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年鉴2016：地方发展与区域合作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一项宏大的国家倡议。对于沿海各省区市来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更是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因此,2016年,有不少文章探讨了各省区市如何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问题。综述性的文章有IUD中国政务舆情监测中心撰写的《一带一路,各省探路》(《领导决策信息》2016年第35期)和康霖的《地方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比较分析》(《新东方》2016年第1期),分别研究各省区市的文章数量多寡不一。

关于广西的文章主要有:陈邦瑜的《广西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础与对策》(《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年第4期),陈锦山的《广西钦州—东盟港口城市旅游合作的对策建议》(《商业经济》2016年第4期),胡梦婷的《“一带一路”战略对广西外贸经济发展的挑战和对策》(《企业导报》2016年第17期),黄家庆、何光耀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广西沿海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黄家庆的《钦州港融入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思考》(《钦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黄杨杨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下广西金融产业的发展环境分析》(《新经济》2016年第3期),李军、王文俊的《“一带一路”战略下广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探讨》(《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林昆勇、余克服的《参与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促进广西海洋生态建设》(《城市》2016年第2期),刘长英的《“一带一路”战略下海洋历史文化名城发展对策——以广西北海为例》(《对外经贸实务》2016年第6期),覃淑婷的《浅析“一带一路”进程中广西钦州港的困境和出路》(《改革与开放》2016年第15期),熊微的《构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广西开放发展的新机遇》(《经济研究参考》2016年第70期),熊微的《广西打造“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路径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6年第47期),颜维海的《广西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思考》(《传承》2016年第10期),杨兴华、黄运平的《广西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及其旅游价值》(《旅游纵览》2016年第11期),杨兴华、刘红红的《广西—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价值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16年第33期),杨正东的《关于广西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调查与思考》(《区域金融研究》2016年第11期),余丽燕的《“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广西多式联运建设》(《物流技术》2016年第1期),张玉娥、余稳策、晋乐的《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国广西与东盟国家农产品竞争性与互补性》(《世界农业》2016年第7期),张纵远、杨正军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广西海洋文化研究》(《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朱念、李伊的《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海洋产业合作研究》(《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关于广东的文章主要有:曹丽萍的《广东引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思考》(《社科纵横》2016年第2期),陈文宇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广东自贸区发展》(《广州航海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陈彦博、肖思吟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助力广州会展经济能级》(《当代经济》2016年第24期),杜军的《广东参与海上丝路建设方略》(《开放导报》2016年第2期),黄小彪、葛春凤的《广州加快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对策思考》(《港口经济》2016年第3期),霍秀媚、关友杏的《挖掘利用十三行文化遗迹,助推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探求》2016年第2期),孔小伟的《“一带一路”战略下广东的发展策略》(《中外企业家》2016年第19期),李建伟的《“海丝”视阈下广东梅州客侨家谱开发利用述略》(《图书馆研究》2016年第4期),李湘滇的《广州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定位与路径分析》(《山西农经》2016年第5期),李迎旭的《广东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及对策》(《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林岸连、吴淑娟的《广东沿海城市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定位和战略研究——以江门和东盟国家经济合作为例》(《沿海企业与科技》2016年第6期),马超平、易露霞的《推进广东自贸区对接“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与策略研究》(《改革与开放》2016年第2期),马超平的《广东自贸区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可行性及经济效应分析》(《中国商论》2016年第26期)和《广东自贸区对接“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障碍、挑战与对策研究》(《统计与管理》2016年第12期),石莹怡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背景下湛江城市规划趋势及对策》(《建设科技》2016年第15期),汤晓龙的《“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发展路径研究——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财经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陶琴、王朔的《“一带一路”战略下珠海港的发展策略研究》(《中国水运》2016年第10期),田弘的《“一带一路”开放态势下广东全面开放战略新思路研究》(《教育教学论坛》2016年第22期),向明华的《广东加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法治建设的思考》(《岭南学刊》2016年第1期),向晓梅的《广东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国家(地区)经贸合作的新内涵与新模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幸继联、赵宏利等人的《茂名市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思路——以能源领域合作为例》(《南方论刊》2016年第11期),杨玉民的《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城市——基于发挥汕头特区优势的思考》(《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易西兵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文化内涵与遗产价值》(《岭南文史》2016年第2期),于之倩、杜文洁的《广东“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战略选择》(《市场经济与价格》2016年第12期),郑炜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潮商发展战略研究》(《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周春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广东—东盟合作平台建设机制研究》(《广东经济》2016年第11期),朱文博浩、孙波的《广东与海丝沿线国家科技合作与交流研究》(《广东科技》2016年第11期),邹伟勇、金祎、熊晓冬的《广东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的交通协同策略》(《规划师》2016年第2期)。

