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成果及泉州特色

文化交流研究成为成果最多的领域,主要如下。

马建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4期)一文指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和平友好之路,更是文明互动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南海、印度洋沿岸国家及非洲、欧洲诸国物质和精神文明双向交流的通道。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中,无论是地处东方的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是位于西方的埃及人、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均对这一海上交通的开辟、诸水域网络的连接与拓展做出了贡献。与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绸之路开辟时间更晚,但其辐射范围广,社会影响大,持续时间则更为恒久。通过这条航道,古代东西方国家不断输入新鲜血液,促进了其肌体的新陈代谢和营卫调和;同时沿线国家通过海上交通干道所系连的分支网络,交流往来,取长补短,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就此意义来讲,“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亚、非、欧各国走出封闭,打破孤立,开启门户,放眼世界的助推剂。

贺圣达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以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为例》(《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把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密切了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公元前后到公元6—9世纪,东南亚出现了许多王国,他们在国家关系和经济影响方面深受中国的影响,在文化上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影响。11世纪以后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以后,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尤其是物质文化、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航海和海船制造方面的影响继续增强,对东南亚居民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受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影响,东南亚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多样化,除了越南之外,古代中国精神文化对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是较为有限的。近代,大批华人进入东南亚,由华人带入东南亚的中国文化成为东南亚多元、多样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探讨当代中国如何向东南亚国家展示文化大国的形象,积极扩展文化交往。

燕海鸣、朱伟、聂政、赵哲昊的《古代世界的海上交流——全球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人们主要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统航海技术开展东西方交流的海路网络,也是一条东、西方不同文明板块之间进行经济、文化、科技相互传输的纽带。它自公元前1世纪形成,经历四个主要阶段,结束于19世纪中后期。这是一个由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埃及—地中海、东非六大板块,在跨板块的节点和板块内节点的连接作用下,在商贸、技术与人文领域互通有无、共建共荣的海洋交流体系。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既具有多元的地域特征,又反映出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其应当被纳入世界遗产的体系内加以保护和阐释。传承与发扬其交流、包容、融合的精神,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使命。

刘正刚、王熳丽的《汉唐海上丝绸之路与佛教传播》(《韶关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认为,汉武帝开辟了以徐闻、合浦等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中印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岭南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交汇地。魏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由以交州为中心逐渐向以广州为中心转移。从汉代开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岭南的佛教,最先在交州传播,魏晋以后广州成为佛教弘法的中心。汉唐时期佛教的传播始终与海上丝绸之路抱合在一起。

王丽梅的《妈祖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妈祖文化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曾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伴而行,相助相长。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历经千年、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妈祖文化依然可以发挥其独特作用:一是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文化支撑;二是成为联结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情感纽带。

王少泉、谢国财的《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地位变迁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0期)一文指出,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一直呈现上下波动状态,其变迁历程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这一变迁具有长期性、周期性、现实性,而且地位变迁不同阶段的幅度、速度差异较为明显。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地位变迁的成因可归结为政策、发展状况、战乱、灾荒、战略位置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基于福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SWOT分析能够推断出福建在其中地位的变迁趋向。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能够寻获这一变迁历程的启示及提升其地位的途径。

李双幼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记忆的个案考察》(《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丰富的文献资料、纪念文物、习俗是考察其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记忆和官方记忆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形态呈现。从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的万寿塔来看,其中既有贮财兴文的风水记忆,也有出海谋生的创伤记忆;而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时代,官方记忆多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气象展开。

李文指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泉州在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积累了许多古代文献资料和文化遗产,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海洋民俗,拥有丰富的“海丝”历史记忆。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和传统官方的压制,民间关于海洋的记忆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压抑、艰难的想象;而今,在倡导开发海洋、捍卫海洋权益的积极心态下,这种记忆更多地被引导到充满展望和作为的一面。

王元林、熊雪如的《历史上深圳地域与海上丝绸之路渊源初探》(《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历史上深圳地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其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经济、文化、军事、交通、人员往来等方面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渊源主要表现在:深圳地区控扼江海要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必经之地;海上贸易制度不断调适,是中国外贸制度先行先试之地;海洋经济特色鲜明,中外商品交流频繁;是驻军重镇,为海上交通的保障与海防要地;中外往来频繁,文化交流不断,是佛教海上南来首地、“辞沙”文化的主要形成地和华侨华人的祖籍地。

吴春明的《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有关问题的重新思考》(《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重温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掘与弘扬中华先民的海洋开拓精神,对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由于近代学术史的“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是由“丝绸之路”派生出来的,“丝绸之路”概念提出之初的时代局限性、早年考古资料的缺环、跨时空比较研究的不足和传统史学的思维惯性等,都制约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入探索,有许多值得检讨的问题。

吴文指出,从西方“丝绸之路”概念的模糊认知谈起,“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作为一个中西陆路交通史的象征符号,浪漫期许多于历史考证。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多学科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断更新与充实丝绸之路源头、内涵、形态、空间关系等的认知。丝绸之路的兴衰交替论,与西方早期探险家在丝绸之路概念与内涵上的认知局限有关,也受海洋文化史研究上的大陆视野、中国史研究中过度强化中原与华夏(汉人)中心的传统史观影响。陆、海丝绸之路源流史的比较研究表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不晚于陆上丝路。海丝不是陆地丝路的延续与转移,更不是中国古代经济技术重心南移的结果。无论是早期探险家话语下丝绸之路概念的时代局限,还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王朝史学对陆、海关系秩序的世界观偏颇,都制约了对海上丝绸之路真实历史的探索。重塑海上丝绸之路的客观历史,应当树立文化相对论的海洋视角和宏观全局的世界视角。

陈晔的《唐代明州“海上丝绸之路”与对外交往》(《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于东汉晚期开通,唐代为长足发展时期。唐代明州海上贸易随造船技术发展而进一步拓展,明州港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唐开元明州建州,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从小溪迁来,使宁波升为州域的行政中心,明州港与交州、广州、扬州并列成为唐代的四大名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动唐代明州城市的发展,同时唐代明州城市的发展也进一步深化“海上丝绸之路”。

韩翔、韩鹏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舟山城市变迁》(《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一文指出,舟山群岛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明代以前,舟山群岛是中国与东亚地区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中转站。在明代随着海商集团的崛起和西欧殖民者介入东亚海上贸易,舟山群岛成为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与资本主义全球贸易网的交汇点。而随着海上贸易活动的兴衰变化和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变化,舟山的城市发展也经历了独特的变迁过程,在城市规模和城墙构造以及坊巷设置等方面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王永平的《伊本·白图泰眼中的杭州绳技——一种从海上丝绸之路传来的印度魔术》(《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14世纪摩洛哥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经来华游历,他在杭州受到当地执政官郭儿塔的热烈欢迎,并且观看了一种神奇的肢解类绳技。有人认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位记述这个魔术的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作的《偷桃》故事就源于此;这个魔术起源于中国,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通过对这个魔术的历史考察,发现蒲氏《偷桃》故事的直接来源是明代中后期大量涌现的偷桃—肢解类绳技故事,蒲氏受明人钱希言创作的《偷桃小儿》影响,钱氏又是从宋懋澄的《蟠桃宴》铺陈而来,王同轨、冯梦龙等人也有类似的记载,冯氏还将此类魔术称为《方朔偷桃法》。其实此类魔术还有更加古老的源头,即唐人皇甫氏记载的《嘉兴绳技》。这种绳技是唐朝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传来的,历经唐、宋、元、明、清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再经过中国文化的吸收与改造过程,最终形成了蒲氏笔下的《偷桃》。

周雪香的《闽西客家与海上丝绸之路——以四堡雾阁邹氏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一文指出,闽西四堡雾阁邹氏至迟在明清之际已渡海到澳门开展贸易活动,清康熙中期开始向南洋发展,其高峰期持续到乾隆前期;东渡台湾则主要集中在康熙末年至乾隆中期。在南洋,邹氏族人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不仅在贸易上“大获其利”,相当部分人还与当地妇女联姻;在台湾,邹氏族人除了从事农、工、商各业之外,还有部分人从事军务,为保护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贡献。影响邹氏族人向海外发展的因素主要有:明中叶以后闽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雾阁邹氏的经商传统;海洋形势的变化和清政府海洋政策的调整;四堡书籍刻印和贩运业的发展。

张国玲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中华海洋文明的诠释》(《特区经济》2016年第11期)一文指出,持续两千年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为人类海洋文明做出了贡献,也是中华海洋文明非常有说服力的诠释。海上丝绸之路是海洋商业贸易之路、海洋科技创新之路、海洋航行探险之路、海洋文化交流之路、海上人员往来之路、华人海外创业之路、海洋正义和平之路、海洋资源共享之路、海洋协同共建之路。

