以后的中西文化更好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郑炯鑫的《17—18世纪德化窑生产的西洋瓷器及其对欧洲瓷业的影响》(《福建文博》2016年第3期)一文认为,17—18世纪,德化窑生产出大量适应西方市场需求、具有浓郁西洋风味的白瓷产品,种类涵盖瓷雕、厨房用具、茶具、酒具、咖啡具、玩具等,德化白瓷因此被誉为“国际瓷坛明珠”“东方艺术精品”,在欧洲市场供不应求。随着产品的流入,德化白瓷制作技术也传到欧洲,在经过百余年的仿制历程后,欧洲白瓷于18世纪初试烧成功。刘淼、羊泽林的《明清华南瓷业的生产及外销》(《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一文认为,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官方势力在海洋的退缩,民间私商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泉州周边的外港安海港和附近的漳州月港逐渐成为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中心,并由此导致明清福建制瓷业向闽南的集中和转移。西方人到来并积极参与到传统的亚洲贸易网络中,进一步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明清外销瓷业的兴盛。入清以后,厦门港逐渐崛起,以德化为中心的制瓷业格局形成。明清时期,漳州窑瓷器、德化白瓷和以德化窑为中心的清代华南瓷器产品从东南海港输往世界各地,揭示了早期全球贸易的兴起及清代南海贸易的繁盛,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张思桐的《从雍正时期粉彩外销与欧洲自制瓷质茶具的差异看粉彩外销瓷的审美价值》(《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年第1期)一文通过比较雍正时期粉彩外销瓷质茶具与欧洲自制瓷质茶具在种类、器形、纹饰工艺等方面的差异,认为粉彩外销瓷是中国外销瓷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古代对外贸易中占据着突出地位,也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粉彩外销瓷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使用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统一、工艺与视觉效果的结合、装饰纹样与历史文化的联系等方面。

吴文强的《远涉海外的明末青花克拉克瓷器》(《收藏家》2016年第4期)一文对中国特殊的专用于出口欧洲市场的瓷器——克拉克瓷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析。作者阐释了克拉克瓷的典型器形与代表纹样、产地、外销的方式和路线,对输出地区的社会影响及其所带来的技术传播。克拉克瓷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外销瓷主要品种之一,见证了当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无限繁华。尽管作为外销瓷的克拉克瓷难与明清官窑出品的瓷器相媲美,但是它在世界瓷器史上的地位及其承载的文化、历史价值都不容小觑,它们堪称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物质载体。黄健亮的《宜兴紫砂器在欧洲的文化历程》(《东南文化》2016年第3期)认为,宜兴紫砂器在明代中期时发展成熟,自明代万历晚期便开始通过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贸易、来华船长及高阶船员私运、国家间馈赠或来华使节采购等各种渠道进入欧洲,成为皇室贵族的珍藏。这些原本素雅的紫砂器大多被装饰了繁复华丽的中国图案,被贵族们用来炫耀财富和地位,营造文化品位,并吸引欧洲各国积极仿制,对近代欧洲陶瓷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赵雅杰的《纹章瓷中有“文章”——从<荣誉东印度公司纹章果篮及两只盘子>说起》(《艺术品》2016年第7期)认为,《荣誉东印度公司纹章果篮及两只盘子》这种中欧风格混搭的设计,在外销瓷中司空见惯,它代表清代中西文化交流诸多面中的其中一面。此外,方李莉的《“一带一路”上的瓷器贸易与世界文明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24日)、侯铁军的《“茶杯中的风波”:瓷器与18世纪大英帝国话语政治》(《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阿力的《千年回眸——探秘明代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景德镇陶瓷》2016年第3期)、张必萱的《芙蓉出水清康雍外销青花瓷精品》(《收藏》2016年第3期)、胡光华的《18世纪中国外销瓷绘西洋画装饰的发展》(《艺术探索》2016年第5期)、杨芹的《海洋考古反映明清外销瓷盛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7日)、张国刚的《海上丝路的一抹晚霞:明清时期的外销瓷》(《文汇报》2016年8月5日)、森达也的《宋元外销瓷的窑口与输出港口》(《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刘寒的《景德镇青花瓷与欧洲文化艺术的交流》(《中国陶瓷》2016年第7期)、余婧的《明代景德镇外销瓷山水园林纹饰初探》(《大众文艺》2016年第11期)、陈佩的《明末清初漳州窑外销瓷帆船纹饰研究》(景德镇陶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等文章,也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中西瓷器贸易状况。

