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交往研究成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交往更加频繁,历史上中西政治交往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本年度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交往研究取得一定进展,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与英、荷、法、美、葡、俄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交往。

英国作为传统的西方强国,近代以来与中国交往密切,中国学者一直非常重视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研究。本年度学者们充分利用第一手文献资料,对中英政治交往进行深入探析,研究成果不少。本年度对中英政治交往中的礼仪问题比较关注,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析。刘黎的《中英首次正式外交中百灵致两广总督信件的翻译问题》(《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研究了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朗西斯·百灵致两广总督的信件。作者认为,此信件拉开了1793年中英首次正式外交的序幕,其中译文直接影响着乾隆对使团的态度和对访华事件的理解。该文通过考析史料,深入讨论百灵信件翻译的几个重要问题:信件是如何翻译的?译者是谁?不同中译本间有哪些异同?信件中译本给中英双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作者认为,囿于语言障碍和政治、历史等因素,百灵信件经由不同的人操刀翻译,最终形成三份汉译本存于清宫档案中。三份译文均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原信的信息和口吻,成为清廷文书中司空见惯的禀文,这既给乾隆皇帝营造出英国远夷入贡的假象,又使英方建立平等外交、商贸关系的诉求无法闻达于清廷。百灵信件的翻译折射出中英正式外交接触早期翻译事务的弊端:一是缺乏合格的翻译人员。无论是充当密监会委员与郭世勋等人会面口译的行商,还是持笔翻译信件的中国人、行商以及在京传教士,他们都不是职业翻译,其语言水平和翻译能力都值得怀疑,从客观上决定了百灵信件译本质量低下。二是担任翻译工作的人员职业道德缺失。他们受制于中国政府,为清廷效忠,不敢也不会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传达出百灵信件的真实意图。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在后来马戛尔尼使团抵达中国直至离开一直未能解决。可以说,中英首次正式外交接触是在双方缺乏清楚的相互认识中进行的。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更深刻地认识18世纪末中英首次正式外交接触前夕翻译事务的形态与特征。索冰的《英国对华外交中的觐见问题——礼仪与利益的合体》(《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一文,也对英国对华外交中的礼仪问题进行探析。作者认为,1873年6月29日,日本大使和西方五国(英、法、俄、美、荷)驻华公使以躬身之礼觐见清同治帝。该事件宣告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时行“叩头”之礼开始走进历史,西方国家在外交礼仪层面对古老中国的“强制性改造”取得一个标志性成果。作为当事国之一的英国,从1793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到1873年威妥玛觐见同治帝,觐见问题由一个寻求贸易便利外交机会演变成在“合作政策”掩护下企图引导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工具。英国在觐见问题上的外交策略一方面反映英国政界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深入过程,另一方面则展现出英国外交官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利用觐见问题为其本国利益服务的外交尝试。邓海成的《从礼仪之争看朝贡体系的终结》(《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5期)一文,从礼仪之争入手考察朝贡体系。作者认为,觐见礼仪在朝贡体系中则处于核心地位,极具象征意义。从马戛尔尼开始,英国人一直寻求在中国的“平等权”,这种争取平等权的努力最终导致中国陷入最大的不平等的泥潭。如果说,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争取贸易平等的话;那么,之后的战争和条约是西方世界迫使中国“完全平等”,起码在礼仪上西方国家认为是平等的。焚毁圆明园、惩办义和团民和签订大小条约都是使中国平等的手段,更是规训中国(人)的手段。西方列强也最终以条约形式将“平等”礼节法典化,这种既不同于传统朝贡礼仪,又与西方外交礼仪相区别的“杂交礼节”,终其目的是要把清朝皇帝放置到与欧洲君主相平等的地位,进而把中国纳入新的世界秩序——西方主导的新秩序。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涉及中英早期政治交往的焦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问题。高换婷的《一支别有用意的英国祝寿使团》(《中国档案报》2016年1月15日)利用档案资料,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进行探析。林海的《将<大清律例>带到西方的人》(《检察风云》2016年第10期)一文认为,早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西方人就开始关注中国法律。但是,将全本律例翻译并在西方出版,使西方人对中国法律有全面的认识,则是一直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得以实现。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奉命出使中国,船上一位12岁的少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得以跟随华人翻译学习中文。由他后来翻译出版的《大清律例》英译本,从此成为传递中西法律文化的桥梁。闫智茹的《1793年英使眼中的大运河民俗》(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利用英使记录的民俗资料,探析了当时的京杭大运河民俗,角度比较新颖。该文对英使记录的民俗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着重从交通运输和劳动民俗方面进行研究,并分析城市民俗,包括建筑居住、饮食服饰、城市商业、婚姻丧葬等方面,对抽烟、饮茶、信仰等社会民俗进行挖掘,同时参考同时期的其他著作记载及民俗学资料,进行民俗学的专项研究。文章指出,1793年英国使团在中国境内往返途中都取道京杭大运河,他们笔下记录了京杭大运河的民俗风情与地方文化,富有史料和学术价值,可以丰富、补充我国现有文献当中的京杭大运河民俗事象;其中所体现的民俗资料都是由外国人记载的,其中可能会有一些误解、错漏乃至偏见,对此进行研究,可以还原其时真实的民俗面貌,推进关于大运河的民俗研究,可以揭示中西民俗文化之间的冲突、传播,开启民俗研究的一个新角度。