冷东的《再议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办馆”》(《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一文指出,1801年9月27日,美国“太平洋商人号”商船船长在澳门发往广州一批信件,接收地址为广州凿石街的泗兴办馆。这批资料证明了办馆的产生时间大大早于以往研究成果考证的年限;也不是港澳地区特有的词汇和商贸形式;并对买办的产生特别是买办依存的经贸实体提供了例证,也证实了广州凿石街的往世今生。对办馆和凿石街的进一步认识,不仅有助于中国方言研究,其中隐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有助于了解中国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变迁。

祁兵的《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看越南古钱币变迁》(《区域金融研究》2016年第8期)一文,以越南古钱币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变化为视角,阐述了从古越南仿中国货币,到东南亚及海上丝绸之路流通的“贸易钱”,凸现东方钱币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从越南历代钱币的变化,逐渐形成了“青铜货币文化圈”。越南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是国际支付流通货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集散地之一。文章为研究东方钱币在东西方诸国经贸交流及互市贸易货币的作用提供了证据,并提出了越南古代贸易钱对外贸易发展的几点启示。这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钱实物,是东方古代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万静的《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歌》(《文学教育(下)》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中山大学陈永正教授编注的《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是海上丝绸之路诗歌研究的开山之作,选录了从汉武帝时期徐闻开海一直到鸦片战争为止的具有代表性的海上丝路诗歌,勾勒出一部海上丝路发展的历史,它既是一部诗史,又是一部大型史诗。这部史诗既是一曲财富与文明的赞歌,也是一曲壮美与凶险的叹歌,又是一曲生离与死别的悲歌。

王成良的《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现实作用》(《莆田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一文分析了妈祖文化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妈祖精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提供精神支柱。当前,要打造妈祖文化品牌,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挖掘妈祖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妈祖文化产业;发挥妈祖文化纽带作用,促进亚太地区经贸合作交流。文章也对当前妈祖文化为建设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服务提出了一些建议。

武丹的《从古代泉州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研究参考》2016年第45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经海路与外部世界各个国家交流的重要的航海路线,是带动经济、文化、政治多方面发展的运输贸易渠道。但受明清时期海禁制度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衰退。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建立的重要贸易港口,研究它的历史对今天振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刘明强、刘俊杏的《明末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产——肇庆崇禧塔与仙花寺公园遗址考述》(《肇庆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一文指出,隆庆开关,结束了明朝近两百年的海禁,促进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渐次展开。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见证了这一历史进程,成为晚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规划、建设于明朝万历年间(1581—1591)的肇庆崇禧塔公园,既是古代肇庆市民的休闲场所,又是民间的宗教祭祀场所,同时也是明季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对话场所。毫无疑问,肇庆崇禧塔公园遗址是重要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罗崇雯的《澳门:古代与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基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新闻前哨》2016年第10期)一文指出,澳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450多年前澳门已经是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互联互通的重要窗口,人和文化一样是通过互动来感知相同点和差异性的。澳门的许多教堂建筑与葡萄牙的建筑风格和设计是何其相似,正是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使澳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跨文化传播有传通、交际、交流的方式,其基本的要素就是一种对话。因为跨文化传播,创造了新的文化,令两者都更有价值,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这些研究说明澳门有条件成为海丝研究基地。

陈恺旻的《从<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看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福州》(《文化学刊》2016年第11期)一文,以《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为纽带,通过讲述王审知及其继承人治闽时期,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门户港口崛起和发展的历史,并探讨这一历史进程中福州海上贸易发展的原因以及王审知在其中的贡献。同时,进一步分析王审知开拓海上贸易对当时以及后世福州的影响。

季超、姜海霞、王玲的《“海上丝绸之路”经略与中华民族兴衰考察》(《第八届海洋强国战略论坛论文集》2016年10月21日)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与海上丝绸之路经略息息相关,汉族的称谓与丝绸之路的兴起紧密相连;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华民族不断成长和强盛,一度成为海上贸易中心;海上丝绸之路的两次禁锢,使中华民族日益衰落,甚至面临存亡危机。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节点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经略至关重要,不仅要结合客观国际环境,积极与海权强国展开合作,还要提高自身保障能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不断拓展。这其中,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各项工作之基石。

蔡雅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安溪茶文化传播》(《中国茶叶》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福建安溪,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重要的“茶都”,自古就有“闽南茶都”“茶树良种的宝库”等美誉。安溪茶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符号。随着厦门港、泉州港、广州港在宋元时期的兴起,安溪茶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畅销海内外,安溪茶叶的制作工艺、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茶文化也随着人口的外迁、茶叶的贸易传播到闽西(武夷山)、海峡东岸(台湾)、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海丝”路上,安溪茶文化传播益久弥香。文章分析了安溪茶文化的特性,“海丝”上安溪茶种、茶产制技艺的传播,“海丝”上安溪茶叶“本真性”被置换,“海丝”上的闽南人,“海丝”上安溪铁观音商品名、商标的演变,“海丝”上安溪茶的行为文化传播,“海丝”上安溪茶的观念文化传播等内容。

高云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对福建古建筑的影响研究》(《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直接作用于福建传统古建筑文化领域。受到他国建筑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风的吹拂,本土古建筑的材料、风格、结构、装饰元素与外来建筑文化发生碰撞,形成了带有明显世界元素建筑烙印的福建古建筑装饰艺术。文章以古建筑装饰艺术文化作为切入角度进行反思和审视海上丝绸之路为福建古建筑带来的重要改变与影响。

王荣国的《福建古代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史志》2016年第5期)一文指出,古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途径除了陆路外,还存在一条海洋航路的通道,是通过西域僧人来华传教与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而实现的,依靠海上丝绸之路使僧人求法与传教夙愿得以实现。广州港是中印佛教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交往的重要节点,作者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为对象对两晋南朝古印度僧人与中国僧人经广州港口岸通过海路来华传教与西行求法进行了探讨。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福建古代佛教发展与福建的海洋贸易港口存在着密切关系。

王文指出,南朝梁陈时代,古印度三藏法师拘那罗陀从豫章来晋安(今福州)译经弘法,乘小舶从海路往闽南梁安(今泉州),建寺译经弘法,后引航西去。唐代,古印度僧曼素悉坦罗、声明三藏来福州,朝悟大师则来泉州居开元寺。日僧圆珍渡海西来福州从曼素悉坦罗习《悉昙章》。义存禅师开创并住持雪峰山法席,则开启外国僧人前来福建参禅问道的历史,唐末有玄讷、灵照与大无为从朝鲜半岛来闽上雪峰山参学并嗣法义存,玄讷、灵照分别弘法于闽南与浙江。宋元时代,来雪峰山参学僧无论批次还是人数都是福建佛教史上空前的,他们大多为日僧。在定期海洋客运业产生以前,这些僧人借助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船从海路来往。明末至清出现大批的闽僧东渡日本长崎崇福寺、福济寺等弘法,不仅借助往来于福建与长崎的商船,更有赖于往来于日本长崎从事海洋商业贸易的福建籍的船主与海商在留居地华侨社会的支撑。

张海军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长沙窑中外文化交流略谈》(《收藏家》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长沙窑,又称铜官窑,始盛于中唐,是晚唐五代外销瓷之大宗。其产品主要是通过湘江、洞庭湖、长江运送到沿海港口,沿海上丝绸之路输出,输出地区东至日本、朝鲜,南到阿拉伯半岛,甚至远至非洲。长沙窑作为我国唐代重要的外销瓷器,无疑充当了9—1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其产品无论是器型还是装饰手法等都明显受到了西亚、南亚等地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伊斯兰教、祅教以及佛教等,这其中以西亚伊斯兰教文化和南亚佛教文化对长沙窑的影响最深。首先,长沙窑受到西亚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很深,这点可以从长沙窑釉彩、器形以及装饰纹样、技法等方面予以表现。其次,随着佛教东渐,佛教题材及南亚文化也成为中土器物较为常见的装饰题材,长沙窑的南亚佛教文化因素,突出表现在造型和装饰题材上。长沙窑在其产品中大量吸收了西亚伊斯兰教文化和南亚佛教文化,并将这些优秀文化广泛运用到其造型和装饰中,进而用于外销。凭借长沙窑上所展现的伊斯兰教和佛家文化因素,可推断出唐代对外交流出现了新的动向,那就是对西亚、南亚文化是相互吸收的,这与对东亚的辐射性交流是有区别的。西亚、南亚民族既酷爱中国瓷文化,又力斥瓷上的中国文化个性,这就要求在瓷上必须加入其自身的文化符号,只有这样的文化交流才能得以进行。长沙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大胆创新,将西亚、南亚民族自身的文化符号加入其装饰中,进而加入晚唐时期外销瓷器市场,并成为“外销三驾马车”之一。

