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东亚政治关系史及古代中日、中琉政治交往研究

从东亚整体的视阈探讨东亚诸国政治交往史以及相关观念形态的论文有:戚文闯的《明清朝贡体系述评》(《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孙萌的《从“胡乱”小说看古代朝鲜对儒家“华夷观”的接受与发展》(《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2期)、陈炜的《宗藩体系的困局——试以壬辰战争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为中心》(《安徽文学(下半月)》2016年第1期)、杨海英的《万历援朝战争中的南兵》(《军事历史》2016年第1期)、吴如功的《壬辰战争陈璘“击杀石曼子”事迹及其传播考辨》(《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2期)、赵勃阳的《万历援朝战争中李如松的战和策略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董建民的《壬辰御倭战争后期(1597—1598)明军粮饷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关于明清朝贡体系研究,戚文闯在文章中论述道:“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两朝都曾推行海禁政策,只保留官方性质的朝贡贸易,中外关系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建立了完备的朝贡体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由此得以空前加强。国内外学界十分重视对古代中国朝贡体系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明清朝贡体系的研究更是用力颇深,成果丰硕。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对于推动其更好地研究将大有裨益。”

华夷观是朝贡体系的思想内核,孙萌的《从“胡乱”小说看古代朝鲜对儒家“华夷观”的接受与发展》(《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2期)指出:“李氏朝鲜王朝与明王朝维持着密切友好的宗藩关系,尊行共同的儒家华夷观念,并在华夷框架下对周边国家及民族进行了相应定位。因此,在明清交替之际乃至清朝建立很长时间之后,儒家华夷观都深深影响着朝鲜对待明朝、清朝的立场,并在相关的‘胡乱’小说中有大量体现。”

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是晚明东亚政治关系史的大事件。2016年多篇文章涉及该专题。

陈炜的《宗藩体系的困局——试以壬辰战争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为中心》(《安徽文学(下半月)》2016年第1期)认为:“发生于1592年的壬辰战争既是日本以丰臣秀吉为首的武士集团进攻李氏朝鲜的侵略战争,也是明朝作为宗主国应藩属国朝鲜之情出兵救援的国际战争,从而使得前后历时近六年的壬辰战争对此后东亚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为战争付出沉重代价的中朝两国无法阻碍东北地区女真势力的崛起,中朝两国关系空前紧密的同时是宗藩体系遭受深刻动摇的时期,这进一步反映在中日关系、朝日关系以及朝鲜与女真势力复杂的多层次交往中。以宗藩体系构建起的东亚国际关系呈现理念与实践的差异性和多元化。”

杨海英论文聚焦万历援朝战争中的“南兵”,系统整理了文献史料中有关南兵将以及南兵教师的历史记录,作者强调,对南兵个案考察可以为万历援朝战争研究提供一个特殊的分析维度,有助于深入理解这场战争对于明朝政局以及东亚格局的深远影响。

参战明将军事活动研究方面,吴如功文章考证了万历援朝战争期间明将陈璘与萨摩藩日将岛津义弘(石曼子)交战的史实。吴如功指出:“陈璘作为壬辰御倭战争中明军主要指挥官之一,其在朝鲜立下的赫赫战功彪炳青史,已有公论。但陈璘事迹在时人记载和后世史书的传抄中也出现了个别失实现象,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爆发的露梁海战期间‘铳死大倭将石曼子’这一事迹就是其中一例。”另外,赵勃阳硕士论文以万历援朝战争的明朝前线军事统帅李如松为研究对象,文章主要内容为:万历援朝战争爆发和李如松入朝参战;李如松率领明军与倭兵的交战过程及其战功;李如松和谈策略的目的及其实施过程;战后的撤军留兵;李如松在朝军事活动评价。

董建民论文探讨了万历援朝战争后期明军粮饷问题,关于该专题研究的意义,董建民写道:“对于明军粮饷的供给问题国内学者鲜有涉及,韩国学者虽有研究,但认为由于朝鲜粮食供应了明朝军队进而影响了朝鲜军队的粮饷供给,甚至直接导致朝鲜军队的解体。因此,基于对历史的正本清源,有必要对壬辰御倭战争中明军粮饷问题进行梳理,借此与韩国学者围绕粮饷问题展开对话。”文章内容要点包括:明朝与朝鲜为保障赴朝抗倭明军的粮饷供应而采取的措施、粮饷调配的实施状况及其问题。

2016年专论古代中日、中琉之间政治交往以及对外观念的文章如下。

姚文清的《论元代禅僧一山一宁出使日本及其影响》(《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6年第4期)指出:“隋唐以来,但凡僧人东渡,大多是受日本僧人或旅日中国僧人之邀,赴日弘法。唯独禅僧一山一宁赴日,是作为国之信使,受元成宗皇帝派遣出使招谕的。因此,禅僧一山一宁使日,在中日关系史中,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作用。”