古代中国与欧洲国家的陶瓷贸易状况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葡萄牙人于1514年首次到达中国,并由此开启中葡海上贸易。之后,由于中葡外交关系一度交恶,未取得官方许可的葡商游走于中国海域的各个离岛,与沿海商人进行走私贸易。直到1553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为对中国及亚洲贸易的主要据点,中葡贸易规模迅速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中葡瓷器贸易尤为突出。王冠宇的《葡萄牙人东来初期的海上交通与瓷器贸易》(《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通过考察收藏于东南亚、中东及欧洲等地的早期中葡贸易瓷器,结合文献记载,探讨此时期中葡瓷器贸易的规模、路线及交易模式等问题。作者认为,澳门开埠之前,中葡贸易瓷器的数量与规模仍是有限的,然而却对贸易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对于转口贸易瓷器,尤其是新品种的大量售贩,反映出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东亚贸易网络中对各地物产的精确掌控,以及对地区间交易的积极经营。澳门开埠之后,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迅速建立起密集的本地贸易网络,便基于此。这亦为其日后因地制宜,获取亚洲各地物产并远销欧洲提供最直接的货源保障。另一方面,虽然此时期欧洲经长途贸易进口葡萄牙(及由此销往欧洲其他地区)的中国瓷器仍极为少量。但葡萄牙人不间断地、以中国海商为中介的贸易及订制活动,亦成为沟通欧洲大陆消费者及景德镇陶工的重要桥梁。先来样落订,再等待成品的做法,亦成为日后瓷器贸易中的惯常模式。而他们与沿海中国私商的密切互动,以及对中国港口及各地物产的不断了解,正成为澳门开埠之后,中葡贸易迅速增长、达至极盛的重要基础。王冠宇的另一篇文章《葡萄牙旧圣克拉拉修道院遗址出土十六世纪中国瓷器》(《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对葡萄牙中部一处修道院遗址出土的16世纪中后期中国瓷器进行集中介绍,促进了对于此时期中葡贸易瓷器主要品类及风格的认知。

沉船上的瓷器,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中西瓷器贸易的繁荣。项坤鹏的《“黑石号”沉船中“盈”“进奉”款瓷器来源途径考——从唐代宫廷用瓷的几个问题谈起》(《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认为,“黑石号”沉船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其中包括“盈”字款绿釉碗以及“进奉”款白釉绿彩盘各一件。这两件器物是由官方窑场或者官方组织民间窑场生产来进奉宫廷的。它们在出现于“黑石号”沉船上之前,可能先行抵达扬州,主要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被进奉入宫廷之后,因宫廷赏赐、贸易,甚至内库被劫掠等诸多原因散落至坊间,再流落至扬州;其二是并没有进入宫廷,而是作为供奉的剩余品被售卖、集散于扬州。这两件瓷器从宫廷或者产地散落至扬州之后,再从扬州被运送至室利佛逝,然后被网罗至“黑石号”上。郭学雷的《“南澳Ⅰ号”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质》(《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一文对“南澳Ⅰ号”打捞瓷器、宋钱等遗物及相关历史文献、纪年瓷器、沉船资料的多方位考察、比较,围绕该船的年代、历史背景、贸易性质、航路、船货、沉船发现的意义等问题做了探索。作者认为,该船或为隆庆开海之际的一艘沉船,该船首段的航线,为西班牙马尼拉大帆船环球贸易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进一步了解16世纪后半叶新航路开辟后的海洋贸易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为研究隆庆开海后景德镇及漳州窑的瓷业生产,特别是为了解漳州窑瓷器的早期面貌及景德镇瓷业对漳州窑的影响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同时也为研究明代造船、航海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中西茶叶贸易研究

茶文化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已经有着几千年种植、生产茶叶的丰富经验,并融合儒、释、道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茶文化。秦汉之际,随着海陆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茶叶走出国门。唐宋时期茶叶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16世纪起,中西贸易活跃,海上丝绸之路兴起,茶叶作为主要的贸易商品,向荷兰、英国、法国、俄罗斯、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等欧洲国家传播。之后,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茶叶种植加工等技术被传播到欧美的殖民区。茶叶从中国流传世界,成为中西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术界一向重视中西茶叶贸易研究,本年度取得了新的进展。