易西兵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文化内涵与遗产价值》(《岭南文史》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广州一直通过海上交通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北非等地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建番禺城,是广州建城之始。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地区相对稳定,经济得以发展。隋唐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五代南汉国时期,刘氏政权重视商业,广州与东南亚、南亚及西亚地区的海上贸易进一步发展。北宋开宝四年(971)灭南汉,统一岭南,当年就在广州重建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瓷器是宋代对外贸易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元代很重视海外贸易,这一时期广州仍然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明初颁布海禁政策,实行官府经营的贡舶贸易。但广州的海外贸易未曾中断。清初实行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廷设江、浙、闽、粤四个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独留粤海关,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直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长达83年,造就了闻名于世的“十三行”,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从广州出口,广彩、广绣、外销画等“广货”远销海外。按照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义和时空内涵,广州首批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6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就类型而言,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包含海外文化因素的考古遗存,第二类是宗教文化史迹,第三类是港口码头史迹。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时代跨度大,类型丰富,文化内涵深厚,遗产价值高,极大地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祁越的《海上丝绸之路诗歌的音乐性》(《艺术评鉴》2016年第10期)一文,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诗词歌赋入手,通过具有非常典型音乐性特征的诗歌作品进行纵向剖析,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歌音乐性的研究主要从语言、结构、意象三个方面展开,同时也运用现代诗歌理论在音乐性上的研究方法,对照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诗歌作品进行探讨。

黄颖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考察》(《理论参考》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原因如下:(1)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2)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物质保障。(3)陆上丝绸之路时断时续,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原因。(4)古罗马积极探索海上贸易之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潘天波的《从部族到国家:元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在蒙古部族走向元代民族国家途中,古代中国漆器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共同体”转型为“政治体”的文化裂变。漆器文化生产尽管有“工奴制”“技术思潮”“植物图案”等许多部族化偏向的实践议题,但海上丝绸之路为漆器文化及其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敞开了中西文化对话的新空间,并在海外文化传播中释放出巨大的文化溢出能量。元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的外溢不仅促进了漆器自身发展走向技术至美,还重塑了元代国家文化的世界形象,并激起海外人的中国文化想象,更见证蒙古部族向民族国家转型发展的历史意义与逻辑内涵。

韩海燕、吕建军的《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浪迹》(《走向世界》2016年第46期)一文指出,要全方位地理解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共分5个阶段。首先是秦汉时期,这段时间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期。魏晋南北朝时,这段时间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期则是在隋唐时期。到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则达到了鼎盛期。明清时期则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期。

沈赤兵的《中华商圣沈万三: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比郑和还早几十年》(《中国远洋航务》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关于元末明初的商圣沈万三的传说,在民间口口相传600年,历经朝代更迭,沧海桑田,依然热议不衰,具有巨大的文化、经济影响力。从明、清残本延续下来的《乌蒙沈氏族谱》研究发现,沈万三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沈万三是贵州部分沈氏族人的“入黔始祖”。他在滇、黔共生活了20年。沈万三在贵州古驿道生活期间,为当地经济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据民间传说,他还将海外贸易时从美洲引进的辣椒(古名番椒或海椒)种入贵州,“以椒代盐”,用来解决贵州老百姓缺盐的民生问题。沈万三是一个世界贸易先驱。沈万三从事海洋贸易大约是从1331年开始。他经商的黄金时代在元朝。他的经商范围是国内国外双管齐下,在京杭大运河沿岸开设了许多“沈万三商号”,获取巨额利润。同时,他依靠宽松的海外贸易政策,带领船队往返于东南亚各地,把江南的陶器、江西的瓷器、浙江的茶叶、西北的药材以及周庄的土特产咸菜苋运到海外,同时,买回了大量的珍珠、玛瑙、象牙、红木,赚取了巨额差价,迅速暴富起来。文中提出,郑和下西洋时间是1405年,他航行的航线几乎与沈万三航线重叠。

叶岗、陈民镇的《越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光明日报》2016年1月18日)一文指出,越文化作为一支典型的地域文化,包括先越文化、越国文化及越地文化三个阶段。这一疆域包括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及金衢温丘陵的部分地区,即一般所说的“越地”范围。置身于面向海洋的中国东南部地区的越文化,其发生与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萌兴与转向,互为依存。从文化形态学出发,我们认为越文化是一种半农耕半海洋的文化。越人习水便舟,文献多有记载,越地是中国航海技术的策源地。在各个历史时期,丝织业、制瓷业和茶业都是越地的传统优势产业,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源起于汉代,但是,越地在汉代甚至更早便已经开展对外贸易。

朱明忠的《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印文明——记印度教神庙在泉州》(《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福建泉州在宋元时代曾是“东方第一大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在中国海外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章阐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泉州的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泉州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其用大量的历史遗物,如石雕、石刻和碑文等,论证了泉州在宋元时期曾居住许多印度人并建有几座印度教神庙。历史事实证明,不仅佛教很早传入中国,印度教(古称婆罗门教)也在10世纪左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并对我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一定影响。

林珊娜的《泉州市博物馆藏宋元外销军持赏析——伊斯兰文化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陶瓷外销初探》(《文物天地》2016年第7期)一文,以泉州市博物馆馆藏的外销军持为例,以此探讨伊斯兰文化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陶瓷外销的互动。宋元时期,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与繁荣的背景下,泉州与世界多元文化形成互动,其中宗教文化独具特色,丰富多彩,他们的传播和交流,对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穆斯林与泉州本地人通婚后的后代主要有金、丁、郭等姓,他们有不少人始终保持伊斯兰教的习俗,婚丧仪式采用伊斯兰教礼节。不仅如此,在物质方面,许多见证泉州与阿拉伯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实物也被保存下来,军持便是其中的一种,通过海外交通贸易外销的军持是泉州本土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相互连接的实物载体,见证了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是泉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陶瓷外销与伊斯兰教文化互动的重要实物资料。

丁清华、曾凌颂、赵巍的《丝路千帆远》(《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17日)一文指出,造纸术与印刷术跟着阿拉伯人从海上丝绸之路抵达欧洲,为中世纪的欧洲揭开文明之光。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重要的商贸航路,它不仅沟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同样也是东西方进行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之路。

何国卫的《中国古船扬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4月15日)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对外海上贸易的运输轨迹,也是船舶的航行轨迹。船舶、航海和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船舶是载体、航海是手段、贸易是目的,它们共同组成一部雄壮的海上丝绸之路大合唱,促进中国与海外的相互交流沟通。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基础是造船和航海。指南针水浮法的出现,为其在航海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风帆和船舵开创航行新时代。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不断开拓海上丝绸之路。

郑学檬的《唐五代海上丝路研究的若干问题补论》(《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12期)一文,补论了三个问题。(1)认为汉唐以来海上贸易地点是从南往北位移的,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除广州外,其还没有相对固定的“始发港”和“终点港”。(2)唐五代与南海诸国贸易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段航路以“广州通海夷道”所记的航线为经常性航线。二是唐五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仍以天文导航为主,指南针只是辅助导航手段。三是8—10世纪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等组成的“波斯舶”,经营着中短途贸易、转口贸易;朝贡贸易带动了香料贸易,也成就了阿拉伯穆斯林商人。(3)海上丝路开通之日,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始之日。佛教、伊斯兰教等相继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岭南、江南,随之而来的阿拉伯、印度、南海各国的音乐、绘画、雕塑、文化习俗,也渐渐浸染岭南、江南。

周旺、林叶新的《汉代合浦食文化发展概述(一)》(《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连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饮食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汉代合浦地区的社会与文明发展影响深刻。通过史料考析、遗存研究、文化钩沉等方式,对汉代合浦地区的食源、食涵、食器、食习等文化内涵进行探究,以此揭示两汉时期合浦饮食文化的发展态貌与文化特征。

周旺、林叶新的《汉代合浦食文化发展概述(二)》(《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指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汉代合浦,“中外商业毕集”,带动了合浦古郡饮食文化的繁荣发展。从史料考析、遗存研究、文化钩沉中可以窥见当时当地的食源、食涵、食器、食习,及其饮食文化的发展态貌与特征。其饮食文化特点,表现为饮食资源丰富、茶饮之风盛行、酒文化发达、食俗多元融合等。民族与东西方文明交流推动了汉代合浦地区饮食文明的进步。

胡良益、潘天波的《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依托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输出与文化传播,清代漆器文化被广泛地介绍传入欧美世界,并在各国发生阅读、体验与审美想象,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欧美人眼中的他者漆艺想象。但伴随18世纪后期海外漆器文化被中国引进,中外漆器艺术已然开始出现一种不倦的文化环流现象。在此消彼长的中外文化体认、溢出与耦合中,被传播的中国漆器文化显示出全球视野下的他者想象与环流现象,正是通过具有并世功能的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得以实现。认识并把握丝路文化的他者想象与环流特征,对于当代“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战略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荣亮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浡泥国王墓》(《中国文物报》2016年8月19日)一文指出,浡泥国王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遗产。距今约600年的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的陵墓坐落在古都南京的南郊石子岗上。浡泥国即今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文莱苏丹国,明朝永乐年间,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来华,明成祖“优待礼隆,赐予甚厚”,后忽然染疾,医治无效而逝世,年仅28岁。

陈纳维、潘天波的《耦合视域:宋代“海上丝路”贸易与漆器文化生产》(《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4期)一文指出,宋代海上丝路贸易不仅为漆器文化生产提供嵌入的契机与途径,还为漆器文化生产提供聚合的时间、区间与参数,更为漆器文化生产提供聚合的历程与效应。同时,宋代海洋贸易嵌入文化生产的风险也是存在的,特别是对宋代宫廷美学及其文化发展产生某种偏向。

