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交往重点研究及海洋城市成立要素分析

经济交往研究依然是重点,但热度有所下降。主要成果有:

张晓东的《明清时期的上海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活动——兼论丝路贸易和殖民贸易的兴替》(《史林》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古代上海地区的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交流存在相当密切的关系,上海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上海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众多的丝绸贸易起点港之一。上海地区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兴衰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上海地区“搭车”海上丝绸之路交流的市舶贸易和文化交流获得发展,自唐五代至宋中期,是以青龙镇港为主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自宋朝晚期到元代,是上海地区港口从最初的个别良港向全地区纵深发展成群,也恰逢海上丝绸之路盛期的开始,而元代上海成为官设市舶管理机构的八大外贸口岸之一,这昭示古代上海港地位在市舶贸易中的新的高峰,甚至是极盛。元朝后期由于港口条件的变化,上海港地位衰落。明清是第三个阶段,上海港作为国内大港的地位已经日益实现稳定发展,其参与海外活动仍然很积极,但面临明清禁海政策的反复限制与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整体衰落。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不仅和中国明清王朝的封闭有关,也和殖民活动的发展相联系。明清时期上海地区作为官方认可的对外贸易口岸,地位并不稳固,但与东北亚、东南亚都存在着直接而繁荣的贸易,禁海后成为位列国内贸易前列的大港,这为丝绸之路结束后半个多世纪近代中外贸易兴起后上海的再度繁荣打下基础。从明清历史来看,上海地区积极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活动,其经济发展应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但是精神文化交流相对唐宋大为退步。上海港是海上丝路当仁不让的贸易始发港,因为当地就是优质纺织品等产品的产地。此外,在历史上上海地区有若干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港口,不仅仅只有一个上海港,而且既曾存在过始发港,也曾有中转港。但它在历史上是一个古代海洋城市吗?张认为完整意义上的海洋城市成立的四个要素应包括地理因素、经济结构、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从此四要素出发考察,就会发现并非是海港城市就可以成为真正的海洋城市。

黄丽华的《浅谈海上丝绸之路对南海区域发展的影响》(《琼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中国丝绸誉满天下,早在公元前就分海、陆两路向外传播。“海上丝绸之路”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该航线主要以南海为中心,分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起点主要为泉州。南海是中国的最大外海。南海属于中国最南部海域,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必经之路。在历史上,许多国家就曾与中国有着友好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上交往密切,中国人民和南海周边的其他各国人民早就拥有深厚的友谊。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南海地区在古代和近代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陆韧、苏月秋的《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口岸发展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贸易》(《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宋朝在广西沿海和沿边地区设置的钦州、廉州、永平寨、横山寨等博易场的管理和海内外贸易的研究,认为宋朝因军事需要,大量向云南地区购买战马,促使西南地区的陆上交通“大理买马道”与广西沿海口岸的博易场互联互通,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范围,在广西口岸带动下形成西南地区开放型市场体系。

刘翔的《海上丝绸之路之历史遗存——宋代市舶银铤考》(《区域金融研究》2016年第11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在唐宋之时已逐渐成形,带有外交性质的贡舶贸易与商品交换性质的番舶贸易日渐增多。而与之相伴的,则是海上贸易管理体系的建立。宋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称为“市舶司”。当前发现三枚与市舶司直接相关的宋代银铤,它们是海外贸易征榷与税收的实物体现、市舶司纲运制度的见证和市舶案上供进献的原物。

刘彩虹的《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变迁及其启示》(《西部皮革》2016年第16期)一文指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由胜转衰。郑和下西洋时,达到顶峰,而后走向衰落。于隆庆年间发展起来的私人海外贸易,到万历末年走向衰落。海上丝绸之路最终被西方殖民者侵占、经营。朝贡贸易、海禁政策这两种经营海上丝绸之路的方式,因其固有弊端最终造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这为我们今天“一带一路”的建设带来重要的启示。

刘祖陛的《清代福建武夷茶出口商道演变初探》(《福建史志》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初至清中叶,福建武夷茶出口商道主要有两条,一是由内河转运到广州出口欧洲各国的海上“茶叶之路”。另一条是由内河水路运至中俄边境恰克图销往俄罗斯的“茶叶之路”,这一时期武夷茶运销出口必须由陆运到政府规定的出口口岸广州和恰克图,完全是清政府对武夷茶实行垄断专卖严格限制政策造成的结果。由于这条“茶叶之路”漫长,清中叶,外商对福建武夷茶出口新商道进行探索。作者还分析了五口通商后福州茶路与“茶港”的开辟。