中西贸易的主要商品就是茶叶,茶叶贸易是近代中西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郝静的《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研究》(《福建茶叶》2016年第10期)研究并分析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状况。作者认为,19世纪茶叶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曾经占据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到了19世纪末,由于生产方式落后,茶叶的质量得不到保障,缺乏市场竞争力,加上税收杂多以及多年战乱,中国茶叶出口量急剧下降。茶叶贸易对茶叶的发展、交通运输的改善以及经济的繁荣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刘祖陛的《清代福建武夷茶出口商道演变初探》(《福建史志》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初至清中叶,福建武夷茶出口商道主要有两条:一是由内河转运到广州出口欧洲各国的海上“茶叶之路”;另一条是由内河水陆连运至中俄边境恰克图销往俄罗斯的“茶叶之路”,这一时期武夷茶运销出口必须由陆运到政府规定的出口口岸广州和恰克图出口,完全是清政府对武夷茶实行垄断专卖严格限制政策造成的结果。由于这条“茶叶之路”漫长,清中叶,外商对福建武夷茶出口新商道进行探索。作者还分析了五口通商后福州茶路与“茶港”的开辟。张小玲的《近代我国茶叶出口贸易徘徊不前的原因探究》(《福建茶叶》2016年第5期)指出,近代我国茶叶出口贸易由盛转衰一直在徘徊不前,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作者认为,根本原因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质价差距所造成的,在具体原因上,该文分析对比了中外茶叶生产方式、中外茶叶品质和质量的差异、中外茶叶税负情况、中外茶商竞争力情况以及茶叶价格形成机制的转变等因素,认为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停滞不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白芳的《南粤茗香飘四海——从清代外销画看广州的茶叶出口》(《收藏家》2016年第11期)一文通过外销画这个独特的视角,考察广州的茶叶出口状况。作者认为,18世纪,广州口岸兴起了一种为满足西方市场需求而创作,结合西方绘画技法和中国传统绘画技艺,描绘东方风物、民风民俗、生产生活等题材,兼具艺术与商品双重性质,被称为“广州外销画”的绘画作品。与广州口岸对外贸易息息相关的外销商品制作过程,尤其是丝绸、瓷器、茶叶等内容,甚至包括相关的交易场面和出口情景,都是外销画的重要绘画题材,反复地出现在各种形式的绘画中。它们多以水彩画或水粉画的形式表现,通常批量生产,成套上市,每套从12张到数十张不等,每幅画面展现一道生产流程。也有少数画作以油画的形式创作,在同一幅画面上展现多个不同的生产环节。陈轩的《清代外销茶叶漆盒源流考》(《艺术设计研究》2016年第4期)一文围绕18—19世纪的外销茶叶漆盒展开综合研究,以比较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中西茶叶贸易状况。文章阐释了外销茶叶漆盒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当中的缘起、发展和社会价值,认为茶叶漆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带锁的茶叶罐或各种材质的带锁的茶叶盒。这个阶段以西方世界根据自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来进行新器型的开发和创作为主。带锁的各种样式的茶叶盒体现了新兴的茶叶文化给西方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以及茶叶作为一种珍贵的东方物产受到的高度重视。第二个阶段为形制相对统一的黑漆描金带锁茶叶盒。这个阶段以中国在贸易往来中根据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来对茶叶盒进行再次设计和开发为主。这一阶段体现了中国商人和工匠在频繁的对外贸易交往中与西方文化的互动。中国的开发者与制造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西方世界所欣赏的中国风,以及茶文化和西方女性社交圈的紧密关联。这种带锁的精致黑漆描金小盒子有效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也成为以茶叶为大宗贸易的中西方贸易时期的历史见证。刘礼堂、宋时磊的《信息不对称与近代华茶国际贸易的衰落——基于汉口港的个案考察》(《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近代华茶国际贸易的速荣与速衰是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在中国社会经济亟待转型的历史语境下,探析其背后深层次原因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四类,但极少从市场交易基本机制方面进行探讨。实际上,我们可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对该现象进行分析,将具有典型性的汉口茶叶外贸市场作为案例分析对象。汉口茶叶外贸市场广泛存在着各种类型的信息不对称,促使各主体采用各种交易制度和措施以规避风险,这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却给汉口茶叶外贸市场形势的恶化带来隐患。汉口茶叶外贸市场各交易主体为应对信息不对称冲击下的变化,各自调整发展策略,英商快速转移市场经营重心,洋商联合操纵茶市转嫁风险,华商集体动员尽力维持交易秩序,俄商最终实现垄断。茶叶外贸市场走向市场失灵和萎缩,而政府的规制收效甚微、难见起色。此外,罗婵玉、孙云的《福建茶叶海上贸易的起源与发展》(《茶叶通讯》2016年第1期),陶德臣的《茶叶由文化到技贸传播世界的历程》(《农业考古》2016年第2期),傅天甫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茉莉花茶香》(《民主》2016年第2期),陶德臣、杨志玲的《近代中国茶埠群论析》(《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马秀平、孙秀芬的《中国茶对世界文化影响的探究》(《福建茶叶》2016年第9期)、段立先的《跨文化视野下的茶叶对外贸易》(《福建茶叶》2016年第10期)、贾秀清的《茶文化视角下中西文化差异探析》(《福建茶叶》2016年第10期)等文章,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西茶叶贸易状况。