周玥珊的《古代中柬交流研究》(《创新科技》2016年第9期)指出,柬埔寨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在历史上与中国保持了千余年的密切往来。文章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对于古代中柬交流的研究,并针对其对中柬交流始于何时、“究不事”、朱应康泰出使时间、《真腊风土记》等中柬交流上的重要问题所做出的成果进行总结分析,进而得出几点今后相关问题研究方向上的建议。

俞吉吉、郑慧的《讲述800年前“丝绸之府”》(《浙江日报》2016年6月9日)一文指出,南宋是浙江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时,之江大地罗绮如云,对外丝绸贸易兴盛,一派“丝绸之府”的繁华盛景。800年后的今天,黄岩发现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七世孙赵伯澐墓,这是目前我省第一个完整的南宋古墓,南宋宗室成员服饰成套出土更是浙江首例、国内罕见。出土的丝绸文物用丰富的服饰形制、多样的纹样题材和齐备的织物品种,讲述着南宋时期织造和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故事,记录着浙江从丝绸之源走向丝绸之府的历史轨迹。

孙魏的《<诸蕃志>的历史价值》(《兰台世界》2016年第9期)一文指出,《诸蕃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是一部以介绍海外夷情为主题的专著。该书介绍了当时所知的海外诸国的方位、物产、风俗习惯、贸易等情况,它既是当时海商从事贸易的实用参考用书,也是历代学者研究古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原始资料。

潘奕宇、刘恋的《销往泰国的“抛光壶”》(《江苏陶瓷》2016年第6期)一文指出,泰国是宜兴紫砂壶的“粉丝”之一。泰国进口紫砂壶与泰国人平时的生活习惯和宗教文化有关。远销泰国的紫砂壶,大多在表面作水磨抛光处理,有玻璃一般的质感,与泰国人的审美理念有关。抛光壶的出现,不仅是紫砂壶装饰技艺上的创新,也是中泰两国匠人在艺术实践上的碰撞与交融。迎合了泰国传统审美观念的外观设计与独特的抛光工艺不仅表明了紫砂这一材质的可塑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是中泰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弥足珍贵。

姚兴宇的《千古兴衰海上丝路》(《商业文化》2016年第29期)一文指出,秦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期,魏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期,隋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期,宋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期,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由盛及衰。鸦片战争之后,进入衰落期。

陈支平的《关于“海丝”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史哲》2016年第6期)一文指出,近几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倡导推动下,“海丝”研究迅速成为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各种与“海丝”相关的学术活动及文化节等迅速兴起。然而,从学术的立场来观察,此次兴起的带有某种群众运动式的“海丝”研究热潮,文化起哄的意味大大超过深入细致而又严谨创新的学术研究。各级政府大力提倡“海丝文化”,这对于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协作关系,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都有十分积极的时代意义。但是学术研究不能“新瓶装旧酒”,必须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必须具有国际性的视野,从而推出具有学术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才能避免“海丝”学术研究流于功利化和庸俗化,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虞卫球的《浙江舟山“兰秀帮”研究》(浙江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一文指出,舟山群岛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灿烂的海洋文化发展史,海上交通发展史是海洋文化史的重要内容。从史前的航运发展萌芽期,到有史料记载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海上交通事业,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大发展。优秀航运人才层出不穷,极具海洋视野、前瞻务实的商业团队的诞生,以及勇敢抗击侵略者的大无畏精神的传承,这些都构成舟山群岛海洋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舟山海洋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洋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从“海上交通文化史”为切入点进行海洋文化脉络的梳理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研究视角。其中,浙江舟山“兰秀帮”以其特有的海上交通文化特征,在海上丝绸之路、优秀船帮文化方面表现得相当出色。“兰秀帮”还利用“海上优势”来打击侵略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能代表舟山海洋文化主要特征的群体。文章通过对兰秀岛以海上航运为主线的研究,得出结论:“兰秀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舟山海洋文化的缩影,认真梳理好这座小岛的发展脉络,对舟山地方史研究极具价值,对当下新区建设、江海联运、当代海上丝绸之路,也有着重要意义。舟山群岛历经多次海禁,也多次遭遇废县,而独特的“兰秀帮”文化却绵延不断,岛上居民多次被迫迁移,而传承下来的拼搏开拓、不怕牺牲之精神却一直流传,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圈——“兰秀帮文化”,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兰秀帮”航运文化在舟山乃至中国航运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非常重大的事件主要包括:明初舟山海禁与“兰秀帮”有直接关联;清末民初在与海盗的博弈中,“兰秀帮”表现得相当优秀;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大南截”船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传统帆船,在船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抗日战争时期,“兰秀帮”许多船只参加最悲壮的抗日行动之一——长江口沉船阻敌行动;所有这些都提示我们很有必要对以海上交通为主轴的舟山“兰秀帮”文化做系统梳理与研究。文章共分七个部分及附录,第一部分介绍了该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第二部分介绍了古代舟山海上交通文化史特征及海上贸易情况。第三部分是对晚清以前的舟山“兰秀帮”的研究。第四部分分析了清末民初的“兰秀帮”。民国时期,随着舟山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兰秀帮”积极参与现代江海联运,同时英勇抗击海盗,积极参加抗战行动。第五部分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兰秀船帮的再次辉煌,包括舟山集体企业造出第一条机帆船等。第六部分探讨了“兰秀帮”“大南截”船是否是民国时期最大的传统帆船。第七部分是“兰秀帮”的当下意义及启示。最后两个附录分别是“兰秀帮”有记录帆船的相关资料,以及学者研究中的“大屁股船”与兰秀岛“大南截”的异曲同工之处。

释本性的《丝路高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社会贡献略论》(《法音》2016年第8期)一文,从一入和一出两个方面,介绍丝路高僧对中国及域外的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在丝绸之路你来我往的高僧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安世高、支娄迦谶、鸠摩罗什、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文中分析了丝路高僧对域外政治、经济、科技、文艺等方面的贡献,以及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由往返各国的丝路高僧们传播流布的情况,分别从东亚、东南亚、南亚三大板块来介绍丝路高僧对域外文明的进步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张岚的《宋元时的清真寺》(《检察风云》2016年第1期)认为,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规模已经非陆上丝绸之路所能企及,上海在海上的贸易也由此繁盛,但更多的是转口贸易。因此,上海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联接点。在松江城西马路桥堍缸甏行内,有一座元代的清真寺,名松江真教寺(松江清真寺的旧称),这是一座至今保留完好的伊斯兰教的遗迹,为上海地区目前可考的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院。清真寺坐南朝北,融合了中国宫殿式古典风格和阿拉伯建筑风格,在全国清真寺建筑中殊为罕见。

张开城的《比较视野中的中华海洋文化》(《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中国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民族是当之无愧的海洋民族。中华海洋文化既具有世界海洋文化的一般特点,又具有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的中华海洋文化传统。中华海洋文化是一种和平友好、互利合作的海洋文化。

杜庆余的《海上仙山的梦想与追求——秦汉山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3日)一文指出,华夏先民们梦想中海上仙山的来源,可能是烟波浩渺的海面上出现的海市蜃楼奇观。先民给海上仙山起名为蓬莱山,认为它在渤海之中。海上仙山的传说不仅在山东沿海一带传播,而且远传内陆,秦始皇、汉武帝两位历史名君也被这种传说所打动,多次亲赴海边,并派出了大批的人员乘船出海寻找海上仙山的踪迹。首先,寻找海上仙山活动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其次,寻找海上仙山活动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上航线的开辟。造船业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和海上航线的开辟是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形成的基础条件,促进了包含丝绸贸易在内的中外海上交流。

胡译匀的《海丝之路的历史渊源与现代发展》(《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年第5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萌芽开始,逐渐形成、发展,又在明清时期由盛转衰。进入新的世纪,“一带一路”的重要性日益显著。从更为具体的层面上讲,现代丝绸之路与古代丝绸之路存在巨大差异,但就两者的性质而言,却又存在近似之处。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整理,不但能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把握未来经济发展方向。

刘迎胜的《丝绸之路的缘起与中国视角》(《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是对外交往。丝绸之路的产生缘起于人类对遥远文明的向往。中国以外古代文明中心中的三个,即尼罗河中下游、两河流域与印度河古文明之间,因地理距离较近,一直往来不断。但中华文明所在东亚大陆,东临大海,西为荒漠,北接草原,西南为青藏高原,实际上处于相对封闭的地位,与其他文明中心的交往,无论循海路还是陆路,所需花费的人力、物力资源均极为巨大。由此可以看到对外交往对古代中国的必要性、发展远距离对外交通的可能性、历史上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以及古代中国人民对丝绸之路发展做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延伸切入分析15世纪欧洲崛起中内含的中国因素和明清中国在应对世界大变时的教训,以历史比较的眼光讨论了当代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发展前景。

