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往来与国族间认知研究

2016年研究古代东海航线人员往来的成果比较丰富,其中,以东亚区域整体移民活动、商人往来为考察对象的论文有:陆芸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移民——兼论中国历代政府对中外移民的管理》(《学术探索》2016年第6期)、万明的《乡国之间:明代海外政策与海外移民的类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郑莉的《明清时期海外移民的庙宇网络》(《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刘永连和刘家兴的《唐代漂流人与东亚海域》(《国家航海》2016年第1期)、李伯重的《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陆芸的《海上丝绸之路与移民——兼论中国历代政府对中外移民的管理》一文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的海上通道,它不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还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一条移民之路。对于中国来说,既有中国人移民海外,也有外国人移民中国。总体来说,中国历代政府不鼓励、不支持中国人移民海外,对于外来移民持较开放的态度。”

万明论文指出:“海外移民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明初的海外移民,与明王朝整体海外政策密不可分。明代中国官方海外移民模式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钦赐三十六姓给琉球开启,长盛不衰,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影响持续长达近500年,构成中国古代海外移民一个独特的类型,即国家主导的国际移民类型。”

郑莉的《明清时期海外移民的庙宇网络》分析道:“明清时期,沿海民众为了维持世代相传的生计模式,仍然持续不断地移居海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海外华人社会。海外移民定居之后,为了维持原有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在异国他乡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庙宇、坟山与祠堂,形成了华人社会特有的庙宇网络。这种庙宇网络以同乡、同族、同业为基础,以宗教仪式活动为纽带,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结,建构了跨地域与跨国界的社会文化联系,体现了中国民间的海洋文化传统。”

刘永连和刘家兴论文指出:“漂流人即因风浪在海上失事漂流的难民,是从事海洋活动的特殊群体,其史料零散记载于各类史籍杂著。目前学界对明清时期朝鲜、日本漂流人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较多,而对此前和中国的漂流人缺乏关注。唐代漂流人故事在《太平广记》中比较突出,它们至少反映了以下问题:唐人对东亚海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认识;唐朝与新罗、日本等国之间的往来和交通状况,当时不仅登州在中外交通中位置尤为突出,而且青州、海州等地也是沟通唐与东海各国的重要据点。透过这些分析,可以得知唐代中国与东亚海域各国之间的交通和交往有了较大的发展。”

李伯重的《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论述说:“15至17世纪前半期是经济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在这个时期,东亚世界(即亚洲东部地区,包括通常所说的东亚、东北亚、东南亚)的国际贸易有长足的发展,不同国家、不同种类、不同身份的商人都卷入其中,使得这个贸易呈现出多姿多彩、扑朔迷离的面相。这些商人具有多重身份,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面孔出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因此,以这些商人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各个方面情况进行探讨,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早期经济全球化时期东亚国际贸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日、中琉人员跨海往来方面的论文有:兰惠英的《弘法东瀛促交流元代赴日高僧清拙正澄》(《中国宗教》2016年第7期)、梁佳丽的《宝历三年八丈岛漂着南京船研究——以<巡海录>与<宝历三年八丈岛漂着南京人之译书>为中心》(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杨帆的《清代第五批琉球官生及其教师》(《名作欣赏》2016年第11期)、范常喜的《赤木文库藏琉球官话课本<广应官话>中三则清代闽琉交流史料考述》(《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2期)。

兰惠英文章指出:“中日两国有长达两千年的交流史,其中佛教交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佛门僧侣传播的不仅仅是佛教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文化的载体,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出生于福建省连江县的清拙正澄是元代著名的高僧,受当时日本执政北条高时之邀赴日弘法,他创立了清拙禅系——大鉴派,并成为日本佛教禅宗临济宗大鉴派的开山祖师。”

梁佳丽论文首先介绍了笔谈资料对于东亚人物往来研究的重要性:“从隋唐时代开始,甚至到民国时期,东亚各国间的官吏、文人、商贾、艺术家等在互相交流过程中,常常出现语言不通的情况,于是笔谈成了不可或缺的交流方式。因为笔谈时,笔和纸是必不可少的,笔谈后便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现存有关笔谈的资料,可以传递给我们很多信息,有很高的语言、历史、文献以及政治、外交、经济、医学等研究价值。”关于论文的研究内容,梁佳丽概括说:“从笔谈角度,结合其他历史史料,对宝历三年南京船漂流到日本八丈岛的海难事件的迅录《巡海录》进行系统的研究,还原当时宝历三年南京船遇难漂滞至八丈岛的情况以及回国的心路历程。进而分析笔谈反映出的日本各地方风俗以及中国政治、经济、风俗等情况。”

