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贸易总体状况研究

2023-08-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国内学者一直非常重视中西贸易总体状况的研究,本年度发表了一些重要论著,从不同视角探析了中西贸易总体状况。施诚的《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及财富流向》一文,利用外文文献资料,对近代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及财富流向进行探析,其中部分涉及中西之间的贸易状况。文中以详实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茶叶、瓷器的贸易往来状况。作者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中西贸易往来及影响进行了宏观的探析。

国内学者一直非常重视中西贸易总体状况的研究,本年度发表了一些重要论著,从不同视角探析了中西贸易总体状况。施诚的《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及财富流向》(《史学集刊》2016年第2期)一文,利用外文文献资料,对近代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及财富流向进行探析,其中部分涉及中西之间的贸易状况。作者认为,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网络形成的前提是全球主要航路的开辟和陆上贸易商路卷入全球经济体系。西欧国家率先建立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网络,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的商品繁多,根据它们的特性,将它们划分为以下四类:黑奴贸易;香料、饮料、烟草(包括香料、蔗糖、咖啡、茶叶、烟草);日常用品(包括毛皮、纺织品、染料、瓷器);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文中以详实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茶叶、瓷器的贸易往来状况。作者认为,茶叶于17世纪初被引入欧洲,但是早在1550年出版的书籍中就已经提到中国的茶叶。第一次运载茶叶进入欧洲的,可能是荷兰船只于1610年从澳门运入。16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R.L.Wichham是第一个写作关于茶叶的英国人。1618年俄罗斯有人记述了运输茶叶的骆驼商队。茶叶在英国最初作为一种奢侈的药品,被认为是生姜的安全替代品,最终才作为大众消费品。根据记载,1657年,茶叶首次在伦敦的一间咖啡馆里销售。不久,奥利佛·克伦威尔对茶叶征税,最后茶叶变成英国的收入税,征率为1/10。每年英国进口茶叶1500万磅,而且还有大量的走私茶叶输入。饮茶不仅是文化需要,也是政治需要。瓷器是早期近代中国输出的重要商品。中国瓷器外销欧洲的过程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先后在不同阶段占据主要地位。通过考察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的主要商品和财富流向,作者认为:第一,西欧国家率先建立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网络,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利用这种地位从亚洲进口商品,而且通过罪恶的黑奴贸易,把大量非洲劳动力输往美洲,使美洲成为欧洲重要的产品和商品生产地;第二,作为早期近代世界财富主要表现的贵金属(黄金和白银)的流向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从作者找到和引用的史料和数据看,至少到18世纪后期,欧洲从西半球进口的商品价值高于从亚洲进口的商品价值。16—18世纪,欧洲人均白银拥有数量也不断增长。换句话说,从商品贸易数量和价值看,早期近代世界贸易的天平不断向西方(特别是西欧)倾斜。

樊树志的《晚明: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国中小企业》2016年第3期)一文也对中西经济交往进行了探析。文中指出,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大变局,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地理大发现时代,或称大航海时代。含义有二:一是欧洲人沿着非洲的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开辟了一条通向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通过发现这条新航线,欧洲人来到印度和中国,从此开始了中国和世界的对话。二是欧洲人越过大西洋发现了新大陆——美洲,成为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可以称为历史的里程碑。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把它作为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线,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此欧洲人的海上贸易不再局限于地中海,而是面向全球。作者以丝织业与棉纺织业为例,认为16世纪以后,我国江南地区已经出现早期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欧洲工业革命以前,中国丝绸工业的发展遥遥领先,产品行销世界各地。从澳门出去,到印度的果阿,过好望角,运往欧洲的本土,是一条丝绸之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出去到菲律宾的马尼拉,乘坐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把产品销往美洲大陆,这是第二条海上丝绸之路。在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的共同冲击下,晚明大变局从很多方面可以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故步自封、墨守封闭的“海禁—朝贡”体制显然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最早来到中国的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荷兰商人,以及一向在中国东南沿海活动的日本商人,他们和中国沿海的商人联合起来进行走私贸易,或者叫作私贩贸易。当时没有海关,不允许民间贸易存在,只能冲破海禁政策的限制,进行走私贸易。双方较量的结果是,朝廷做出让步,在隆庆元年(1567)宣布开放海禁,可以允许中国的商人出海到东洋和西洋,与外国进行贸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转折。因此,私贩贸易转化成为公贩贸易,走私贸易转化成为合法贸易。此后中外贸易又称为“丝银对流”——中国的丝货流出去,外国的白银流进来。因为中国始终处在顺差当中,因此,通过贸易的渠道,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作者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中西贸易往来及影响进行了宏观的探析。