此外,卢晓娜的《18世纪英国精英界中国观的变化》(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探析了18世纪英国精英界的中国观的变化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时中英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深入。文章指出,18世纪上半叶,英国精英的中国观秉承17世纪中期以降欧洲“中国潮”,较为积极,贵族对中国艺术的喜爱无以复加;文艺家亦以文学作品、建筑设计等形式对中国艺术极力推崇。然而,至18世纪中期,精英界的中国观却逐渐消极化,并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后急转直下,迅速恶化。英国精英界中国观的变化确与大清帝国本身的发展状态相关,但与英国本身的社会变革、精英文化心理亦有更本质、更直接的联系。18世纪是英国社会剧烈变革及文化心理转型的时期。重商主义或自由主义经济及海上霸权催生了英国人非凡的民族自信与开拓海外市场的欲望,科技飞跃及工业发展则带来了理性主义的勃兴与感伤主义的纠葛,国内战争及光荣革命改变了英国政体,使《大宪章》以来的政治契约原则得以确立。诸种社会变革直接影响了民众文化心理。这一时期,英国上层社会兴起了周游欧洲大陆或其他异域世界的游学热,与游学相伴而生的是以广博观察、细致记录著称的博物学的发展。以上因素的合力促成了18世纪英国精英中国观的发展及逆转。最初,游学热带来对异域的向往,中国作为仅存在于传教士报告及旅行家笔记中的神秘国度吸引了诸多英国精英。中国艺术品轻盈灵动,符合贵族们新的审美趣味;工业起步造成环境的破坏,机械化与自然格格不入;感伤主义文学应运而生,该派诗人赞美中国园林充满野趣、师法自然。凡此种种,皆是18世纪上半期英国精英中国观较为积极的原因。然而,18世纪中期以降,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及文化心理转型的逐渐完成,重商或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英国政治精英普遍接受;“王在法下”“无代表权不纳税”等宪法政治理念亦成为新旧贵族的普遍政治理念。理性主义则成为文化精英的普遍思维方式。中英的政治逻辑、文化心理差异愈加鲜明。英国精英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他们质疑,13世纪马可·波罗来华以降形成的中国形象也许并非属实。中国其实并非所谓现世理想国,有关其的一切尚待重新认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精英界的中国观发生了逆转。政治、文化精英们对旅行家及作家均在笔记或作品中对当时极盛的“中国潮”或中国整体政教文化进行了严苛批判。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这成为英国中国观彻底逆转的节点。消极的中国观在此后成为精英界的主体共识,马戛尔尼本人关于中国的记录及评述甚至直接影响到了英国官方决策,成为此后英国对华炮舰政策的模板。