杨帆论文指出:“清朝政府拥有对其藩属国琉球接收官生的传统。终清一朝,琉球向中国派遣官生共七批,合计二十六人。这当中,第五批官生在中琉交流史上和琉球文学史上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这些官生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几近阙如,因此目前学界对之的研究颇为不足。”文章在解读第五批琉球官生的国子监教师以及董率所留撰述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这批琉球官生在华学习生活的实态。

琉球官话课本中包含着不少中琉交流的历史信息,范常喜的《赤木文库藏琉球官话课本<广应官话>中三则清代闽琉交流史料考述》写道:“赤木文库本《广应官话》中保留了三则清代闽琉交流史料,一则是见于《历代宝案》的闽县林合兴商船杠椇清册,属于雍正十年(1732)中琉海难救助史料;另一则是雍乾时期闽中进士刘敬与和琉球人的友好交往记录;最后一则是闽地流行的《新刻官话汇解释义音注》等官话正音书的引文,属于乾嘉时期闽琉文化交流的史料。这些史料一方面说明琉球官话课本语料来源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其在闽琉交流史研究中的特殊性。”

2016年论及古代中韩之间人员航海往来的成果列举如下^[5]。

冯建勇的《海上交通、移民群体与区域社会意识之构建——唐宋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海上移民问题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一文认为:“伴随着造船技术与航海经验的发展,唐、宋王朝与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王朝之间的交往,很多时候是通过两地之间宽阔的海域来进行的。这一海上交通的开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地移民的地理中心。伴随着双方海上贸易和海上移民活动的开展,一个区域性的‘核心圈’得以生成。对于基于海上移民与海上交通而生成的‘核心圈’内的人民来说,由于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制度经验与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社会之构建。尽管在东亚海域这样一个共有的生活圈里,对于这些恣意泛海漂移的移民来说,国家与国境并不具有排他性;但移民群体一旦踏入异乡,依然面临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适应性问题,以至于在本土居民与移民之间的心理认知上愈发觉察到了‘自我’与‘他者’的隔膜。”

朴淳发在《入唐百济遗民流向与连云港封土石室墓》(《东南文化》2016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如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连云港封土石室墓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墓葬方式,其年代大约为南北朝末期(或隋代)到中晚唐。从形制和结构看,连云港地区分布的封土石室墓与韩半岛古代百济的石室墓颇有关联。墓葬习俗是考古文化中保守性最强的,是强烈反映民族性的文化领域,连云港封土石室墓本身就是这种民族性的反映。百济灭亡之后,大多数百济遗民在660年被唐军带到并安置于徐州和兖州,676年为了充实辽东熊津都督府再次被迁徙于高句丽故土建安古城,可能经连云港口从海路到辽东。后随着熊津都督府消失,不少百济遗民在离散过程中在连云港一带定居下来。他们定居于同外地人接触机会较少的海岛上,保持着自己固有的墓葬习俗。在这种背景下长期绵延传承下来的百济遗民墓葬,就是连云港的封土石室墓。”

近年,明万历年间朝鲜人鲁认的《锦溪日记》受到学人们的关注。帅倩的《一位被俘入倭的朝鲜人与明代福建官员学人之交往——以鲁认<锦溪日记><锦溪集>为中心》(《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期)指出:“朝鲜人鲁认在《锦溪日记》和《锦溪集》中记载了其被俘日本两年,及从日本逃亡到中国福建后近半年期间的见闻,涉及中日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对研究明代中朝两国官员学人交往及福建人文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李岩的《明万历年间朝鲜人鲁认的<锦溪日记>研究》(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探讨了这样几方面的内容:鲁认生平与《锦溪日记》版本;《锦溪日记》的内容框架;《锦溪日记》记录的福州儒学及教育。文章还评析了《锦溪日记》的历史文献学价值。