茶叶传入英国后,由于英国人对茶叶的疯狂热爱,使得英国成为西方国家最具代表性的茶文化国家之一。中英茶叶贸易及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年度这方面的成果不少。仲伟民的《19世纪中国茶叶与鸦片经济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19世纪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商品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对理解19世纪的中国非常重要。首先,这两种商品的相关度非常高。表现为:都具有成瘾性消费品特征,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都具有生产集约性特点,二者在19世纪的进出口贸易皆受制于英国。其次,这两种商品又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突出表现为:起初产地不同,但后来发生产业移位,生产方式、贸易方式以及消费对象有明显差别。在近代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在具有广阔前途的茶叶市场上却节节败退,而在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危及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鸦片市场上却大获全胜,这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悲剧。该文视角比较独特,资料翔实,对中英茶叶与鸦片贸易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张国刚的《茶叶与18世纪的英国茶会》(《南风窗》2016年第10期)一文指出,18世纪的英国在茶叶消费上比别国早熟,正是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早熟的—种标志。富足、闲适和家庭社交造就了作为一顿加餐的下午茶,它成为对一个特殊社会阶段的理想表达方式。英国人通过各种实验与无数品尝实践,对茶叶的认识十分深刻。17世纪末,英国公司已将茶叶列为重要进口商品,至18世纪初茶叶已在英国各阶层人士中享有口碑。英国茶叶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促使英国政府视茶叶为利润渊薮,长期对茶叶课以重税,结果造成英国的茶叶走私不可遏止。而英国从中国大量购买茶叶,资金成为重大问题,于是英国公司先是以印度的棉花为替代支付品,后来则以鸦片换取茶叶,而鸦片战争是中西关系的转折点,茶叶在其中扮演了微妙的角色。陈艳玲的《清中期销英茶叶和茶具营销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一文尝试将文化传播结合茶叶贸易和茶具(瓷器)贸易,探讨营销的一种策略——文化营销策略。作者认为,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一开始是经葡萄牙与荷兰转手,直到17世纪中晚期,才逐渐开启了和中国的直接贸易,进入18世纪,一直持续至19世纪上半叶,是中英贸易的鼎盛期。文章力图通过对中英茶叶、茶具贸易发展演变的梳理,探讨在这场贸易活动中运用得非常精妙的文化营销策略。这项策略是中西商人准确地抓住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流,在商贸活动中实施的创造性手段。文章探析中英茶叶贸易的一般情况,将茶叶销量结合茶具造型及其图案的发展演变进行分析并探讨了中英茶瓷贸易从一般现象到深层本质的文化营销策略。文章利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为中英茶叶贸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麻欣的《英国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福建茶叶》2016年第11期)一文认为,起源于中国的茶,在大航海时代里被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带到了欧洲。这种特别而新颖的饮品迅速得到了欧洲人的喜爱,很多国家纷纷加入到茶叶消费的行列中来。但在这些西方国家中,因为饮茶而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文化体系的只有英国,英国将来自中国的茶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并借鉴中国的饮茶特点,历经几百年的沉淀,最终发展出一种别具特色的英国茶文化,对英国的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此外,莫菲菲的《西方茶文化及英语“茶”语》(《福建茶叶》2016年第2期),杨春冉的《中英茶文化对比研究》(《福建茶叶》2016年第8期),车乒的《中国茶在中西方交流中的作用》(《福建茶叶》2016年第9期),付星洁、戴文仪、仇慧敏、沈卉卉的《海上茶路对英国社会的影响探析——以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为例》(《中国市场》2016年第46期)等文章通过对茶文化的研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状况及影响。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规划的展开,近代中俄茶叶贸易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邢莉的《清代中期中蒙俄茶叶贸易及价值解构》(《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年第5期)一文指出,内蒙古有一条通向蒙古国直达俄罗斯西伯利亚腹地并且直抵欧洲的通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连接中外贸易的枢纽。