尹鸾的《明朝洪武年间中日交往考》(《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认为:“从《明史》和《明太祖实录》记载来看,明朝洪武年间,中日受‘倭患’等影响,交往并不通畅。但是,中日两国政府都在恢复两国关系上做出了努力,明朝洪武年间成为中日恢复外交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通过派遣使节、僧人等促进了文化传播,日本留学生在明朝也受到了优待。”

黄旭峰的《论日本型华夷思想的脆弱性——以室町幕府的东亚观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2016年第6期)探析了日本室町幕府的对外观。黄旭峰写道:“在古代中国,华夷思想作为构建中原王朝同周边民族间关系的一大准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日交流的展开,日本也形成了类似的华夷思想,即日本型华夷思想。然而日本型华夷思想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在历史的发展中影响甚至决定着日本的对外观念。”

近年来,有关中琉往来的研究热度逐年递增,2016年这一趋势依然持续。

首先,连晨曦探讨明清中琉宗藩关系的系列文章值得注意。关于明代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原因,连晨曦的《明朝琉球建立宗藩关系的原因探析》(《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认为:“明朝初年,中国琉球之间建立宗藩关系的原因既是‘华夷秩序’传统观念的影响,又是保障明初海疆安宁的措施。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与琉球积极主动的态度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琉球间的宗藩关系秉承着自愿原则,对明朝琉球双方及东亚国际秩序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外两篇文章具体论述了中琉宗藩关系的影响,连晨曦在《明清中琉宗藩关系对东亚国际秩序的影响》(《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明清时期中琉之间保持了近五百年密切的宗藩关系,这对东亚海上贸易圈的形成、海上漂风难民的救助、中日之间情报传递,以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态度均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考察明清时期东亚地区的贸易往来、难民救助、情报获取以及各国对宗藩体制的态度,能够再现当时东亚国际环境,及其对东亚秩序的变迁产生的深远影响。”他的《明清中琉宗藩关系对琉球社会的影响》(《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文则将视点转到琉球社会内部,连晨曦在文中写道:“中琉两国的密切联系对琉球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中琉间的宗藩关系不仅是琉球政权稳定的保障,还为琉球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儒学在琉球的传播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这对今天东亚地区各国的交往仍有借鉴意义。”另外,连晨曦的《明代册封琉球使臣的福州行迹》(《三明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指出:“自明代中后期始,福州成为中琉航海的指定口岸。明朝册封琉球使臣到达福州之后往往停留数月,为册封琉球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册封琉球使臣要寻求木料、封舟型制以建造册封舟,招募舵手、船工等随从人员,举行祭拜海神仪式祈求庇佑,向朝廷奏报相关情况及等待琉球迎封舟等。册封琉球使臣的行迹展现了明代福州的风土民情及中琉之间友好往来的概况。”

王庆云的《明清时期琉球中山王表奏文的内容与体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认为:“在几乎所有应用性文体也十分重视讲求文华辞藻的中国古代,表、奏作为下属臣僚、王公上书中央政府首脑即皇帝的专用文书体裁,是‘文学’中‘文’的‘规格’最高的上行文体。明清时代属国琉球中山王上书皇帝的表奏文,与内地官员上书皇帝的表奏文一样,堪称‘文’中范例。从内容上看,琉球中山王的表奏文是历任中山王作为属国属官对天朝(即中央政府)、对皇帝顶礼膜拜、赤胆忠心的表达;从文采上看,则是明清文学中水平很高的骈文佳制。”

方宝川和兰英的《明人别集散见中琉关系史料与若干史实钩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强调:“在明代中琉关系的历史文献中,除了众所周知的册封使‘使录’类著述及其他已单独成帙的文献外,散见于文集、方志、谱牒、政书、类书、杂著、碑刻、笔记小说等鲜为人知的零星记载,同样具有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与参考意义。”文章从少有的明人诗文别集中搜集有关明代中琉关系的史料,丰富了相关认识。