我国学界对历史上日朝间人员往来的课题关注不多。池内敏和程永超的《江户时代日朝间的漂流、遣返及沟通交流》(《日本研究》2016年第3期)指出:“从17世纪初延续到17世纪80年代的明清鼎革导致的剧烈动荡平息后,东亚地区形成了稳定的地区秩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清)、朝鲜、日本及琉球之间漂流民的互相无偿遣返制度才得以在东亚地区成立并推行。与此同时,漂流民遣返的制度化也有助于东亚地区的秩序稳定和沟通交流。但由于日朝两国存在语言障碍及配置翻译的地区有限,加之双方汉文水平的差异,因此,在到达配置外语翻译的地点之前,特别是在漂着地,双方要进行顺畅的交流也并非易事。因此漂流民和漂着地的人们的互相关系大多仅限于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而当双方都具备汉文运用能力时,可以进行笔谈及诗文赠答等‘直接’的交流,这比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更深一步。此外,翻译不仅可以自己比较自由地进行交流,还充当着日朝双方相互交流的媒介。但由于其能力存在个人差异,且在具体场景的应对方面,交流的质量也会产生差异。特别是据朝鲜通信使使行录的记叙,笔谈比翻译更能详细沟通。由此可见笔谈不仅是在诗文赠答时,在政治谈判和事务联络的场合也发挥着作用。”

2016年,东亚国族间认知研究方面的成果有:方言的《唐宋文学作品中的日本僧侣形象》(《名作欣赏》2016年第11期)、滕宇鹏和刘恒武的《明代日本、朝鲜的中国认知——以策彦周良、崔溥为中心的考察》(《当代韩国》2016年第3期)、连晨曦的《明清册封琉球使臣眼中的福州社会》(《闽江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武汝凤的《朝鲜车天辂<五山集>中的明朝形象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罗鑫的《日本客家印象形成的历史回顾》(《嘉应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

方言论文指出:“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趋于真实,僧侣交流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文章梳理了唐宋文人与来华日僧的唱和作品以及其他文学资料中叙写的日本僧侣形象。

滕宇鹏和刘恒武论文写道:“浙江省的宁波等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古代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策彦周良和崔溥就在浙江登岸,他们到访中国之后的观感构成了日朝两国人中国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分析比较海路入明时间相近的日本使者策彦周良、朝鲜漂流民崔溥的中国行记来探讨明代域外人的中国认知,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海路入明的日朝人士对中国的初始印象;日朝来华人士眼中的运河沿线及社会状况;入明日使和朝鲜文士对中华身份认知与族际交流困惑。

连晨曦的《明清册封琉球使臣眼中的福州社会》指出:“自明朝成化年间起,福州成为通往琉球的唯一指定口岸,中国册封琉球使臣在前往琉球前要在福州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在使事完成后须在福州登岸前往北京。这些使臣们出使琉球的笔录中记载了他们在福州的见闻,反映了当时福州社会的一些真实情形,通过册封琉球使臣留下的记载,可以了解使臣们眼中的福州社会状况。”

武汝凤论文首先介绍说:“《五山集》是朝鲜宣祖和光海君时期文人车天辂创作的汉诗集,车天辂是当时有名的文人,文采出众,明朝使臣朱之蕃曾称赞车天辂为‘东方文士之首’。他曾负责撰写当时朝鲜送给明朝的大部分外交文书,壬辰倭乱时他为李如松、邢玠等明朝将领写了许多诗文。他平生与李睟光、崔岦等有名的朝鲜文人友谊深厚,在他们出使明朝时作了多首送别诗相赠。《五山集》中能够表现明朝将领及明朝国家形象的诗文多达200余首。”关于论文的主要内容,武汝凤概括说:“以《五山集》中的这些诗文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研究方法,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车天辂个人生平经历,分析其中出现的明朝形象以及形象成因。”

关于日本人的客家印象,罗鑫论文认为:“客家与日本的交流已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日本人对客家人从一无所知到‘刮目相看’,再到高歌礼赞与理性思考并存。总体而言,当代日本的客家印象是正面而清晰的。‘客家’在日本的形塑与传播,始终与中日关系、东亚形势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特别是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木派’学者的贡献关系密切。”