冯金磊的《从“波罗诞”民俗文化庙会看南海神庙的华丽转身》(《广州航海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南海神庙是中国古代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遗址,南海神信仰成就了南海神庙历史上的辉煌,其一千多年的历史所孕育的宗教、历史、文化、旅游等多重身份,是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力量。21世纪,沉寂多年的南海神庙华丽转身,其“波罗诞”庙会扛起弘扬民俗文化的责任,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将让这一别具特色的岭南民俗文化获得新的发展契机。

哈桑、董国炎的《阿拉伯古代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文化学刊》2016年第5期)一文指出,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阿拉伯人有的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经由(大食国)半岛到达中国西部的新疆、青海、甘肃和宁夏;有的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东省广州市;有的则通过香料之路到达中国的泉州、扬州、杭州。他们起初落籍在城市外围,之后便渐渐定居在城市里。从汉代到清代,阿拉伯人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社会学、建筑学及医药学等方面的发展。

张君君、朱宏斌的《宋元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兰台世界》2016年第12期)一文指出,宋元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呈现不同态势。通过采用历史文献法,对海外饮食文化的传入情况与中国饮食文化的输出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宋元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表现出如下特征:路线转向海上;回族饮食开始在中国孕育;交流主体由政府流向民间;政府开始涉足海外贸易;交流的主要内容为农作物的引入与食品技术的输出;大量农作物的引入,影响中国日常饮食结构。

孔令远、李艳华的《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墓地的发掘与研究》(《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马达加斯加武海马尔墓群有近六百座墓,其墓葬形制与同时期东非地区阿拉伯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着明显的不同,有些墓葬与中国穆斯林的墓葬形制有较多相似之处。部分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元、明时期的瓷器和其他随葬品,反映出武海马尔墓群主人可能是元、明时期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或东南亚的色目、回族商人,以及附属于他们的汉人、马来人或武海马尔当地土著,如他们的妻妾、子女、随从、伙计等,其中有些是受雇于穆斯林商人的汉人或者受穆斯林影响的汉人,因此,其葬俗保留了一些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的痕迹。

熊昭明、富霞、陈启流的《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8期)一文指出,2007年11月至2012年1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对草鞋村遗址进行了多次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墙、护城河、长廊、作坊等遗迹,出土较多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具。手工业作坊遗迹为探索中原制瓦技术南传及汉代官营手工业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其港口城址的确认对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黄芳芳的《“海上丝路”背景下“广彩”的艺术形态研究》(《美与时代(上)》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海上丝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开展贸易和进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对于促进文化传播作用也十分显著。“广彩”是清朝康熙年间发展起来的广州地区釉上彩瓷的简称,是在海上丝路贸易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独特艺术形式,具有“世界官窑”的美誉。其色彩绚丽多姿,整体图案饱满丰富,工笔精湛细腻,花样款式“岁无定样”,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艺术形态。作为中西方文化、贸易往来的产物,“广彩”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精华,又融合了西方的色彩审美、装饰题材、绘画技法、生活习惯,为世界陶瓷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我们必须更理性、更科学地发掘“广彩”的艺术底蕴及内涵,不断努力实现其传承与创新,为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历史文化支撑与经验借鉴。

林刚年的《泉州外销瓷与“海丝”文化初探——以馆藏宋元德化窑外销瓷为例》(《东方收藏》2016年第10期)一文指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之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从这里出发销往世界各地,特别是瓷器,泉州货源充足,尤其是“德化陶瓷”,为中外经济贸易往来提供了物质保障。文中介绍了泉州古瓷器外销的种类、外销的原因,并就泉州市博物馆部分馆藏外销瓷器进行略述,包括元德化窑白釉印花军持、南宋德化窑青白釉小洗、南宋德化窑青白釉芒口碗、元德化窑青白釉洗、元德化窑青白釉小碗、元德化窑青白釉小碗、元德化窑白釉粉盒和宋德化窑青白釉粉盒。

晁中辰的《明永乐帝为柯枝封山考——以<明史·柯枝传>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在明代,尤其是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中国与柯枝往来频繁,关系密切。永乐年间,明成祖为柯枝封山勒铭,尤为引人注目。柯枝是得到此殊荣的最遥远的国度,也是印度洋沿岸唯一得到此殊荣的国家。其碑文和铭诗是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表明两国关系在明初已发展到非同一般的高度。同时,它也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历史见证。

于向东的《古代海洋史与南海合作——以中国与越南的比较为例》(《史学月刊》2016年第12期)一文指出,海洋是历史上人类活动和交往不应忽视的途径与场所,海洋史研究是历史研究颇受重视的领域之一。亚洲人在印度洋、太平洋西岸特别是南海的海洋活动也丰富多彩,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以南海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的“水疆”(water frontier)贸易网络,沟通了东西方和东亚地区的人员交往和物资交流。

于文指出,从海洋史比较视角考察,古代中国海洋意识较为浓厚,海洋活动出现较早、规模宏大,对沟通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贸易网的联系做出了显著贡献。古代越南海洋活动发展较晚,规模有限,但在海洋史上也有其不应忽视的一席之地。海洋史特别是古代海洋史内容丰富,涉及很多方面。海洋观念、海洋意识一方面来源于海洋活动,另一方面又引导海洋活动的开展和实施。古代中国和越南在接触和认识海洋的过程中,封建帝王、士大夫和民间人士形成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海洋观念和意识。从文献史料考察,古代中国的海洋意识具有内涵丰富,视野宽广,既关注和记载近海活动,也关注远海航行,既宏观多样,又具体细致等一系列特征。古代越南的海洋著述、海洋活动和海洋意识没有古代中国出现得早,也没有中国的内容丰富。越南在中国宋代初年独立,建立自主的封建王朝。古代越南的海洋意识总体上表现为直观多于抽象,近海活动的记载多于远海活动的记载,自然现象的如实罗列多于有思想深度的论证分析,有关海洋的思辨性的思想观念几无所见。越南古代的海洋活动,主要集中于沿岸、近海区域。19世纪早期,越南阮朝也有一些越洋海外官方航行活动,已知道运用罗盘、牵星术、“千里镜”、铅丸打水等技术和工具,其足迹到达了东南亚的江流巴(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等地和印度洋东岸一带的“小西洋”。现代有越南学者认为1909年中国清朝水师将领李准率水师巡查南海,是中国“挑起”南海争端的最早举动。这种说法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古代的漫长历史时期不存在南海问题。

苏倩的《从出土的陶瓷看唐宋时期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文史博览(理论)》2016年第9期)一文指出,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马两国的陶瓷贸易也不断加深。以马来西亚出土的中国唐宋时期陶瓷为着眼点,来探讨唐宋时期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

郑家园的《长沙窑的灵魂——釉下彩瓷纹样的深层审美探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一文指出,纵观古今中外文明史,长沙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监略妥注》中有“舜陶于河滨,而器不苦窳”,记载了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源远流长。早于殷商之前,舜帝就带领先民在湘江河滨开始了制陶之业,进行原始的陶瓷创作。釉下彩是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它的问世,对后来的宋、元、明、清时期,甚至现今的产品开发,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釉下彩瓷打破单色釉的局限,首创了色彩斑斓的陶瓷,成为长沙窑最突出、最重要的成就。随着世界关注的海上丝绸之路热潮以及“黑石”号、“南海1号”“碗礁1号”等古沉船的发掘,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们将研究的课题转向这个文化与经济并存的热点。通过对比众多沉船中的文物,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面世的古船遗物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国古陶瓷产品,因而更有学者称其为“海上古瓷器之路”。正是“黑石”号考古工作的开展,56500多件长沙窑瓷器一瞬间将长沙窑置于学术界的关注浪尖。长沙窑最著名的釉下彩装饰,其装饰内容包罗书法、绘画等多维文化内涵,使得其能够安然屹立于唐代“南青北白”的背景中。纹样,又称纹饰,是衬托主体的辅助装饰,如绿叶之于红花,与主体物呈现珠璧交辉的效果,通过对长沙窑彩瓷纹样的审美探究,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它的制作工艺、装饰手法以及同时期唐代整个社会的审美习惯,同时也能弥补这让长沙窑沉睡千年的遗憾之情。文章从长沙窑釉下彩瓷的纹样着手研究,以时间为序对其纹样进行详尽而系统的归纳,分析当时的工艺技术、历史背景、经济背景、中华文化,探索作为长沙窑发源地的湖湘文明,从多维度解读唐朝人民和工匠的文化底蕴,分析其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积极的现实意义,为构建新的文化传播渠道和产品开发建立了一座桥梁。

洪映红的《闽南海丝文化的历史钩沉——以厦门港为中心的追溯》(《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历史上,厦门港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历史契机,创造了自己的航船和船舶文化等海丝遗产,留下了许许多多璀璨的人文往事。今天,追溯厦门港在海上丝绸之路发挥的枢纽作用和呈现的繁荣历史,不仅见证了港口引领城市走向海洋、融入世界的记忆,更为当代城市融入“一带一路”的新构想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启示与借鉴。

