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年鉴：郑和研究成果丰硕

2023-08-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郑和研究在这一年依然成果颇丰,主要成果如下。在此基础上使郑和下东洋的史实更加清楚,使人们对郑和下东洋的出发港口、目的地、人数、意义更加清楚,不但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借鉴,也为后人研究中日关系提供了有益参考。近来有观点对郑和刊印佛经所涉史料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并进一步质疑郑和信仰佛教的问题。

郑和研究在这一年依然成果颇丰,主要成果如下。

章宏伟的《<永乐十二年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复原研究》(《学术研究》2016年第5期)一文指出,残存的78个半叶《永乐十二年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是后来不懂佛经及其经折装装帧形式的人重新装裱的,已不是原来郑和发愿时抄写的完整的样貌,对编排混乱的《永乐十二年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全本做推测性的复原。由经文与题记是两种笔迹可以论定经文不可能为郑和书写,也不能直接论定题记为郑和亲笔书写。经中所盖两枚“怡亲王宝”“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收藏印表明,怡亲王的明善堂应该是《永乐十二年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曾经的归宿。

张俭松、叶蕾的《郑和宗教参与多样性及其对海上丝绸之路各国的友好影响浅析》(《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5期)一文,通过对郑和下西洋中宗教活动的梳理,发现郑和的宗教信仰虽然表象上呈现出多样性,但究其真正信奉的宗教,乃是伊斯兰教,至于佛教和妈祖等,只不过是郑和从政治需要和实用主义考虑,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参与性,而非真正的信奉。正是这种宗教参与的多样性,为郑和的外交活动打开了一扇扇方便之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的中国和海上丝绸之路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曹萌、金利杰的《郑和与马可·波罗的中国文化传播》(《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一文指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郑和与马可·波罗的活动都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要内容实施的对外传播。他们都是以离开本国进行远程文化考察与实践而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活动在传播学上成为古代异国文化的垦荒者。他们的文化贡献在于对殊方异域文化的勘察探险和描述追踪,对中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实践的先驱,郑和下西洋给沿岸各国带去了中华文化中的仪式文化;马可·波罗在西方传播的中华文化除了货币制度文明外,还把中国的造船、修船技术以及养殖珍珠、采摘珍珠的技术传播到欧洲;《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元朝各地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等社会文化,开拓了欧洲人的思维,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与碰撞。

严小青的《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海洋经济外交》(《江苏商论》2016年第8期)一文指出,15世纪上半叶,受明成祖遣派,郑和出使西洋“宣德化、柔远人”。郑和的外交策略包括:经济方面,采购方物,厚往薄来;军事方面,扬兵域外,维持和平。其多边性、多金性的海洋经济外交,使远至西亚、非洲的众多外邦仰慕而来华朝贡,这完全不同于当今以经济援助、经济合作、经济制裁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外交。郑和下西洋影响至今,促进了中外文明传播,强化了海权意识,明确了南海诸岛的主权。

谢博、岳蓉的《郑和下西洋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启示》(《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在15世纪的明朝永乐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将先进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政教文化远播海外,谱写了人类航海史上的新篇章,稳定了当时的东南亚国际秩序,开辟了中国—印度洋航路,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推向鼎盛。然而,郑和下西洋未能形成中外经贸交流的长效机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对外交流及海外华人的发展,最终在多种因素共同制约下,中国失去了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型的机会。郑和下西洋之得失,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来诸多启示: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积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科学发展国防实力,打造海外战略支点;注重文化包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积极动员华侨华人参与建设,注重对华侨华人的政策扶持与保护。

唐宏杰的《“三宝”太监郑和研究新得》(《中国港口》2016年第S1期)一文指出,“三宝”太监郑和是我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历来学者对“三宝”的解释却多有不同。作者认为“三宝”应是郑和官职的称呼,即“三宝信官”的简称。“三宝信官”的职责是掌管皇宫王府、陵墓的修建和采办宫廷所需婚丧礼仪所用珍宝等一切器物。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是明初出使四域的诸“三宝”的代表,作为“王道”外交的忠实执行者,通过一系列下西洋活动,出色完成了明成祖朱棣“天下归心”的政治理想。但同时由于当权者的“赏赐无度”和奢靡享受,郑和下西洋活动客观上也助长了统治阶层的穷奢极欲和腐败滋生,进而加剧了明中晩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发展。

杨美双的《关于郑和自宁波下东洋的若干思考》(《中国港口》2016年第S1期)一文指出,最早发现郑和下东洋史料的是现南京大学的退休教授潘群。潘群花了20多年的时间最终在1982年才公开发表相关论文,在史学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此后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不断,辩论使人们对原有材料的认识愈加深刻,并去伪存真。在此基础上使郑和下东洋的史实更加清楚,使人们对郑和下东洋的出发港口、目的地、人数、意义更加清楚,不但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借鉴,也为后人研究中日关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邵磊的《对郑和佛教信仰质疑的驳议——兼述郑和佛教信仰的新发现与新认识》(《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出生于穆斯林家庭的“三宝”太监郑和,在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与作用下皈依佛教,是有诸多实物史料支撑的共识。近来有观点对郑和刊印佛经所涉史料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并进一步质疑郑和信仰佛教的问题。但通过考察发现,被质疑的问题或者不具有说服力,或者根本不存在。相反,更多的新材料包括对等同于郑和遗嘱的《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的解读、论证,都愈加彰显出郑和“佛弟子”的身份与角色。