关于海南的文章主要有:邓雨晨、田华杰的《海南:“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西部皮革》2016年第10期),郭敏、卢红飚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格局下的海南定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努力把三亚打造成海上合作重要战略支点的前沿阵地》(《今日海南》2016年第2期),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的《让海洋文化融入海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中》(《今日海南》2016年第3期),胡琪婧、龙开榜的《“一带一路”海南优势产业发展研究》(《决策咨询》2016年第4期),李晓欢的《“一带一路”战略下海南经济发展的机遇》(《商》2016年第23期),林国尧、刘一霖的《海南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海洋建设初步探讨》(《中国发展》2016年第6期),宋鸽的《“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南生态会展发展对策研究》(《北方经贸》2016年第3期),章莉莉的《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美术课程转化》(《戏剧之家》2016年第7期),周伟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南的角色与作用》(《南海学刊》2016年第2期)。

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2015年4月,《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获批。因此,2016年,关于福建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文章很多,而且,有不少文章将此问题与福建自贸区建设结合起来。主要文章有:陈登源的《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福州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研究》(《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和《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福州文化产业国际拓展研究》(《菏泽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陈李鹏的《泉州21世纪依托移动媒体的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文化传播研究》(《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陈清艺的《论福建省打造“海丝”核心区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福建金融》2016年第4期),陈时儆的《构建合作网络是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研究》2016年第2期),丁玲玲的《泉州沿海古镇“海丝”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探索》(《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范佳平的《论泉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优势》(《中国港口》2016年增刊第1期),方璐萍的《“海丝”背景下福建自贸区建设发展战略思考》(《台湾农业探索》2016年第6期)和《基于SWOT分析的福州自贸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福建省委党校与晋江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的《“一带一路”背景下晋江市优势产能“走出去”的几点思考》(《发展研究》2016年第2期),韩英的《加快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的几点建议》(《福建理论学习》2016年第10期),胡秀珠的《福建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中的口岸经济发展策略》(《全国商情》2016年第28期),黄国灿的《厦门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定位发展研究》(《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6年第6期),康晓丽的《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海外风险与防范建议》(《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匡荣韬的《以公共外交推动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李鸿阶、林心淦、林在明的《相关省市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经验做法及对福建的借鉴作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李鸣的《融入“一带一路”福建应更有作为》(《人民论坛》2016年第8期),李萍的《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厦门经济发展》(《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6年第5期),林春凉的《“一带一路”建设对福建发展国际物流的影响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年第12期),林善炜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福建与东盟经贸合作分析》(《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刘琳玲的《福建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与建议》(《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12期),马盛敏、王进强、洪娜珊的《对泉州保险业服务“海丝”先行区建设的思考》(《福建金融》2016年第3期),任力、向宇等人的《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的金融对策》(《金融教育研究》2016年第5期),王勤的《“一带一路”框架下福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东南学术》2016年第3期),王少泉、谢国财的《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地位变迁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0期),王州的《泉州南音在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中的国际传播样式探究》(《音乐研究》2016年第4期),魏澄荣的《以科技引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社科纵横》2016年第11期),吴国培的《金融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之战略思考》(《福建金融》2016年第1期),吴江秋、黄俊元、刘平的《福建与新加坡合作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对策研究——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战略视角》(《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吴娟的《漳州市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刍议》(《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吴晓园、陈志强的《福建建设“海丝核心区”的人才供给问题研究》(《闽江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武丹的《从古代泉州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研究参考》2016年第45期),余兴的《福建自贸试验区企业转型的机遇与挑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郑美青的《“一带一路”背景下福建拓展大洋洲经贸关系研究》(《亚太经济》2016年第6期),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课题组的《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有关问题与思考——福建视角》(《金融发展评论》2016年第11期)。

与广东、广西、海南及福建相比,2016年关于浙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文章并不多,主要有:段亚男、张水清的《宁波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优势》(《浙江经济》2016年第19期),黄建钢、周一新、骆小平的《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3期),汤艳的《“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舟山群岛新区城市外语能力的对策研究》(《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5期),吴星星的《“一带一路”政策下我国海铁联运的发展对策研究——以宁波港海铁联运为例》(《航海》2016年第1期),张碧兰、陈海童等人的《“一带一路”背景下浙江省海洋旅游发展研究》(《旅游纵览》2016年第11期)。