叶伟奇的《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与外国银币的流入》(《福建金融》2016年第7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东非和欧洲国家经贸文化往来的重要桥梁。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下称“海丝”)重要的东方起点,在“海丝”发展历史上长期处于独特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汉唐以来,特别是宋元直至近代,福建都是“海丝”最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随着“海丝”贸易的发展,大量的外国银币流入福建并对福建经济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现今存世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外国商贸银币,是福建作为古代“海丝”东方主要起点的重要佐证。

朱素珍的《海上丝绸之路拾珍》(《收藏》2016年第15期)一文指出,古代东西方交通有陆路和海路两条通道。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中国丝织品是最名贵、最畅销的商品之一,因而1877年普鲁士学者李希霍芬将陆路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同。后来与之对应的海路则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东通日本、朝鲜半岛,西经东南亚、印度洋地区,直至西亚和东北非。这条海上通道,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出现,到唐宋时期沿线贸易已很繁荣,明朝初年,更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埠,中国境内主要有蓬莱、扬州、宁波、福州、泉州、漳州、广州、北海等东南沿海城市。因地理位置不同,各自历经的地位兴衰亦在转变。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主要港口,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成为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的“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长时间处于广州“一口通商”的局面。文中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外销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舶来品如珠宝料器,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是多元的文化交融。

苏铁的《<诸蕃志>成书新考》(《海关与经贸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朝,繁荣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通商航线。南宋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为后人提供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画卷,是研究中国古代海上交通史和对外交往史的重要文献。文章立足作者身世,分析家庭背景对其成长的影响,对该旷世奇作完成的历史背景和成书主要原因作一探究和述评。

罗帅的《贵霜帝国的贸易扩张及其三系国际贸易网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公元1世纪上半叶,贵霜帝国在中亚崛起,并逐渐囊括了中亚和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土地,成为丝绸之路沿线的一支强大力量。在罗马—印度海上贸易的刺激下,贵霜人积极参与到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该贸易网络主要由三条长途贸易路线组成,即向西到达西印度洋和波斯湾的西洋航线,向南向东到达南中国海的南洋航线,以及向北到达中亚和中国的陆地路线。贵霜的商业帝国一直维系到4世纪初,是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虎的《明清江南蚕桑生产及其行销路径与社会效应分析》(《中国农史》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明清随着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江南地区蚕桑业迅速发展,形成以太湖、杭州、嘉兴等地区为中心的丝织品生产基地。江南所生产的丝织品通过内地航运和陆路运输到广州等地,再经这些口岸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行销海外。而在海内外市场对江南丝织品需求的刺激下,江南的蚕桑生产技术不断改良、生产规模扩大,出现了以蚕桑生产为主要行业的专业市镇,强化了江南社会中市镇与农村的关系,也加快了江南蚕桑生产的商品化过程,为江南农村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申友良的《宋代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研究》(《社科纵横》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宋代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繁荣,对外贸易的物品种类繁多,主要有精美的陶瓷和药物、铜钱等。物品远销印度支那半岛、南洋、印度、埃及、东印度洋、波斯湾沿岸地区。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加强了中外贸易友好交流。

刘未的《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一文,收集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31处宋元时期沉船资料,依据器物组合面貌异同,将所出贸易陶瓷分为7期(约1060—1360年)。通过编年结果可以看出宋元时期参与贸易活动的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诸省窑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动。而同时期各窑场受生产技术及地理位置等条件制约,在外贸活动中也存在着较大的角色差异。

邱靖的《两宋时期杭州的海外贸易》(杭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一文指出,宋代是中国海外贸易最为繁盛的时期,东南沿海各个贸易港口都得到了大力开发,一时间海舶辐辏,百舸争流,杭州更是这蜿蜒海岸线上最璀璨的明珠之一。隋代大运河的开辟为杭州带来了千载的繁华和风流,唐代杭州已是重要的海外贸易口岸,经过吴越国三代五王的大力经营,北宋时杭州成为“东南形胜第一州”。南宋是杭州发展最为鼎盛之时,集政治中心与商业翘楚的万千荣耀于一城,真可谓“万物富庶,地上天宫”。杭州的发展离不开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地处太湖流域,钱塘江、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纵横沟通,水运条件十分优越。杭州海外贸易的兴盛得益于宋朝政府的大力扶持,为管理海外贸易,在杭州相继设立了两浙路市舶司、杭州市舶司(临安市舶务)和澉浦市舶场,同一城市设置过三级市舶机构,纵观宋代历史,这是独一无二的。市舶司的职能作用初具现代海关的雏形,负责管理国家间贸易,接待中外商人和征收关税。富饶而繁华的城市经济为杭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裕的资源。杭州地处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与苏州、常州、绍兴、宁波、湖州、徽州、泉州等商业重镇交通便利,是为“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的商业中心。杭州素称“丝绸之府”,从港口扬帆的海舶织出了交通史上最华贵的“海上丝绸之路”。杭州径山的茶叶和精装的书籍由日本僧人远渡重洋带去日本。南宋官窑的瓷器民间虽无缘得见,但越州、龙泉和景德镇等地的瓷器汇集于此,整齐地叠放在宽敞的船舱中,成为各国争相收藏的珍品。来到杭州的各国使者和商入无不惊诧这最富丽的“天堂”。与杭州贸易频繁的国家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部分地区。与其他港口城市相比,杭州虽然城市经济最为发达,但海港位置偏北,所以尽管海外贸易几度兴衰,杭州仍是“海上丝绸之路”中独具魅力的城市。