夏明来的《青花瓷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上海工艺美术》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元代,中国的陶瓷尤其是青花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往国外,对欧亚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更是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带动世界陶瓷业的发展走向了多元化的方向。文章试图以青花瓷为着眼点来分析中国陶瓷对欧亚各国的影响。

汪汉利的《从<苏莱曼东游记>看唐朝与阿拉伯的海上丝路》(《回族研究》2016年第3期)一文,以阿拉伯人苏莱曼和哈桑的《苏莱曼东游记》为中心,考察游记所述阿拉伯至唐代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双边贸易情况。认为阿拉伯与唐朝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之所以非常频繁,与唐政府对阿拉伯商人的重视与优待、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司法体系等密不可分。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这部中外关系史上的经典之作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

于营的《传统海洋文化视角下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自古以来,因地缘上的临近,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密切,在此过程中,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海洋文化在双方的沟通过程中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农耕性、和平性和内向性为特征的中国南海传统海洋文化对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起到了纽带作用。以中国南海传统海洋文化为视角,从其形成、特征和内容三个层次进行分析,阐述了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

谢捷的《浅析高丽青瓷从模仿到创新的原因》(《陶瓷科学与艺术》2016年第6期)一文指出,中国青瓷在世界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青瓷依托于海上丝绸之路作为高级商品远销世界各地,特别是朝鲜半岛,不但流入了青瓷,还获得了青瓷的烧制工艺。文章分析了中国青瓷被输送到世界各国,但是继承和发扬中国青瓷技艺的地区以朝鲜半岛为最的原因,也分析了两国青瓷原本同出一源,但是到了12世纪却发展成为两种不同风貌的原因。

袁宣萍的《丝绸》(《民族艺术》2016年第5期)一文指出,家蚕的饲养与相应的丝绸生产技术起源于中国,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物质文化的重大贡献之一。古代文献记载和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确证了这一事实。丝绸亦与中国古代重大技术发明——造纸术与印刷术有着内在的联系。丝绸作为大宗商品曾输往亚洲、欧洲及美洲国家,其陆上与海上贸易通道被称为丝绸之路。几千年来,丝绸在各个历史时期也融入了不同的政治、历史和人文的色彩,体现在丝绸的技术与艺术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技术体系与产品面貌。

谢重光的《唐宋福建海上交通与对外佛教文化交流》(《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通过系统梳理汉晋以来福建的海上交通情况,可以看出自唐中叶开始,福建的海上交通迅速发展,至宋代进入海上交通繁荣、海上贸易兴盛时期,其标志是泉州港的崛起与福建执造船业之牛耳。泉州之外,宋代福建其他地区的海上贸易也有较大发展,而以福州为突出。伴随海上贸易而兴的对外文化交流,以佛教文化交流为最盛。据此可以重点考述福建与东北亚新罗、日本进行海上贸易与佛教文化交流的情形。

陈佩的《明末清初漳州窑外销瓷帆船纹饰研究》(景德镇陶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一文指出,漳州窑瓷器的生产与发展在整个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漳州窑外销瓷器在明清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帆船作为大航海时代联系各国贸易的关键纽带,同样以纹饰装饰的形式出现在漳州窑外销瓷上。帆船纹装饰种类多样,根据现有传世资料、遗址出土及沉船出水情况,可将其分为山水舟船纹、方位帆船纹、仙山楼阁纹(裂塔纹)三大类。一方面,帆船纹瓷器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当时所使用的航海帆船的原貌,在了解漳州窑瓷器生产面貌的同时,也为航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绘于外销瓷盘上的方位帆船纹则是出于实际应用价值的考虑,对研究明清航海技术有重要帮助。漳州窑帆船纹对后世日本有田烧等瓷器的帆船纹样有较大的影响。作者力图通过以上对明末清初漳州窑帆船纹饰的分类特点、产生原因及其对其他产瓷区的影响等问题的探讨,阐明其对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希望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些许理论依据。

程酩茜的《波斯釉陶: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大众考古》2016年第9期)一文指出,古代波斯的陶瓷文化历史悠久,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尤其是釉的使用远远早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家在东汉至五代的墓葬和遗址中陆续发现了一些波斯釉陶,类型局限于绿松石色釉陶,发现的地点大多位于南方港口城市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迄今已在合浦、桂林、容县、福州、扬州、宁波和广州等地发现过这种釉陶。另外,日本、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遗址中也发现过同类釉陶。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波斯釉陶发现于广西合浦寮尾东汉晚期墓。这件合浦陶壶的出土将波斯釉陶传入中国的时间大大提前。合浦东汉墓葬中出土的波斯釉陶有可能是通过海路来到合浦的。波斯陶器蕴含着大量的历史和考古问题,如中外交通史、航海史、陶瓷技艺传播,等等,都值得我们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王蕊的《魏晋南北朝山东与东西海上丝路的连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3日)一文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域外文化伴随着商贸交流传入中国,中外僧侣与商人成为奔波于山东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军。在佛教文化东传和商人海洋贸易的共同努力下,山东实现了东西海上丝路的连通,佛教文化从印度通过陆路或海路直达山东,然后再跨海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山东地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许初鸣的《漳州海丝时期的文化繁荣》(《闽南日报》2016年5月24日)一文指出,漳州月港的海外贸易,从明代中期起悄然兴起,逐步发展,至明隆庆元年(1567)进入鼎盛期,一直持续到万历末年(1620),到天启年间(1621—1627)以后才衰落下去,其中万历年间(1573—1620)更是漳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期。这时的月港与东南亚各国和朝鲜、日本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直接贸易往来,并以吕宋为中转站与欧洲一些国家进行间接贸易。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收入,给漳州地方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利益,不仅促进了漳州造船业、陶瓷业、纺织业等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漳州文化、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繁荣,民众重视教育,科举取得空前成绩,文坛呈现繁荣局面。

张诗雨撰写了系列文化研究文章,其《海上丝绸之路的由来——<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一》(《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从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至今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无数的人、船只、商品从这里流向世界各地。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见证着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流、文化交流与宗教交流,同时也见证着不同时代之间各种交流的发展、璀璨乃至毁灭。海上丝绸之路并不只是对丝绸的贩卖,也不仅仅是单一的一条航线,而是由东线、南线、北美航线等综合而成的集商贸、文化、宗教交流为一体的航线总称。这条丝绸之路诞生于先秦,形成于秦汉,繁荣于隋唐,全盛于宋元,顶峰于明初,衰落于明中后期与清朝。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也侧面反映出中国历代王朝的发展历程。

张诗雨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二》(《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之中,我国与沿路诸国互通有无,不仅增进了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流,还使得沿线各国人民率先享用来自不同国家各具特色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同时,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商品的流通与交流,极大促进了我国古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发展。从周朝起,我国就开始通过海上的航线与外国进行交流,在这些交流中尤以商品交流最为频繁。在与外国的商品交流中,每个朝代都具有各自的特色,同时每个时期对他国的影响也各有不同。中国将商品带到海上丝绸之路的沿途国家,这些商品不仅给当地带来了一些新鲜的元素,也渐渐地影响并改变了当地的文化和部分生活习惯。即便在千百年之后的今天,这些国家仍旧或多或少保留着一些中华文化的影子,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结合点。中国的茶文化、陶瓷、纺织品对当时的海外颇有影响。在中国向外输出商品的同时,大量的外国商品也涌入中国市场。从上层社会的珠玑、玛瑙到底层人民的玉米、番薯,到处都可以看到外国商品的影子。我国古代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来农作物对中国农业、香料对中国医学、鸦片对于中国都影响颇深。

张诗雨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三》(《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历史使命的那一刻起,伴随着商品的不断交流,文化交流也悄无声息地开始了。在这一过程中不能说是谁改变了谁,或是哪个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只能说每一个参与交流的国家都是受益者。因此,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交流为古代丝绸之路文明史谱写了重要的篇章。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传出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美的艺术、卓越的思想以及优良的制度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融之路。在中国文化通过商品输出等形式慢慢进入其他国家的同时,也将世界各国文化带回国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张诗雨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交流——<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四》(《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4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中外贸易往来的路线,也是一个世界宗教文化交流传播的通道。中国自古是一个“淡宗教,重人文”的国度,但从鬼神信仰形成体系、儒家思想演变成儒教、道家思想演变成道教、脱胎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以及其他宗教开始兴起时,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变成了一条宗教交流的通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我国将儒教、佛教、道教等东传至朝鲜、日本等地,将妈祖信仰南下至东南亚等地。同时,印度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也传播到了中国。

