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明与海疆史研究成果报告

2023-08-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016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国桢主编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0卷),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热烈的关注和反响。其次,杨国桢指出海洋经济文明、海洋社会文明、海洋制度文明和海洋精神文明是海洋文明的四个基本形态,是研究海洋文明的基础框架,强调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互为影响,不能彼此割裂。

长期以来,陆地思维一直是学界的主流意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新型海洋观的建立等方面仍存有争议。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尼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海洋文明的研究热情随之高涨,本年度关于这方面的成果不少。

2016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国桢主编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0卷),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热烈的关注和反响。其中第一卷《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为杨国桢所著,凝结了作者多年来对海洋文明的思考,其恢宏的理论与细致之考察,对海洋文明研究以及当前“海洋强国”建设都极具启发意义。全书共分三个篇章,围绕基础理论、历史个案以及当代海洋问题研究三部分展开阐述。作者立足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进程,在夯实海洋文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以海洋为本位的思维取向,截取历史潮流中典型的海洋事例对传统海洋文明的发展提出新的认知,并反观历史,对未来的海洋发展提出建议。他在阐述西方海洋文明观念的基础上,以学术界关于海洋文明发展模式的探索驳斥西方中心主义海洋文明话语体系的论调,对海洋文明的内涵做了新的诠释,归纳为“海洋文明是源于海洋活动生成的文明类型”“是海洋文化有机综合的文化共同体”“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系统”“是一种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种长期的、综合的文化累积”五个方面。作者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海洋文明本身的多元化特性决定对其研究需要从动态的历史变化中去寻求,包括从低到高、从初始文明到现代文明的不同形态和跨越从区域海洋到全球海洋、立体海洋的不同发展阶段;作为国家或区域的海洋文明,各有不同的特性,在不同时间扮演不同的角色,既有崛起后衰落,又有衰落后复兴或再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由此可见,西方话语体系的海洋文明观忽略了不同区域、不同国家海洋发展的特性及差异,海洋文明并非如他们所说存在于“海—陆”对立的系统中,而是于“海—陆”一体的结构中演变,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并非高低优劣的二元对立,两者的互动,就是人类参与世界发展的进程。杨国桢围绕“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的论述,总结了学术界的前期研究成果,为中国海洋文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视角,同时指出“我们还没完全走出海洋迷失的误区”。其次,杨国桢指出海洋经济文明、海洋社会文明、海洋制度文明和海洋精神文明是海洋文明的四个基本形态,是研究海洋文明的基础框架,强调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互为影响,不能彼此割裂。杨国桢对海洋史学、海洋社会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人类学等不同海洋分支学科的含义、研究内容作了界定,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应借鉴区域研究、世界体系研究、跨文化研究等理论进行科际整合,扩展海洋文明研究的范围;并强调以海洋为本位的研究方法是揭示海洋文明内涵的根本途径,从而构建出一套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及其理论体系,为中华海洋文明体系话语权的建立夯实了基础。杨国桢认为,中国海洋文明存在于“海—陆”一体的结构中,中华文明具有陆地与海洋的双重性格,有自己的海上特性,这与单纯依赖海洋的国家的海洋文明不同,如何实现陆海统筹是现阶段中国重返海洋的关键。杨国桢还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是“以海洋中国、海洋东南亚、海洋印度、海洋伊斯兰等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互通、互补、和谐、共赢的海洋经济文化交流体系。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是早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的海洋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以海洋亚洲各地的海港为节点,自由航海贸易为支柱,经济与文化交往为主流,包容了各地形态各异的海洋文化,形成和平、和谐的海洋秩序”。可见,海上丝绸之路本身是一条和平的商贸之路,和谐、共赢是核心,这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借鉴的精神实质。《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一卷在海洋文明的认识、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构建、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脉络、现代新型海洋观的内涵等方面为学界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海洋文明提供了理论支持。其生动之论述可谓对人们长期陷于陆地思维的一次解放,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从海洋来观察人类文明的窗口,或许很多人对于这种思维转换还无所适从,但是我们相信作者基于历史事实提炼出的海洋文明理论,经得起时间验证,同时它也符合国家发展的走向,必然能起到更大的学术引领作用。