黄莉丹的《雍正时期琉球对中国的“向化”》(天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一文首先对中琉关系语境中“向化”概念做出诠释:“‘向化’在古代一般用于处理异民族的交往问题,是异民族交往的方法之一,所以研究‘向化’能让人们深刻理解异民族交往方式,并以史为鉴。此外,雍正时期上承康熙朝,下启乾隆朝,地位关键。作为清朝第三任皇帝的雍正,肩负着对内‘守业’的重担,虽在位时间不长,只有短短十三年,但忠实地继承并发展了康熙开创的事业,为乾隆时期的盛世铺平了道路,意义深远。同时对外更加密切与琉球的往来,为之后的中琉交往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其实,琉球早在十七世纪的中琉往来文书中就频繁使用‘向化’一词,到雍正时期也如此。”关于文章的目的、要旨和观点,黄莉丹概括说:“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集为主线、为依托,再结合《历代宝案》等琉球史料,聚焦雍正时期,清晰地认识并正确把握雍正时期琉球‘向化’中国的历史真相、实质和意义,呈现约三百年前藩属国琉球与宗主国中国往来的历史原貌。首先,对《历代宝案》中明朝至清初(明清交替、顺治时期、康熙时期)琉球使用‘向化’的历史资料进行梳理、分析,从宏观上把握‘向化’的历史变迁,即‘向化’并非一蹴而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度’的约束。其次,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资料集中与雍正时期相关的资料,即《清代琉球国王表奏文书选录》《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第四编》和《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第五编》,共124封文书,从微观上通过数据分析、历史事件的整理、分析可知,雍正时期共有九次来华,其中一次是进香和庆贺,一次谢恩,六次正贡,一次飘风。通过这九次来华,琉球经历了循规蹈矩的诚心‘向化’、以‘正贡’为中心的积极‘向化’、帮助他国‘向化’的‘向化’三个阶段,并与‘文化’密不可分。最后,通过分析文化的内涵,得出雍正时期琉球‘向化’中国的原因是对雍正文化的认同,通过这种文化认同,琉球国不仅国家安定,同时自身文化也得到了提高。”

2016年古代中朝政治交往史方面的论文^[4]主要围绕这样一些主题:战争、遣使、礼宾等。

张晓东在《新罗海上军事力量与古代东北亚国际关系》(《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说:“新罗海上力量,在隋唐东征中兴起,参与了半岛统一的历史重任,使得东北亚地缘政治平衡得以重建,扭转了历史走向。新罗海上力量经历了8世纪的首度衰落之后,恰逢东亚各国中央集权的衰落,东北亚国际海面出现前所未有的乱象。张保皋海权活动填补海上权力的空白,促进了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繁荣。张保皋的海权活动目的是促进国际和平往来,而非称雄争霸,日本也因此获取海上便利,而唐朝宽容默许张保皋的活动。张保皋发展海权的成果最终被扼杀了,以致东北亚的海上局面出现再次失序的苗头。在新罗结束期的乱局中半岛海上力量再次以相当规模出现。”

郭晓涛的《河北后底阁遗址出土造像题记中所见唐东征史事考》(《唐都学刊》2016年第5期)指出:“河北省南宫市后底阁遗址出土了两座唐代佛教造像,造像上的题记分别记录了唐代龙朔三年和调露元年的两次东征事件,应该与唐朝初年对朝鲜半岛的战事相关。题记中涉及的东征人群应该以河北道折冲府的府兵为主,该人群曾经两次奔赴朝鲜战场,分别反映了唐室在东北亚战事中前后政策的变化。”

拜根兴和林泽杰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关联问题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聚焦于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定林寺五层石塔底层四面立石上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该碑铭是有关7世纪60年代唐百、唐新关系的重要资料。关于研究内容和目的,拜根兴和林泽杰概括说:“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其撰写目的和时间、铭文涉及百济末朝野动态,诠释其所载11位唐军将领的生平事迹,考察现存史书记载这些人事迹绝少之原因;纠正以往研究对铭文‘三河’‘六郡’的错误诠释,力图全方位探讨《碑铭》涉及的诸多问题,为深入研究7世纪中叶唐朝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提供新的思考。”

涉及隋唐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的中国石刻文献更为丰富,王彬和张沛的《新见隋唐与朝鲜半岛国家有关的墓志简述》(《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指出:“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四百余方隋唐墓志中,有十余方涉及当时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诸国,为研究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有一定历史价值。”

在宋丽、宋日政治交往中宋商均扮演了重要角色,黄纯艳的《宋代商人在对外交往中的政治作用》(《人民论坛》2016年第27期)一文强调说:“宋代是海上丝路空前繁荣的时期,商人在宋朝与高丽政治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宋朝民间商人在与高丽政治交往中,主要通过四种方式:通过进入高丽的仕途,乃至高层政治,传播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传递信息,甚至直接充任使节;受政府委托,送还海难者或流亡者;受雇运送官方使团。”

此外,李国宏的《<郑强墓志铭>与宋代高丽学录史料新证》(《福建文博》2016年第2期)通过解读郑强墓志铭,考证了北宋政和年间郑强担任国子监高丽学录的史实,揭示了宋代涉丽制度的若干细节。赵智滨的《试论<三国史记·地理志>中百济和高句丽郡县名的可信性》(《博物馆研究》2016年第2期)对《三国史记·地理志》中的百济和高句丽郡县名进行了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