根据2016年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研究概况可以看到,一方面,宁波、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研究重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上海、舟山、福州、蓬莱等地对于海丝东海航线研究的参与度也在逐年加强。成果刊发平台方面,除了《海交史研究》《国家航海》《日语学习与研究》《东疆学刊》等知名学术期刊外,《海上丝绸之路》《天一文苑》等地方刊物也在设置专栏、征集稿件为海丝东海航线研究提供了积极能量。此外,海外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利用我国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发表研究成果,这无疑有利于提升海丝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本章作者:刘恒武,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金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硕士)

【注释】

[1]其他一些论文以南海航线陶瓷贸易为考察重点,但对东海航线陶瓷贸易研究亦有参考价值,诸如苏倩的《从出土的陶瓷看唐宋时期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文史博览(理论)》2016年第9期;刘未的《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申浚的《非洲地区发现的元明龙泉窑瓷器》,《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6期。

[2]正文未收以中韩陆路贸易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成果,诸如汪晶石:《朝鲜与清朝私贸易研究——以后市贸易为中心》,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3]本章此节侧重介绍与中韩海路文化交流有关的论文,因此有些文章未收入正文,诸如韩东的《李调元集外书札考释》,《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1期;谢士华的《韩国燕行文献所记录的语言现象摭析》,《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张辉、宋婷婷的《朝鲜朝汉语东北官话“质正”探究》,《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王克平、吴明济的《<朝鲜诗选>中的中国文化因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付星星的《成海应校勘朝鲜北汉本<诗集传>论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黄卓明的《朝鲜时代<尔雅>文献调查研究》,《殷都学刊》2016年第3期;王惟宇的《中韩传奇小说<莺莺传>与<李生窥墙传>之比较》,《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王祖霞的《朝鲜朝<书>学文献中特殊异文研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赵永恒的《论“燕行录”所记载的清代北京民间戏曲活动》,《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崔溶澈的《朝鲜文人对“四大奇书”的接受和批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罗海燕的《<近思续录>与韩国的儒学本土化建构》,《东疆学刊》2016年第4期;张春海的《论高丽对唐司法制度的“变异”——以刑部为中心的探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魏存成的《我国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东南文化》2016年第4期;白洋的《论朝鲜古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及特点》,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要海霞的《论明朝儒学典籍在朝鲜王朝的传播及其影响》,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延坤的《金尚宪诗歌研究——以<朝天录>为基础》,鲁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4]此处主要罗举与中韩跨海往来有关的论文,还有一些中韩政治交往史方面的论文,虽未直接涉及东亚海上交通,但亦有益于深化东亚海交史的认知,诸如周红冰的《世子入朝与从叔入朝之争——试论文咨明王时期高句丽与北魏的外交博弈》,《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刘洪峰的《唐史研究中所涉及高句丽史事研究综述》,《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卢伟、苏亮的《渤海国与新罗的长期对峙关系略论》,《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杨艳秋的《<皇明通纪辑要>与朝鲜王朝的经筵进讲》,《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王帆、张雨、王佳鑫的《朝鲜使臣对清代“三山五园”的记述——以畅春园、圆明园为中心》,《学问》2016年第5期;孙卫国的《明清时期历代帝王庙的演变与朝鲜使臣之认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张月莹的《明前期朝鲜的慕华思想与事大主义——以<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为中心》,《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刘烁的《朝鲜王子出使明朝问题研究(1394—1438年)》,北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孙大坤的《朝鲜光海君请封事件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岳松松的《朝鲜君主的受封过程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王启东的《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比较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胡婷的《康雍乾时期清与朝鲜关系研究——以朝鲜王朝对华观演变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5]正文所收论文内容仅限中韩海路人员往来,一些新出成果在此范围之外,诸如杨晓春:《元末高丽人记载中的中国北方社会——读<老乞大>中“汉儿”相关内容札记》,《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孙德彪:《柳得恭与清朝文人的诗歌交流》,《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陈俐、徐毅:《清代中朝文人笔谈中的诗歌唱酬》,《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刘婧:《18世纪中韩文人交流诗文集<日下题襟合集>与<日下题襟集>的传抄本》,《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