当今中印边界问题又起争端,其根源在于英国在近代西藏地区的侵略行为。本年学者们也从不同层面探析了近代英国对西藏的侵略。陈昱彤的《浅析英国在廓尔喀侵藏战争中的角色问题》(《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一文指出,18世纪后半期,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清政府和西藏地方官兵进行了数年的抗击战争,其中,英国在廓尔喀入侵西藏的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英国看似无所作为,这并不能说明英国真的保持了“中立”。实质上它想通过战争寻找机会,攫取更大的侵略利益。另一方面,目前并未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英国确实武装援助廓尔喀,因此说英国直接支持廓尔喀并不准确。英国的种种表现反映了它在两次战争中竭力为自己攫取更大的利益并为其殖民侵略服务的本质。阿拉斯泰尔·兰姆、梁俊艳的《英属印度与西藏·摘译(一)》(《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通过大量英文原始档案,叙述了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最初接触的过程,分析并指出中国在西藏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

此外,中英之间其他的政治交往也受到了学者的重视。宗彩萍的《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对清朝“华夷”体制的冲击》(《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华夷”观念是中国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的重要思想。鸦片战争前后“华夷”观念一直成为中国与英国之间进行交往的障碍。英国几次派遣使者访华,都因清朝所遵守的“华夷之辩”“夷夏之防”这些传统观念而失败,故英国一直极力想打破清政府这种不平等的外交理念。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在英国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放弃了“华夷”观念。王涛的《鸦片战争前英人在香港水域的地图测绘及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地图上已经展示出香港部分地区,主要集中在大屿山岛和担杆列岛。18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水文专家达尔林普尔等人利用中国船民的地理知识,绘制出新的香港地图,首次展示出香港岛西部海岸以及部分岛屿。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孟买海军组织人力物力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多次调查与测绘,将中国船民的地理知识与西方先进测量技术和绘图理论相结合,不断改进地图中的缺失,体现了中西地理知识的融合。随着测绘成果的推广应用,英人认识到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由此将这里发展成为鸦片走私的巢穴,并成为蓄谋吞并的目标。

中国在鸦片战争前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交往也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本年度研究成果比往年有所增加。荷兰是近代第一个崛起的世界性大国,很早就到达东方,与中国的交往相对较早。继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1794年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派遣德胜使团赴京。蔡香玉的《乾隆末年荷兰使团出使缘起》(《学术研究》2016年第10期)一文通过细致解读范罢览写给吧城荷印当局要求遣使的信件、德胜抵粤后对此所展开的调查文件,以及英国商馆和西班牙商馆大班对此事所提供的证词,重建荷兰遣使缘起的一些关键性环节。文章指出,正是两广总督长麟和荷兰商馆大班范罢览,共同促成了1794年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遣使来华。其实长麟最初的计划是促成英国再度出使,并由此带动各国形成万邦来朝的盛景。当然,其动机亦不能排除小德经关于粤省官员力图避免因控诉所带来的尴尬困境的推断。只是这样的判断可能需要更多涉及行商、粤省官员以及长麟等人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来加以支撑。问题在于,当时已是西方强国的英国在派出第一支使团时遭到严重挫折,其来年再度遣使的可能性并不高。其他西方国家也因为英使所遭受的境况而裹足不前,不愿迎合长麟遣使的邀请,同时也以商馆大班无权应承出使而加以推脱。但对荷兰商馆大班范罢览而言,作为使节出使北京是其多年的夙愿,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营困境,也让他预计到自己留在中国的时日无多,因而极力说服吧城荷印当局同意遣使。虽然长麟最初让英国人遣使的计划没有达到,范罢览的积极主动却帮了他的忙。针对这次荷兰使团出使的缘起,小德经所谓“诸多事件几乎总是有各种不牢靠的原因,个人的自负和利益导致其发生。一个国家常常发现自己正从事一种看似有用和必要的活动,然而它却只是为了满足某一个人的自尊心和野心”,这一说法虽然出自对范罢览的攻击或指责,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事实的真相。该文使用第一手资料,重新梳理这一过程,不但可以丰富史实细节,还有助于认识中国官府和外国使节在朝贡体制下各自所扮演的角色。