关于江苏的文章也不多,主要有:陈勇的《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南通海洋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12期),李正伟、张小龙的《“一带一路”背景下建设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对策》(《时代经贸》2016年第30期),赵鸣、张建民的《江苏文化发展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与对策》(《港口经济》2016年第10期)。

此外,还有的文章探讨了其他省区市如何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问题,主要有:陈茵、李玉琳、罗丽的《“一带一路”背景下海洋经济发展研究——以青岛市为例》(《青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4期),郭克良、蓝文权、蒙运芳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产业合作架构分析——上海自贸区产业创新发展的启示》(《宏观经济管理》2016年第3期),孙伟的《中国参与东北亚—北极通道建设的战略思路——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三大战略走向》(《宏观经济管理》2016年第1期),王妍、李友艺的《关于山东省“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的探究》(《知识经济》2016年第14期),张时立的《中国自贸区建设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1期),章圣洁、刘赫弋等的《基于海上丝绸之路视角下的大连金融创新的对策研究》(《商场现代化》2016年第14期),邹磊的《上海进一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路与对策》(《上海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

包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内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层面的宏大倡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部分的每一个省区市,都不可能超越中央政府去独立发展对外关系,而只能在中央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寻找自己的发展机遇。同时,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着各不相同的风险及挑战。另一方面,每个省区市都有自身的历史文化特色、自然资源优势。因此,对于每个省区市来说,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是:面对风云多变的国际局势,如何在国家政策的框架里,认清自身特色,发挥自身优势,选准契机,找到突破口,通过积极建设“一带一路”而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对国际局势、国家政策、相关省区市动态、自身优势进行全面而清醒的分析。不过,在2016年所发表的关于各省区市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众多文章中,很难见到这样的佳作。不少文章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有的甚至连本市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搞清楚,更遑论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广度了。相比之下,2016年,一些学者对港澳台地区如何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问题却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由香港浸会大学刘开智和许志桦、中山大学曹小曙共同撰写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香港港口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名城》2016年第2期)一文,在开篇即以精炼的文字介绍了国际海上航运业的发展趋势:“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深化和国际贸易日益发展,航运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该阶段以集装箱化和货轮大型化为主要特征。集装箱化和货轮大型化对港口码头的泊位水深要求较高,大型集装箱货轮倾向于停靠枢纽港。为了提高运输效率,航运商在枢纽港之间发展钟摆航线,客观上减少了港口停靠的数量。新形势下,一方面,为了成为枢纽港,港口间争取获得大型货轮停靠的竞争加剧;另一方面,由于单一港口较难满足大型集装箱货轮高频率停靠的供货量,枢纽港的竞争力有赖于其与支线港以及内陆腹地的连接性,客观上促进了区域内枢纽港与支线港间的合作与协调。此外,枢纽港与内陆腹地间的物流组织是提升枢纽港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港口发展研究重点关注港口如何在航运业发展的新形势下以及航运商主导航线制定和港口停靠的背景下生存和发展。处于被动角色的港口逐渐淡化了港口竞争,取而代之的是港口区域化(port regionalization)和港口合作(port cooperation)。”文章分析了20世纪末以来香港港口的发展历程,指出“由于中国内地发展集装箱货运比较晚,到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垄断了进出中国内地的集装箱转口贸易,约95%进出我国的集装箱都经过香港地区。由于天津港、上海港集装箱码头的发展分流了来自中国中部、北部的集装箱货流,九十年代香港集装箱转运的腹地逐步缩小至华南地区。1994年深圳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开始投入使用,香港在珠三角区域内开始面临竞争”,进入21世纪,深圳港迅速兴起,“2001—2006年货柜运输量年均增长率高达29.6%,而同期香港仅为5.7%,巨大的增长速度差异使香港在处理华南地区进出口货物的比重急剧下降,从2001年的76%下降至2006年的45%。随后,广州市决定开发南沙港引发了香港业界的担忧”。文章进一步分析说,“从香港近十年进出口货柜数量结构变化可以看出,香港进出口货柜数量持续下降,而国际转运日趋重要。这主要得益于三个因素。一、全球贸易增长;二、以转运作为货柜运输行业的经营手法愈加普遍;三、有鉴于香港港口的竞争优势,香港港口码头营运商为吸引国际转运吞吐量所做出的努力”。文章指出,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内地沿海港口城市均积极探索如何抓住这次机遇,发展当地的港口。如,广州市政府公布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三年计划(2015—2017),希望2017年初步建成广州国际航运中心,争当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排头兵;深圳则部署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这客观上带来区域内港口竞争加剧”。在此背景下,作者认为:“对于香港港口而言,华南地区货物和国际转运是本地港口业的两个主要市场,由于香港面对区域内临近港口的竞争,客观上,经香港港口运输的华南地区货物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下降,香港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增长主要由国际转运所带动。因此,内地发展国际转运业务是香港港口未来发展的着力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有利于香港加强与东南亚国家港口的联系并开拓中东与非洲国家港口的往来。近期,香港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特区政府的第十二个经贸办)是加强与东南亚贸易往来的重要举措。新设的驻雅加达经贸办将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功能,联系中国内地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交流,并凸显香港在‘一带一路’所发挥的角色。此外,探讨香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横向合作,如缔结‘姐妹港’,可促进双边贸易运输,实现港口共赢。”