何平的《世界货币视野中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从世界货币职能的视角,考察明代货币结构的变化和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作者认为,明代货币结构从单一的宝钞制度恢复到钱钞并用,最后形成以白银为价值基准和主导的银钱复合货币体系,是西方势力东来、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发展使中国被动迈入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促成的。白银的世界货币性质使得纳入全球一体格局的明朝将白银内化为基准货币。当时的社会精英从货币主导权旁落的角度提出反对使用白银的主张,但未能阻挡东西方贸易交往的国际形势下货币形式的自然选择。白银货币的被动供给为明清社会带来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第一,由于白银在数量上的有限性,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于增加货币的需求,经常表现为白银短缺造成的经济萧条。第二,白银的外部供给使得明清政府失去了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权,从而导致在对西方的经济贸易关系中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白银货币在中国法定货币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全球化时代。但就明清中国这一极而言,仍然是以封建小农社会和专制集权国家的属性存在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并未实现近代化转型与西方同等地获取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的福利。

张晓刚、刘钦的《锁国时期广州港口海外贸易输入品结构考述——以白银、香料及米粮为中心》(《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一文指出,明清“锁国体制”下,广州港口海外贸易仍持续进行。两朝政府虽厉行“海禁”,明令“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但朝贡诸国仍允许依规定“贡道”来贡贸易,且伴随新航路开辟,明清间与西方国家之“互市”“往市”贸易更趋繁盛。在此背景下,广州港口对外通商交流迅速发展并呈现新特征。就输入品结构看,白银、香料、米粮成为其主要商品构成,即因社会经济发展,“钞法不通”,以致白银需求量激增,而当时国内银产额及银课收入极为有限,故谋求海外白银大量输入,而西班牙所占菲律宾之美洲白银及18世纪英、法商贸国输入白银成为其主要流入途径;另外,在东南亚诸国来贡贸易与葡、西等早期西方商贸国来华通商的背景下,大量香料输入中国,朝廷除一部分用于内需外,亦将其作为百官赏赐与俸禄折支;而米粮输入,则呈现地域性色彩,即因闽、粤两省“民食不足”“米价腾贵”“生齿日增”,且往日邻省接济或于台湾调米已无可能,遂谋求海外“洋米”输入,而政府为平抑米价,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更将其“定例”化。此外,若就商品结构看,无论是作为主要输入品的白银、香料、米粮,还是输出品的生丝、瓷器及茶叶,在商品流通与交易条件下,16—18世纪的中国曾广泛参与亚洲乃至全球贸易的发展,然而步入近代以来其却未形成现代化起步的经济基础,并开始长期落后于西方。

此外,梁二平的《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为读者全面展现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两千年历史,深度解读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变迁发展,分析丝路贸易、对外交往的成败得失。张诗雨的系列文章《海上丝绸之路的由来——<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一》(《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1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二》(《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2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三》(《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3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交流——<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四》(《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4期),《中国在全球海运史中的大国角色——<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五》(《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5期),《我国古代海运事业的形成——<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六》(《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6期),《在徘徊中发展的古代海运事业——<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七》(《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7期),《我国古代海运事业的繁荣与衰落——<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八》(《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8期),吴晶晶、王福革的《元代私营海外贸易及其发展原因探析》(《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李小萍的《试论元代海外贸易下的几个货币问题》(《区域金融研究》2016年第12期)等文章,也对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西贸易状况有比较详尽的阐述。

古代中西贸易总体状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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