吴小玲、何良俊的《明清时期北部湾海防及其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一文指出,明清时期,针对北部湾地区出现的愈演愈烈的海寇活动,朝廷加强了对这一带的海防管理,形成了明朝以涠洲游击为中心、清朝以龙门协为主的北部湾海防体系,影响其对外贸易格局。北部湾地区不再是朝贡贸易体系下对外贸易的必经之地,而是民间私人海上贸易的聚集地,海商、海盗与政府强化海防体系之间呈现恶性循环关系。

崔明德的《<元明回商研究>序》(《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回族是中国历史上最擅长经商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族源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来华的中东穆斯林和元代来华的中亚和西亚穆斯林。经商是回族先民来华的主要原因之一,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得益于穆斯林商人的贡献。《元明回商研究》一书有以下几点贡献:第一,该成果是国内第一部将元明回族商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有助于对回族历史以及中国商帮史的研究。第二,对元代和明代回族商人的活动和特征有精准的把握,全景展示了在此期间回族商人的活动全貌和变迁。第三,对回族商人从元代到明代所经历的转变有充足的反映。第四,该成果紧扣当下文化和国家战略热点问题,对新时期回族商业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徐忠文、徐仁雨、周长源的《扬州出土唐代长沙窑集萃》(《收藏家》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长沙窑产品与素雅的青瓷和洁净的白瓷不同,它以彩瓷最为突出,尤其是以色彩丰富的彩釉、纹样精美的模印贴花和绚丽多姿的彩绘等装饰,让人目不暇接,深受海内外市场的喜爱。在国内的遗址中,除长沙窑窑址外,以扬州唐城遗址内发现的数量最多,品种最为丰富。而1998年印尼“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更是将长沙窑瓷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扬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除数量多外,器型也十分丰富,品种发育脉络清晰,产品釉彩鲜亮,彩绘线条流畅,模印贴花纹样繁多,其中不乏珍品和罕见品。彩绘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一大特长。模印贴花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另一个特色品种。长沙窑瓷器的造型与装饰风格并不局限于唐代传统审美风格,已很大程度地吸收了西亚波斯一带的文化艺术元素,唐代长沙与西亚之间的交流一定不能缺少扬州这样国际大港的支持。

覃春雷、孙傲的《中国古代琥珀珠饰鉴定及其产地初探》(《岩石矿物学杂志》2016年第S1期)一文指出,琥珀是珍贵的有机宝石,应用历史悠久。我国南方的江苏扬州、广西合浦和云南、湖南、湖北等地博物馆藏有大量出土的西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琥珀珠饰,大多没有开展科学鉴定。作者运用应用科学技术手段对琥珀样品开展年代、材质和产地鉴定,应用形态分析、放大观察和无损的红外光谱测试对4个古代琥珀样品进行研究,初步判定这4件古代样品年代为西汉到魏晋南北朝,材质为琥珀,且产地为波罗的海,表明琥珀也是古代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产品。

傅宝姬的《沿海唐五代时期孔雀蓝釉陶器的异域风格考析》(《装饰》2016年第3期)一文指出,我国沿海港口曾发现一批属于唐五代时期的孔雀蓝釉陶器。这些陶器与我国传统的陶器、瓷器具有很大差异,应当是通过海外贸易由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入而来。文章在对孔雀蓝釉陶器材料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从器形、釉色、纹饰三方面对其风格进行细致考析,并与我国这一时期的陶瓷器进行比较,进而提出此类具有浓郁异域风格的器物应当来源于西亚,可称为“西亚孔雀蓝釉陶器”。

刘永连、王洋的《宋元交替之际的东南飘海商人——以朝鲜半岛史料为基础》(《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指出,在宋元交替之际,东南海域商人也因大陆战乱和朝代鼎革而出现波动现象。大量浙江、福建乃至广东一带商人为避战乱或作为宋朝遗民逃往海外,接连不断地浮海而东、而南,流入海外诸多国家和地区。另外,元代统治者从海外遏制宋朝势力,严令高丽等国断绝宋商往来等原因也造成了许多宋朝商人留居东南海域。中国商人在东亚海域的活动及其表现变化,反映着宋元鼎革形势下东亚国际关系和政治文化交流情态,应该是我们研究该时期中国政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和海上交通变化不可忽视的一个层面。