恒生银行经济研究部撰写的《香港如何利用“一带一路”走出去?》(《沪港经济》2016年第10期)一文,虽然不长,但分析得非常深刻。文章认为,在国家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香港主要可以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长久以来香港是外商进入内地市场的踏脚石,发挥为内地企业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作用,未来同样可以成为内地企业到‘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的跳板,提供金融、管理等专业服务。其二,香港本地企业亦可利用‘一带一路’的机遇走出去,在相关国家设厂、投资、培训人才及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有特色的是,文章提出了“邀请具伊斯兰教法合规认证资格学者驻港”的建议。文章这样写道:“考虑到‘一带一路’涵盖不少伊斯兰国家,香港作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具备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务的潜力,未来政府或可推动本地专业院校的学生认识伊斯兰金融市场,例如鼓励院校邀请伊斯兰学者到访并教授伊斯兰金融课程,以期学生于毕业后能发挥专长,协助金融业开拓伊斯兰金融业务。事实上,金融机构在推出伊斯兰金融产品之前,需要具备伊斯兰教法合规认证资格的学者(qualified Shariah scholars)宣告该金融产品已符合伊斯兰教义(Shariah compliant financial products),而现时具备专业资格、熟识并掌握伊斯兰教义的学者数目并不多,故此他们访港驻校甚至与香港金融机构合作交流,有利香港未来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务。”文章最后认为:“当下环球商品贸易增长放缓,‘一带一路’倡议或许是香港企业走出去、开拓服务出口市场的新契机。利用及发挥香港优势以迎合未来环球经贸环境的变化,可望为香港经济展开新的一页。”

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有些文章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问题,主要有:艾德洲的《服务“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粤港澳湾区联动发展研究》(《当代经济管理》2016年第11期),黄晓慧、邹开敏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商旅融合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杨英的《新时期粤港澳经济更紧密合作的基本趋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易露霞、邓志虹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珠三角地区国际物流人才培养探究》(《对外经贸》2016年第9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和2014年,几乎没有人研究过澳门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问题。2015年,陈思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澳门加快打造中葡平台的建议》(《特区经济》2015年第12期)一文中探讨了这个问题。2016年,相关研究进一步开展,主要文章有:关锋、谢汉光的《“一带一路”与澳门的发展机遇》(《港澳研究》2016年第2期),胡利琴的《澳门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与发展对策思考》(《社科纵横》2016年第4期),罗崇雯的《澳门:古代与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新闻前哨》2016年第10期),孙久文、潘鸿桂的《“一带一路”战略定位与澳门的机遇》(《现代管理科学》2016年第1期),谢四德的《澳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定位与思路》(《亚太经济》2016年第1期)。其中,关锋和谢汉光的《“一带一路”与澳门的发展机遇》一文,是非常难得的一篇力作。