从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草原上的茶叶之路不仅满足了蒙古国及俄国对茶叶的需求,而且对于中蒙俄的经济、文化、商业及茶叶种植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沟通中国与欧洲的重要通道,构成我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今“一带一路”倡议所确定的“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理解和实施具有历史参考价值。赖惠敏的《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认为,清代政府称从张家口到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商人为“北商”,从归化城携带茶叶售予新疆南台、喀什噶尔、安集延国贸易的商人为“西商”。从19世纪上半叶就有俄国学者开始研究中俄茶叶贸易,中国学者因缺乏贸易资料,主要征引俄文《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如今从蒙古国国家档案局找到的恰克图商贸档案,统计1816—1871年从事中俄贸易字号的约有161家,重要的字号约有50家,大多来自山西著名的家族,如榆次常氏、祁县乔氏和郭氏、平遥侯氏、汾阳王氏等,他们都同时拥有数个字号。1854年时连咸丰皇帝都知道他们以贸易致富,家产成百上千万两。俄人阿·科尔萨克研究茶叶的名称有商号茶、山西白毫茶、普通白毫茶。在恰克图的档案记载,19世纪上半叶商人卖的多数是福建的君眉茶,以榆次常氏、祁县郭氏的商号茶质量最好。祁县乔氏、平遥侯氏、汾阳王氏贩卖的茶大多是两湖的白毫茶和青茶,质量较普通。大家熟知的大盛魁茶庄巨盛川、三玉川,渠氏的长盛川、长裕川等,都是较晚出现的字号。清朝考虑统治蒙古的政策因素,张家口的关税未能像粤海关遽增,但在张家口官员摊派给茶商各种兵粮、捐输、生息银两,茶商对地方财政有重要贡献。此外,刘再起的《中俄茶叶之路:繁荣了200年的国际商道》(《北京日报》2016年3月14日)等文章,也从不同层面反映了中俄茶叶贸易状况。

3.中西其他货物贸易状况研究

15世纪开始的航海大发现,使东西方商品贸易直接往来逐渐频密,而随之亦带来文化上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在瓷器、丝织品、漆器、图画等深受西方市场欢迎的产品中,中西方文化因素融合的产物屡见不鲜,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本年度相关研究也不少。

图画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商品,也日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李爽的《浅析明清时期西画东渐的特殊性》(《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一文结合明清时期所特有的时代特点分析这一时期西画东渐的特殊性。明清时期,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东西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兴起,这一切都为西画东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但是,东西传统审美观不同、传播途径单一、宫廷包容的有限性以及文人士大夫对西画排斥等因素,阻碍了西画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孔佩特、Joshua Gong的《深远的秘密——18世纪中国玻璃油画中的西方人(上)》(《艺术品》2016年第4期)及《深远的秘密——18世纪中国玻璃油画中的西方人(下)》(《艺术品》2016年第5期)一文介绍了西方镜子工艺的起源与技术发展,梳理了玻璃油画在中国产生和传播的源流,并通过实物对比分析,说明访华西方军官或商人作为艺术赞助人对中国外销玻璃画发展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外销刺绣风格也受到了西洋油画的影响。白芳的《明清时期的广绣外销艺术品》(《收藏》2016年第15期)一文指出,广绣是对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刺绣工艺的总称,它历史悠久、风格独特,是与苏绣、湘绣、蜀绣齐名的中国四大名绣之一。明清时期,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不断扩展、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广绣在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油画的艺术风格及绘画技法,这种中西融合的广绣外销艺术品深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曾一度引领欧美的社会时尚。王晓春的《图像证史——以十九世纪中国外销通草水彩画艺术为例》(《荣宝斋》2016年第10期)一文指出,通草水彩画艺术兴起并盛行于19世纪,广州十三行附近是其主要生产和贸易的基地。当时广州云集了大量的西洋商人、旅行者、传教士、官员等各类人群,他们在此居住和进行贸易,将茶叶、瓷器和其他中国商品运回欧洲和北美,从中获得丰厚利润。特别是反映中国世俗风情的通草水彩画、油画等艺术品极大地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好奇心。文章介绍了广州十三行与外销画家、通草水彩画的制作与营销、绘画材料和技法、绘画题材,并配以相应的图片进行说明,对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这一特殊货物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本年度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漆器贸易研究也比较突出。