本年度还有一些成果也涉及了中荷早期政治交往。关于中荷早期政治交往,学术界主要集中在郑成功与荷兰在收复台湾问题的研究上。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17世纪东亚海权问题,但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成功的海上斗争细节极少涉及,本年度这方面取得新的进展。王昌的《17世纪5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劫持华人商船事件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9期)一文引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资料,对17世纪5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域劫持华人商船的时间、地点等细节进行研究。之前学术界因资料的缺乏,对这方面缺乏相关研究。文章指出,17世纪50年代的东亚海域,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垄断东南亚的香料贸易,频频劫持前往贸易的华人商船,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劫持华人商船有具体时间、地点及相关细节可考的就有8起之多。海上贸易是郑成功的主要经济来源,劫船事件对郑成功而言乃是不小的打击。面对荷兰人对航行于东亚海域华人商船的抢劫,郑成功均予以强硬回应。这事实上反映了双方从长崎到巴达维亚的东亚海域贸易权、航行权的争夺。而郑荷双方最后一次交涉,距离郑成功进军大员更是只有3个月时间了。从东亚海域的激烈竞争来看,郑荷之间的战争早已一触即发,是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关键因素之一。陈思的《再论“何斌事件”的前因后果——兼议郑成功收复台湾前的一系列动作》(《台湾研究集刊》2016年第5期)指出,17世纪50年代以后,郑成功方面尝试在台湾行使其经济权力,挑战荷兰殖民当局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些动作均是当时郑成功对台经贸布局中的一部分,目的是增强对当地大陆商人的影响与控制,进而控制整个台湾海峡的海上贸易,以便在与荷方的亚洲商业霸权竞争中占据优势。“何斌事件”便是当时郑荷双方在台湾经贸争夺的集中体现。而这一事件的结局则最终促成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王昌的《郑成功与魍港税权争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一文认为,在郑成功“驱荷复台”前,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在东亚海域竞争达十余年之久。魍港是台湾西部早期的重要港口。魍港税权的争夺,乃是郑成功与荷兰人之间争夺东亚海域权力的开始。郑成功派人在魍港征税,是南明政权在魍港行使权力的表现;郑成功与荷兰对于东亚海洋权力的竞争,乃是其“驱荷复台”的原因之一。闵建伟、刘新慧的《浅析明政府澎湖之战及其影响》(《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一文研究了明政府与荷兰的战争。文章指出,明朝末年,西方海权思想勃兴,海上贸易兴起,荷兰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来到中国,意欲凭借其海上力量占据澎湖,并以此为据点控制福建沿海贸易,由此引发了明末澎湖之役。战争的结果是荷兰人战败退出澎湖。明政府组织这场战役的目的是为了捍卫国土,客观上战争也促进了中西交流,使得明朝的火器制作技术得到改进,东南海防建设重新提上议程,也促使东南亚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给中荷双方都带来一定的影响。

此外,黄志军的《18世纪西方世界里的中国观——以互动中的法国和俄国人的中国观为例》(《大众文艺》2016年第8期)一文认为,在欧洲对中国的认识的形成过程中,18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该文以互动中的法俄两国的中国观为例,来探讨法国传教士在中西互动中重视《四库全书》的修纂问题。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加深;俄国起初通过西欧的“中国风”来认识中国,随着东正教团在中国的立足,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始终对中国国土的觊觎,使得俄国人眼中的中国观在矛盾中交织、生存,进而分析出法俄两国不同的中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