在《“一带一路”与澳门的发展机遇》中,作者简要地回顾了澳门经济的发展历程,指出:“自百多年前以传统爆竹、火柴等低附加值产品为经济命脉到20世纪60年代规范博彩业为止,可以视为澳门进入现代经济的首个转折点。此后,纺织制造业的部分香港厂商于七八十年代转移生产线到澳门,开拓了银行、保险、房地产等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空间。80年代内地的改革开放也为澳门提供了上佳的发展机遇。20世纪末澳门回归,特区政府成立后锐意改革博彩业,世界顶级赌场在澳门大展拳脚,此举成功带动了澳门产业再次转型,是为澳门现代经济的第二个转折点。从此,博彩业规模越来越大,在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1年的23%上升至2013年的46%”,“然而,博彩业急速发展而经济多元化进展不大为大众所诟病和担忧。除却传统的博彩业务外,谈论多年的休闲、文化、会展等行业之发展仍未达到成熟阶段。博彩业引入更多竞争并没有如构思般为澳门旅游业开拓大量新客源。现阶段澳门的旅客来源仍以大中华地区为主,澳门对内地客源的依赖度日深,这似乎与当初构思发展澳门为‘亚洲拉斯维加斯’并面向世界各地客源的设想并不一致”。文章特别提出,“2014年以来,受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多年蓬勃发展的澳门博彩业出现调整,博彩业收入大跌,拖累澳门经济连续多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产业结构单一对澳门经济繁荣与稳定造成的风险再次凸显出来”。在此背景下,作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博彩业一业独大的澳门经济来说,这可能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和转型机遇”。在文章作者看来,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有优势,也有劣势:“整体而言,澳门的优势在于具有独立的法律和货币金融制度,得到国际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认同;资金和货物可自由进出并且实行低税率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受历史发展影响,澳门更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这肯定是它参与‘一带一路’非常有利的因素;独有的葡语文化将使澳门和葡语国家在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营商和文化交往更加顺畅。此外,博彩业这些年的蓬勃发展为澳门积累的大量财富,也增强了其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经济实力”,“澳门的弱势主要表现为外向型经济所受到的外部环境因素约束。此外,人力资本水平一向是澳门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障碍,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情况已有改善,然而仍需从其他地方引入高层次具经验之管理人才。澳门的产业严重倾向于博彩业和相关旅游业,结构失衡也增加了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此外,澳门的法律制度滞后,未能与时俱进。行业中占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因为种种因素发展缺乏方向,未能在经济发展中担当领头军的角色”。作者认为,“澳门在整个倡议中并不具备非常大的重要性,这是其自身经济实力和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然而澳门的历史文化因素和地理条件却有可能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澳门最有作为的角色可能是通过参与投资其他国家和地区壮大自身经济,保持经济增长活力。在这个过程中,澳门也可以协助内地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海外”。为此,文章作者提出了如下建议:(1)“建立沿线国家和省份的数据库和官产学联动的委员会”;(2)“建立葡语国家‘一站式’商贸金融服务平台”;(3)“加强旅游国际合作与开拓旅游资源”;(4)“利用划定的习惯性水域扩阔澳门发展空间”;(5)“积极参与国际组织”;(6)“强化东南亚国家归侨网络和教育文化交流”。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于台湾是这样表述的:“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出妥善安排。”2016年,有些学者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主要文章有:陈之林的《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两岸对外经贸合作》(《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9期),林惠玲、黄茂兴的《“海丝”战略背景下闽台海洋经济融合发展研究》(《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王勇的《自贸区建设背景下两岸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探讨》(《台湾研究》2016年第3期),王媛媛的《闽台经贸关系发展现状与推进路径》(《现代台湾研究》2016年第5期),武毅英、谢玲的《“新海丝”倡议下两岸文教合作新构想》(《重庆高教研究》2016年第5期),杨芳、邵诚道、孙传旺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两岸能源合作的政策选择》(《台湾研究》2016年第4期),尤小波的《“一带一路”对台湾发展的机遇及两岸前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9期)。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海外华侨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样写道:“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刘宏、张慧梅、范昕在《东南亚跨界华商组织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建构和实施》(《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长期以来,作为东南亚华社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东南亚华商组织有深厚的历史根基,辅助华商构建和维持了跨界商业网络。在‘一带一路’的推行中,东南亚华商组织的作用不可忽视。”文章对新加坡的华商组织,重点指出:“华商组织所具有的历史资源和自身优势,使它们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在东南亚各国实际推行过程中较合适的对接组织之一。这些华商组织能够借助原有的影响力和资源,让华社和民众更加了解‘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效,并将他们的诉求反馈给政府部门,协助政府调整政策和策略。它们所具备的跨界特性、跨国机制和商业网络,有助于消除国与国之间的壁垒,借用网络的跨国性打破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界限,推动合作的顺利推行。”

此外,关于海外华侨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文章还有:陈琮渊的《海外福州人的社会资本与创业发展》(《闽江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陈肖英的《青田籍华侨华人与“海上丝绸之路”》(《八桂侨刊》2016年第1期),黄兴华、石弢的《闽籍华侨华人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路径研究》(《福建理论学习》2016年第4期),李慧芬的《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信仰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评论》2016年第2期),李慧芬的《发挥泰国闽籍华侨华人优势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理论学习》2016年第12期),林仪、丁毓玲的《发挥华侨华人优势,进一步加强福建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软实力建设》(《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庄国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外移民》(《人民论坛》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