黄勋、张州的《郑和下西洋对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启示》(《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一文,在说明郑和下西洋成行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郑和死后中国远洋活动沉寂的原因,提出了郑和下西洋对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几点启示,为提升我国海洋开发力量提供了借鉴。

施存龙的《611年前宁波港不曾发生过郑和使日大事》(《中国港口》2016年S1期)一文,对“郑和之宁波桃花渡使日”观点做出分析评论,认为611年前郑和使团与中日勘合贸易无关,同时认为宁波成为明代对日开放的重要口岸与郑和无直接相关。

施存龙的《郑和督师十万从桃花渡出使日本说探讨——评程万军<鲜为人知的“郑和下东洋”>》(《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一文,对《鲜为人知的“郑和下东洋”》一文中的部分论述提出了质疑,通过查证明确阐述了朱元璋、朱棣父子对日本交往的过程以及关于海禁的政策,并从多个角度分析得出“郑和督师十万东渡出使日本论”是有违史实的结论。

房剑伟的《从郑和下西洋管窥明初外交方略》(《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一文,从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出发,详细解释了明初“和顺万邦、对外开放、不事征战、敦睦邦交”的外交方针政策,阐述了明初外交思想对当今的启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国宏的《福州右卫百户吴铭下西洋史料新证》(《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吴斌墓志铭》记载合肥人吴保驻守福州右卫及其子孙世袭百户的史实,涉及屯田、下西洋、卫所官职承袭等内容。尤其是明确提及吴铭“宣德中,选下西洋,遍历诸国”的经历,填补《卫所武职选簿》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结合《明宣宗实录》等其他史料的记载,证实福州卫所官军与郑和下西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刘文庆的《牛首山郑家村与郑和墓的相关问题初步研究》(《文物鉴定与鉴赏》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牛首山与许多历史名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以来成为历史上的佳话。因有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赐葬牛首山而闻名遐迩,又因郑家村坟亲家的身份与郑和墓有着直接关联而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

赖晨的《郑和船队到非洲,留下多少后裔》(《文史博览》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郑和船队先后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相距中国十几万公里的东非的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和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港)。帕泰岛上的5个村庄——帕泰、上加(也译为上家、海、中国村)、春杜瓦、法扎、西尤(也译为西游、西屿),许多居民自称是郑和部属的后裔。但有些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无确凿的证据。据说,因船员落难,他们登陆后入乡随俗。虽与当地居民通婚融为一体,代代相传,这些自称为肯尼亚华裔的人们,身上还顽强地保留着“中国”的印迹,仍有一些学者认为,瓦尚嘎人的祖先也许不是中国人,他们可能在某个时期,曾接受过中国的影响,学会了一些中国人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如生产丝绸、棉布,使用陶瓷、中药等。总之,肯尼亚的瓦尚嘎人与中国雾里看花似的联系,构成了种种悬念和迷惑。

董立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雷州祭海亭》(《寻根》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雷州地近南海,是一个半岛,雷州大小官员在遂溪县“祭海亭”遥祭的是东海之神。万历《雷州府志》和嘉庆《雷州府志》中关于“祭海亭”建造时间的记载有一些出入,关于遥祭东海之神的时间也不同。祭东海神的准确时间为每年农历三月十二日、六月十二日。这座“祭海亭”很可能是郑和下西洋船队在回国途中已到达南海但尚未到达东海之时,为了祈求接下来航程的顺利,所以事先在雷州建亭对东海之神进行遥祭,以祈求东海之神的保佑。

陈振杰的《一幅未完成创作的“郑和下西洋船队”油画——深切缅怀海军海洋船画老画家张嘉壎先生》(《中国远洋航务》)2016年第11期)一文指出,创作小样“郑和船队在南沙岛礁补充淡水”的水粉画,是海军海洋船画老画家张嘉壎在1982年10月的创作构思图。作者以郑和下西洋船队在南沙群岛补充淡水的细节,来表现南沙群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和明代郑和下西洋庞大船队远航、开辟和平友好新航路的历史史实。可惜,这幅画再也不能完成最终的创作了,一辈子热爱海洋、画海画船的张嘉壎老先生因患胃癌在2016年6月10日不幸逝世,终年79岁。他是中国海船画的先行者。

陈振杰的《再现郑和下西洋史实的精美油画创作(下)——专访海军资深画家张嘉壎》(《中国远洋航务》2016年第6期)一文指出,张嘉壎创作的郑和下西洋油画作品,画面精美,色彩准确,细微处刻画细腻。画中所表现的内容都是他几十年对郑和下西洋历史研究和对海洋文化、中华传统帆船文化研究的成果。

关于郑和的著作主要有时平、朱鉴秋主编的《上海与郑和研究》(海洋出版社,2016年)。

综观2016年的研究状况,在各个领域皆有新成果出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年研究的某种大致趋势:(1)海丝文化的研究依然是重点和亮点,这与国家文化方面的政策有较大关系;(2)经济交往方面研究相对来说热度较少;(3)对港口和地方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多。这和各地方重视发展各自的传统文化及文化产业有关系。期待下一年有更多优秀成果涌现。

(本章作者:贾庆军,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2016年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年鉴：郑和研究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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