张诗雨的《中国在全球海运史中的大国角色——<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五》(《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5期)一文指出,全球的海运史也可以称为是世界各国文化、科技的交流与融合的历史。整个海运史讲述了世界各国从偏安一隅到洲际合作,再到全球化的整个进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海运史就是一部国家文明的碰撞与交流史。伴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扩展,在清朝以前中国曾一度成为全球海运发展进程中的先锋,在海运发展史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大国角色。以日本和欧洲为例,讲述了全球海运事业的蓬勃兴起。欧洲的航海史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5—17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与衰落;第二个时期,17—18世纪,荷兰的崛起与衰落;第三个时期,18世纪,英法海上竞争。中国在古代航海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从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时期开始就有了中国的海洋文化,不管是在秦汉、隋唐、宋元以及明朝一直都被世界学者承认是无可比拟的。从整个亚洲来看,中国造船业始终引领着日本和东南亚国家航海业的发展;而从世界上来看,西方近代史的发展和演变都离不开中国航海业,换言之,中国古代航海业是推动整个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之一。

张诗雨的《我国古代海运事业的形成——<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六》(《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6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发展与繁荣和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处于一种几乎同步的状态。我国古代在全球一直扮演着重要的大国角色,我国海运大体经历了在蒙昧中起步到古代海运事业的形成,在不断徘徊中得以快速发展,在繁荣昌盛之后逐步衰落。文章分三个时期——海运的蒙昧时期、起步时期、形成时期向我们介绍了海运的发展。

张诗雨的《在徘徊中发展的古代海运事业——<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七》(《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7期)一文指出,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形成和全速发展的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得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个空前的水平,这为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这个时期众多的拓边和统一运动,也为航海活动与海外探索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这一时期海运事业发展迅速,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海运事业仍然在徘徊中曲折前进。

张诗雨的《我国古代海运事业的繁荣与衰落——<海上丝路叙事>系列之八》(《中国发展观察》2016年第8期)一文指出,在经过了一个平稳的过渡时期之后,随着隋、唐、宋、元、明各朝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海运事业也进入了全面繁荣阶段。自15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的衰落阶段,也是一个守旧与革新思想强烈碰撞的时期。在经过了全面繁荣的阶段之后,我国的海运走向了衰落。

丁洁雯的《大运河(宁波段)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衔接——论庆安会馆的起源、价值与保护对策》(《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2016年第4期)一文指出,宁波庆安会馆地处三江口,拥有河海畅通交融的地理优势,以漕粮海运与南北号商帮的迅速崛起作为创建契机,在维系宁波河海联运和传承海事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大运河(宁波段)重要文化遗产有其自身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庆安会馆作为宁波首个世界文化遗产点,应进一步加强保护和利用。

张晓艳的《唐代外来宝石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一文指出,从传世文献、出土文书与出土文物来看,唐代外来宝石的种类极多。从大的类别来分,包括天然宝石与人工宝石两种。唐代外来的天然宝石有金刚石、水精、火珠、玛瑙、金精、瑟瑟、珍珠、珊瑚、琥珀、玳瑁、车渠、象牙、犀角;外来的人工宝石有琉璃、玻璃。唐代外来宝石的产地极为广阔,主要有地中海周边的拂菻国;西亚地区的波斯国、大食国;南亚地区的天竺国、师子国;中亚地区的康国、石国、吐火罗国、罽宾国、俱兰国、箇失密国;东南亚地区的林邑国、真腊国、诃陵国、陀洹国、婆利国、堕和罗国、多蔑国;东亚地区的倭国;非洲地区的拨拔力国等。唐代外来宝石的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都很繁荣。据文献记载,域外诸国共向唐王朝进贡宝石26次。以安史之乱为界,唐前期进贡23次,唐后期进贡3次。这说明唐代宝石朝贡贸易的政治意味很重。其数量规模并不大,其经济意义不太突出。参与宝石朝贡贸易的人数规模也很有限。唐代朝贡贸易的管理机构以鸿胪寺和尚书主客司为主,对朝贡贸易进行严格管理。唐代民间宝石贸易,与朝贡贸易相比,更为繁荣。唐代陆上丝绸之路宝石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宝石贸易都很繁荣。西域诸国所产的宝石通过安西入西域道,进入唐朝境内,西州(吐鲁番)、沙州(敦煌)、长安、洛阳等都是外来宝石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南海诸国等地所产的宝石通过广州通海夷道进入唐土,广州、洪州、扬州也是外来宝石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代海上丝路民间宝石贸易的数量规模,比起陆上丝路来,要大得多。参与民间宝石贸易的人数规模,也极为庞大。唐政府对民间贸易的管理,也十分重视,设立了市舶使来加强民间贸易的管理。唐代经营外来宝石的商人主要是胡商,有波斯国贸易商、粟特城邦国贸易商、南海诸国贸易商、天竺国贸易商、师子国贸易商等。外来宝石在唐代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中,有着广泛的用途。外来宝石在唐代世俗生活中的用途主要体现为制作日常生活用品、制作文房用具、制作美容用品、制作疗病药物等方面。外来宝石在唐代宗教生活中的用途主要体现为外来宝石在儒、释、道三教中的用途。外来宝石在唐代佛教生活中的用途,主要有制作念珠、制作香炉、制作幡幢缀饰、制作菩萨衣披的装饰、制作存放或供养佛骨舍利的琉璃器等。外来宝石在唐代道教生活中的用途,主要有营造道教仙境、用于修行、用于炼丹、用于疗病等。外来宝石在唐代儒教生活中的用途,主要是体现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尊卑等级的。其用途主要有:制作皇帝、贵族、官僚的冠帽和腰带;制作皇帝、亲王及一品官员乘坐的象辂;制作五品以上官员的象笏。

周本源的《广西宋代中和窑青白瓷科技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一文指出,广西藤县中和窑创烧于北宋中后期,两宋之际兴盛,南宋后期衰落,烧造时间约200年。自从1963年被发现,中和窑因其较大的规模和较好的瓷器品质,得到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并于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些年,学术界主要从考古发掘、田野调查、自然条件、社会背景等方面对中和窑窑址分布、出土遗物的器型和装饰特征、兴衰原因、技术来源、销售情况等进行了研究,然而,中和窑青白瓷的原料、配方、烧成温度等制作工艺研究却几乎是空白。本研究采用液体静力称重法、高温热膨胀仪、能谱仪以及扫描电子显微电镜分别对中和窑青白瓷的体积密度、气孔率、吸水率、烧成温度、化学元素组成、显微结构进行了测量,并采用多元统计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分析,试图从器物的内在属性方面还原中和窑的制作工艺、发展演变规律、内在特征,进而为探讨广西宋代制瓷工艺水平以及宋代广西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等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的结果之一是,从田野调查、科技分析的角度对中和窑兴衰原因、技术来源、销售情况进行了补充,中和窑附近较好的原料品质可能是其兴盛原因之一,中和窑晚期优质原料的缺乏可能是其衰落原因之一,中和窑制作技术可能来自于广西境内较早烧制青白瓷瓷窑的窑工,藤县人民的龙母、天妃信仰,可能与中和窑瓷器外销有关。

周晓琳的《南海神庙建筑演变》(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一文指出,广州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创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距今已有1422年历史,它不仅是古代中国祭祀海神的场所,也是岳镇海渎国家祭祀的组成部分。其地处“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古扶胥镇曾是广州与海上交通贸易的重镇,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其基本保留明清时期的格局,现存南海神庙建筑多为明清及近代复原建筑,但其研究价值不应局限于建筑本身,其建筑总体格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一些早期的型制,是十分珍贵的材料,因而对其建筑演变的研究甚有价值,对南海神庙文物建筑历史真实性的研究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前人对南海神庙在文史和地理方面的研究已有丰富的成果,如何将建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融合是文章的关键。南海神庙作为岳镇海渎国家祭祀的组成部分,其供奉的南海神亦是南方民间水神信仰中最重要的主神之一,庙宇的发展受到国家制度、宗教文化、民间活动以及港口城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作者试图通过现场调研,结合相关学科文献资料的解读和梳理,探讨各要素与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南海神庙建筑的价值所在,为南海神庙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参考资料,进而引导南海神庙的可持续利用,亦为我国申请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做一些有益的研究。论文论述了南海神信仰的来源和文化内涵,分析其源于国家、民间、宗教的神系组成和各信仰的相互关系,总结了国家创建的祭祀文化背景和选址于扶胥镇的原因;进而结合南海神庙建筑现状和总体布局特征,以历代的历史图形资料和碑刻文献为线索,在龙庆忠教授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还原南海神庙建筑布局的演变过程;最后从经济、信仰、制度等方面综合分析国家、民间、宗教、环境、兵祸五个要素在各个发展时期对南海神庙建筑的影响。

这一年的著作有少许,广东省文物局编的《广东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具有代表性。此书共收录广东全省254处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史迹,这些史迹涵盖海港设施、文化交流、外销品生产基地、海神信仰建筑、航线遗存。