肖彩雅的《明代泉州区域海防及其与海外贸易政策的关系》(《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为抵御海上的侵扰,明朝采取禁止私人贸易、墟屿迁民等政策,展开一系列的海防建设,同时通过籍民为兵的方法充实海防兵力,为此构成一个较为完备的海防体系。从泉州区域海防的确立及其逐渐废弛缘由探讨中兼论了海外贸易政策与海防之间的关系:初期,实施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配合了整体海防战略,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之间相辅相成,确保了沿海地区的安全;但随着卫所制度的日渐崩溃、吏治的腐败等弊端渐次凸显,禁止私人贸易的海外贸易政策长期无法有效地执行,中央逐渐失去对沿海地方的控制能力,此时禁止私人贸易的政策加剧了海防的危机。“隆庆开海”是明政权在权衡海防与海外贸易政策利弊中进行的一个实验。

吴孟华、赵中振、曹晖的《唐宋外来药物的输入与中药化》(《中国中药杂志》2016年第21期)一文指出,经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外来药物来到中国,补充和丰富了我国的传统中医药。外来药物的输入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尤其是外来香药,填补了中国本土芳香走窜类中药的空白,宋局方中应用广泛。该文通过整理唐宋时期外来药物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从唐宋时期外来药物的品种和数量、使用状况及本土化趋势等角度进行总结。外来药物自唐至宋逐步被给予了中药化的功效阐释,唐时昂贵的乳香等香药在宋代逐渐平民化,宋代的外来药物引种栽培亦略有发展,外来药物与传统中药的界限逐渐模糊,外来药物开始中药化。外来药物的输入在唐宋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敏的《闽西客家古陶瓷的外销考析》(《雕塑》2016年第5期)一文指出,闽西区域作为中国客家民系数次南迁的聚集区、中转站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的汇聚区,自唐宋以来,就是联结南北方的重要交通走廊、推动海外商业贸易繁荣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文章通过对闽西区域古陶瓷的生产与海外运销及影响关系的考析,探究闽西客家古陶瓷为古代海上陶瓷贸易所做出的贡献,为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开拓新的视野。

司马倩的《茶马古道与陆海丝路——茶马古道的历史意义》(《学术探索》2016年第5期)一文指出,学术界通常认为,以西南地区为中心作为汉藏文化交流纽带的茶马古道与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瓷器之路之间毫无关联。通过历史文献的梳理,文章提出通过茶叶的扩散,茶马古道逐渐发展成为沟通中国两大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动脉的重要纽带。

孔柠檬的《河口镇在明清茶叶贸易中的地位——兼论茶叶与“一带一路”》(《农业考古》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受历史因素和地理位置影响,铅山河口镇成为明清茶叶贸易的重要枢纽,其对海上茶路和万里茶路做出过重要贡献。明清时期,在中国地理版图上延伸着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蒙俄茶叶贸易之路,起点位于福建崇安下梅镇,经江西河口镇,北上汉口,转运至河南、山西,一直拓展到蒙古国和西伯利亚高原,这就是近来被世人认识的万里茶路,也称万里茶道。此外,还有经河口镇通往广州的海上茶路,安徽、福建的茶叶经分水关由铅山河,入赣江,越大庾岭到达广州,从海路远销欧洲。“一带一路”是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最新表述、最新思路,而江西茶叶贸易与“一带一路”密切关联,万里茶路、海上茶路是“一带一路”的延展,江西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腹地。

李建华的《两宋时期杭州丝绸对外贸易情况探究》(《蚕桑通报》2016年第2期)一文指出,靖康之役后,宋室南迁,定都杭州,杭州地区不但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继河北、四川之后的重要的丝绸中心区域。这一时期,杭州成为丝绸之府和重要对外贸易城市,文章分析了杭州的地缘环境和港口建设,杭州的丝绸产业的发展情况和杭州丝绸的对外贸易。杭州,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丝绸贸易的重要城市。

经济和贸易领域著述主要有政协南靖县委员会编的《明清时期南靖东溪窑与对外贸易》(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一书。该书认为,以南靖东溪窑址为代表的贸易输出品史迹,是明代中后期重要的“海丝”遗址,集中反映了漳州地区瓷器的艺术特征,是闽南地区瓷器烧制技艺的卓越代表。该书以“南靖东溪窑与海外贸易”这一课题为中心,综合2013年以来的考古发掘、资料收集等成果,以大量的图片、数据,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南靖东溪窑的历史价值。

此外还有许晖的《香料在丝绸的路上浮香》(青岛出版社,201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