潘天波的《18世纪海上丝路漆器的展开:以溢入法国为视点》(《民族艺术》2016年第3期)一文认为,18世纪中国漆器文化被广泛传播至欧洲,引领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时尚潮流,并经历了从溢进到耦合,从体认到想象的历史展开进程。显赫的海洋议程与延伸至全球的海上丝路的开通为促成这种进程提供了契机,法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贸易为推动中国漆器文化在法国的展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耦合视野下,溢出的中国漆器文化参与了法国文化的时空变化,尤其在法国宫廷刮起的“中国风”使欧洲宫廷的奢华风气迅速蔓延;同时,被溢出的漆器文化也沾溉了法国诸多文化领域,展现出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化融通景观,并引发了法国人的深度阅读、体认与想象。胡良益、潘天波的《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一文认为,依托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输出与文化传播,清代漆器文化被广泛地介绍至欧美世界,并在各国发生阅读、体验与审美想象,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欧美人眼中的他者漆艺想象。但伴随18世纪后期海外漆器文化被中国引进,中外漆器艺术已然开始出现一种不倦的文化环流现象。在此消彼长的中外文化体认、溢出与耦合中,被传播的中国漆器文化显示出全球视野下的他者想象与环流现象,正是通过具有并世功能的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得以实现。认识并把握丝路文化的他者想象与环流特征,对于当代“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战略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陈纳维、潘天波的《耦合视域:宋代海上丝路贸易与漆器文化生产》(《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4期)一文指出,宋代海上丝路贸易不仅为漆器文化生产提供嵌入的契机与途径,还为漆器文化生产提供了聚合的时间、区间与参数,更为漆器文化生产提供了聚合的历程与效应。同时,宋代海洋贸易嵌入文化生产的风险也是存在的,特别是对宋代宫廷美学及其文化发展产生某种偏向。胡玉康的《汉唐丝路漆器文化外溢:契机、途径与效应》(《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汉唐漆器文化外溢既是文化输出、传播与互动的形式,又是与诸番文化对话、交融与增益的手段,它具有中华文化外溢的示范意义与独特内涵。丝路、港口及通商为汉唐漆器文化外溢提供契机,贸易、宗教、遣使及朝贡是汉唐漆器文化外溢的主要途径。尽管漆器作为汉唐文化对诸番文化的提升效应是强势的,但汉唐人容纳万有的文化气概与兼容并包的宇宙胸怀必然使得他们在接纳异域文化中能实现双向互动,进而提升与改造了自我文化。潘天波的《从部族到国家:元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认为,在蒙古部族走向元代民族国家途中,古代中国漆器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共同体”转型为“政治体”的文化裂变。漆器文化生产尽管有“工奴制”“技术思潮”“植物图案”等许多部族化偏向的实践议题,但海上丝绸之路为漆器文化及其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敞开了中西文化对话的新空间,并在海外文化传播中释放出巨大的文化溢出能量。元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的外溢不仅促进了漆器自身发展走向技术至美,还重塑了元代国家文化的世界形象,并激起海外人的中国文化想象,更见证了蒙古部族向民族国家转型发展的历史意义与逻辑内涵。

本年度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香料贸易的研究也比较突出。严小青的《冲突与调适:16—19世纪广州口岸的中外香料贸易》(《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一文指出,唐宋以后中外海上贸易繁荣,香料是重要的贸易角色。16到19世纪期间,葡、荷、英、美等国先后尝试并努力在中国广州等地建立贸易基地和商馆。为了香料,他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在这场争斗中建立起了贸易规则,发展出了成熟的三角贩运贸易。洋人们在给自己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中国带去了认识东西洋世界的机遇。姚沁的《隋唐五代时期福建的香料与海外贸易》(《福建文博》2016年第4期)一文试从史料记载、出土香具等方面探寻隋唐五代时期福建的香料与海外贸易。作者认为,隋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积极鼓励对外贸易,带动了沿海的经济发展,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有着许多优良港口,为这一时期的海外香料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此外,王济鹤的《瑞典暖炉与海上丝绸之路》(《收藏》2016年第15期)、马建军的《宁夏境内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古国金银币简考》(《中国钱币》2016年第6期)、朱倩的《西洋珠宝化妆盒里的东方风情(上)》(《收藏家》2016年第8期)与《西洋珠宝化妆盒里的东方风情(下)》(《收藏家》2016年第9期)、方虹的《17、18世纪中西艺术交流——以书法、绘画为例》(《美与时代》2016年第5期)等文章,也从不同层面探析了中西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货物贸易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