海港设施(共79处)分四大类:第一类为“海港码头”,指供船舶停靠、装卸货物和上下客的港口、码头等建筑设施,大多数地处海岸,少数分布在内陆江河沿岸。共收录28处,如广州黄埔古港遗址和南海神庙明清码头遗址、汕头樟林古港、潮州柘林港、佛山民乐窦码头等。第二类为“贸易管理机构及市场”,指沿海各地进行海外贸易活动的管理机构和交易场所。共收录12处,如广州的粤海关旧址、锦纶会馆,雷州的粤海关雷州口部税馆旧址、关部康皇庙,台山上川岛的大洲湾遗址等。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因毁于战火已无迹可寻,甚为可惜。第三类为“海防设施”。海防军事设施在保障社会环境稳定、正常商贸秩序和航行安全上发挥作用,广义上也应该纳入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范畴。广东保留下来的海防设施非常丰富,据调查有142处。该书仅收录较典型的27处,如潮州大埕所城、揭阳靖海所城、惠州平海所城、深圳大鹏所城、湛江乐民千户所城等。第四类为“其他”,主要包括造船遗址、古道桥梁,以及与航海有关的岩画石刻等。共收录12处。如广州的秦代造船遗址,珠海的宝镜湾岩画和连湾山岩画,与海上丝绸之路接驳的梅关古道、西京古道、南天门古道等。

文化交流(共59处)分三类:第一类为“宗教文物”,指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海外宗教入华传播有关的宗教遗迹。共收录30处,如广州的光孝寺、怀圣寺光塔、海幢寺、小东营清真寺,肇庆的梅庵、崇禧塔、利玛窦仙花寺遗址,江门的灵湖古寺、新地村天主堂遗址等。第二类为“外国人墓葬”。墓主多与宗教活动有关。共收录5处,包括广州的清真先贤古墓、深井外国人公墓、回教坟场,江门的方济各·沙勿略墓园,汕头的郑信衣冠墓。第三类为“舶来品出土遗址与墓葬”。出土各类“海外制品”或“海外风格制品”的遗址和墓葬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共收录11处,主要集中在汉代番禺(广州)和徐闻两个港口城市,如广州的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湛江徐闻的华丰岭墓葬、田西村珊瑚石室墓葬、英斐村墓葬,以及湛江遂溪的边湾村波斯银币窖藏等。第四类为“其他”,主要包括反映宗教传播的石刻碑刻、反映海外移民的宗祠故居、反映物产交流的墓葬等。共收录13处,如东莞的却金亭碑、阳江的春城崆峒岩摩崖石刻、通真岩岩画,湛江的东岭村莫氏宗祠、田头陈氏小宗祠、陈莲峰墓等。

外销品生产基地(共52处)分两类:第一类为“窑址”。自唐代开始广东已经出现以烧制外销瓷器为主的窑口,主要分布在沿海和临近江河地带。以便于水路运销。共收录38处,比较著名的有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潮州窑、江门官;中窑、湛江地区唐至宋元时期的雷州窑外销瓷窑址群(如余下村窑址、茂胆窑址、旧洋窑址);此外,内陆地区的梅州水车窑和余里窑、惠州东平窑和白马窑、佛山南风古灶和高灶窑址以及东莞松岗碗窑遗址等也大量生产外销瓷。第二类为“其他”。共收录14处,包括三小类:一是台铁工场遗址,如云浮的铁炉村,台铁遗址、筋渣冶铁遗址、炉下村铁炉遗址。二是采石工场遗址,如梅州五华县的西湖石窟遗址、叶湖石窟遗址和云浮的洪塘采石场遗址。三是制蓝工场遗址,如云浮的龙湾制蓝工场遗址、金河制蓝工场遗址、新榕蓝染遗址等。

海神信仰建筑(共42处)。汉唐以后,广东沿海的海洋航行活动日益频繁。由于海上航行经常遭遇狂风巨浪,人们普遍产生了祈求神灵保佑平安的心理需求,海神信仰便应运而生并传播开来。广东沿海地区的民间信仰多与海洋相关,主要有南海神崇拜、妈祖崇拜、北帝崇拜、南海观音崇拜、冼夫人崇拜等。鉴于北帝、南海观音、冼夫人崇拜比较泛化,该书重点收录与海洋活动最为密切的妈祖崇拜和南海神(也称洪圣)崇拜建筑。这些海神信仰建筑遍布广东沿海与部分内陆地区,最著名的当属广州南海神庙,它是古代皇家祭祀海神的场所;广州南沙天后宫是我国乃至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妈祖庙。其他较著名者有汕头升平路天后宫、新围天后宫、妈屿天后古庙,深圳赤湾天后庙、上沙天后宫,珠海淇澳天后宫、白沥岛天后古庙,雷州半岛上的超海宫、夏江天后宫、宁海天后宫等。

航线遗存(共22处)分两类:第一类为“航标地标”,指古代船舶航行时用于判断航道方向和界限的标志。此类航标主要是借助陆地上较为醒目的人工建筑,不同于近现代专门设置的专业航行标志。共调查11处,最著名的是明清时期广州珠江航道上的“三支桅杆”——莲花塔、琶洲塔和赤岗塔,还有潮州柘林港的镇风塔、龟塔、蛇塔,其他有阳江独石塔、江门石笋村航海标志、揭阳神泉古庙烟墩遗址和玉华塔等。第二类为“水下沉船”。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路途长、支线多,连接的国家地区广阔。广东在“南海航线”上的地位、作用均很突出,保留下来一批水下堆积遗存,尤其是“南海I号”和“南澳I号”两处水下遗产,具有鲜明的远洋贸易特征。广东沿海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沉船遗址,有的尚需进一步甄别确定。共收录11处。

这些史迹基本可以代表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各类史迹的精华。

梁二平的《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为读者全面展现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两千年历史,深度解读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变迁发展,分析丝路贸易、对外交往的成败得失。该书有助于读者从历史角度解读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全面理解中国新时期下的“一带一路”。

伍鹏的《浙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通过多年的积累和实地调研,收集和掌握了大量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资料,对浙江省的宁波、舟山、台州、杭州、温州等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系统梳理,对浙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中国大运河、妈祖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最后一章还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以及浙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础和优势、国际国内环境和思路等进行了分析。

朱丽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十七世纪太仓文坛》(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一书,分为“海上丝绸之路与太仓文人游幕”“太仓毛师柱中西部游幕与诗文创作”和“太仓许旭游幕与闽总督开放海禁”三章,主要内容包括“郑和之后:文化新航路”“海上丝绸之路与太仓文坛”等。

漳州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编的《漳州“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一书。为推动“海丝”申遗工作,2009年、2011年,漳州市政协先后组织召开了首届“漳州海商论坛”“第二届海商论坛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座谈会”,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共53篇。漳州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从中选出了27篇,作为“中国海丝文化·漳州篇”丛书之一出版。

张燕编的《西安小史丛书汉唐丝绸之路》(西安出版社,2016年)一书共分为114个条目,详细介绍了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民族、城市聚落、历史遗存、道路走向以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除了介绍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情况外,还对早期丝绸之路的历史进行了介绍。

朱利荣的《彩图丝绸之路》(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一书,采用手绘图片与文字注解相结合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有5000多年历史的丝绸之路文明,内容涉及80余名相关人物、70余件重大历史事件、40余部文史材料,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三大名锦、四大名绣等。

梅彬主编的《海上陶瓷之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一书,梳理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历史,介绍了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尤其强调了景德镇陶瓷对中国陶瓷业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海上陶瓷之路的研究和中国陶瓷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少年信仰教育读本编写委员会的《丝绸之路的故事》(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长春有限公司,2016年)一书共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包括:“丝绸的起源”“华丽的纽带”“不没的足印”“繁华的遐想”“交通大动脉”“海上丝绸之路”“探险家的疯狂”。

许晖的《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青岛出版社,2016年)一书,选取了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十四种香料,分别是胡椒、丁香、安息香、乳香、沉香、郁金香、苏合香、龙脑香、旃檀、肉豆蔻、肉桂、合欢、没药、龙涎香,详细为读者朋友们讲述了它们的传播路线、功用以及在各自文化谱系中的象征意义。

福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民间故事》(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一书共收入126篇故事、歌谣,不仅有直接讲述“海丝之路”的交往故事,也有体现人类征服海洋大无畏精神的感人传说;不仅有纪录背井离乡讨生活而“过番”的淘金热,也有描绘异域求存“下南洋”的艰辛记忆;不仅有讲述华侨领袖高风亮节的传奇故事,也有率领乡亲漂洋过海扎根海外的故事。该书也选录了一批100多年来在闽、港、澳、台及东南亚一带广为流传的福建侨乡的叙事歌谣。

贾兴和的《斯里兰卡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以出土中国陶瓷器为中心的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包括五章,分别从斯—中关系史、文献记载、海上交通、考古资料(陶瓷、钱币、碑铭等)、斯里兰卡在中国海上交通的地位几个方面来论证、考证斯里兰卡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交流。

此外还有鲁东大学胶东文化研究院编的《胶东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和林华东主编的《第一届海丝文化国际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海上丝绸之路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还有英国学者彼得·弗兰科潘写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该书认为两千年来,丝绸之路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丝绸之路让中国的丝绸和文明风靡全球;罗马和波斯、大英帝国和希特勒第三帝国、难民和恐怖主义ISIS、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等,都和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人类历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