于逢春的《中国海洋文明的隆盛与衰落》(《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一文认为,宋元之际中国海洋文明海陆双重帝国架构渐渐成型,由于明清时期将“禁海”作为长期国策,且将海商及海外华侨作为异己力量予以镇压。同时,经常默许乃至联合西方殖民者迫害或屠杀海外华人华侨,使得中国民间海上力量生存空间愈益萎缩乃至蓬勃发展的海洋文明一度出现中衰,但海洋文明的基因和价值仍在。中国东南沿海不但拥有海洋文明的基因,也从来都不缺乏或未曾彻底间断过海洋文明。中国海洋事业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数朝发展,逐渐走向良性循环,但正当该事业比重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步步加重、宋元海陆双重帝国架构渐渐成型之际,与朱元璋相伴而来的明清绝对君主专制体制在中国登场,大陆性皇权势力经常凌驾于海洋性民间社会力量之上,阻遏了中国海洋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中国成为“大航海时代”的落伍者,其对海洋事业的毁灭性打击一直影响到今天。整个宋元时期,当时的中国人不但泛舟“环中国海”经商或经营其他生业,而且开始定居当地,并进而形成了海上商业网络,造成了东西洋诸国均用中国铜钱的局面。从中可以推想当时海上交易之盛、宋元铜币及交钞使用之广、作为海上共通货币地位之高。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地位,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前提。第一,海上华商背后的母国在经济作物、手工业、内河运输、远距离贸易和商业方面相当发达。正如弗兰克所说,中国“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第二,唐以降迄元末,中国人不间断地移民环中国海各地,使“各贸易港埠,华人几乎都掌握了主要的市场行销网,地方性的贸易如此,国际性的贸易也如此”。第三,中国制造了被称为“戎克”的中国式大帆船,较大者可载万余担,小者可载数千担。在19世纪初期富尔顿发明汽船之前,中国戎克船在环球海域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纵横驰骋。但令人唏嘘的是,伴随着明清两朝海禁政策的实施,统治阶级始终将海商及海外华侨作为异己力量,每每欲除之而后快。西方殖民者自是洞彻中国统治者的心思,于是,长时间恣意而公开地屠杀海外华人华侨,虽然在明清朝廷与西方殖民者共同挤压下,中国民间海上力量生存空间有所萎缩,中国蓬勃发展的海洋文明一度出现中衰,但中国固有的海洋文明基因尚存,不绝如缕。正因为如此,在今日中国重新走向海洋世界并再构建自己的海洋文明框架之际,自当首先找寻自己失落的海洋文明,赓续被明清两朝遮蔽的固有的海洋文明,衔接大航海时代开启前夕东西方共同航海的历史脉络。在此基础上,追寻中国以往独有的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乃至族群交融的历史印痕;阐释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中独有的全球性文明基因,这种基因既不是近代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主义剥削与压迫,也不是近代生成的民族国家间的酷烈竞争,而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互利共赢、和平共存的叙事模式,进而展望并定位中国今后走向海洋文明之路。该文梳理了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脉络,强调研究中国海洋文明历史的重要性,有助于促进学界对海洋文明的认识与研究。林惠玲、黄茂兴等在《中国海洋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东南学术》2016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海洋文明是中国五千年发展史上因特有的海洋文化而兴起的社会文化,它与国家安危、民族荣辱的关系十分重大。从奴隶社会到当代中国,海洋文明历经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在漫长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演进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陆海兼容的生态圈,成为繁衍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沃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复兴中国海洋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是对千百年来中国海洋文明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国和平解决海权争端,构建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战略举措;是我国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加快转型升级的深谋远虑;是中国从开放战略走向全球布局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举措。为此,需要从战略思维、经济发展、政治外交、文化融合等领域提供支撑保障。张开城的《比较视野中的中华海洋文化》(《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中国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民族是当之无愧的海洋民族。中华海洋文化既具有世界海洋文化的一般特点,又具有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的中华海洋文化传统。中华海洋文化是一种和平友好、互利合作的海洋文化。

除了对海洋文明的研究外,本年度学术界对古代中国海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本年度吕一燃主编的《中国海疆史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一书所收入的是近些年来南海诸岛研究的新成果,全书系统阐述了中国南海诸岛,中国东南海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列岛,以及中英、中葡关于香港、澳门领土主权交涉等重大海疆历史问题,以拓荒性、前瞻性的独特视野,呈现中国领土主权原貌和中国海疆形成的沿革。该书专家钩稽中外史料,严密论证,把中国海疆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楚、准确无误地再现出来,以独特视觉展现拓荒性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也必将成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历史证据。该书史料翔实,持论客观公正,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南海问题的认识,能够对当今及未来处理邻邦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章忠民、胡林梅的《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经略与海权渐失》(《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认为,海洋经略方式对国家能否拥有海权具有关键作用。抑制海上自由商贸的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是明清时期经略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方式,朝贡贸易因缺乏贸易激励无法维系自身发展,致使国家力量退出远海海权,海禁政策造成政府主动放弃近海经营并将海上民间力量“挤出”致近海海权渐失。明清海洋经略方式既是导致海上丝绸之路衰落、海权渐失的内在因素,也为西方获取海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提供了历史机缘。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先后采取内生动力不同的海洋经略方式,致使中国海权在它们之间转换。东西方不同的海洋经略方式及其碰撞共同推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权的历史嬗变。明清海洋经略方式与海权关系的分析为当下中国海权道路选择与建构给出了重要启示。肖彩雅的《明代泉州区域海防及其与海外贸易政策的关系》(《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认为,为抵御海上的侵扰,明朝采取禁止私人贸易、墟屿迁民等政策,展开一系列的海防建设,同时通过籍民为兵的方法充实海防兵力,为此构成一个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文章从泉州区域海防的确立及其逐渐废弛缘由探讨中兼论了海外贸易政策与海防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明代初期实施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配合了整体海防战略,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确保了沿海地区的安全。但随着卫所制度的日渐崩溃、吏治的腐败等弊端渐次凸显,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长期无法有效地执行,中央逐渐失去对沿海地方的控制能力,此时禁止私人贸易的政策加剧了海防的危机。“隆庆开海”是明政权在权衡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利弊中进行的一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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