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视角与中外经贸合作

2023-08-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是中外经贸合作之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先是中外经贸合作之路。因此,2016年,有一些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文章,主要有:陈明宝、韩立民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色经济国际合作:驱动因素、领域识别与机制构建》(《中国工程科学》2016年第2期),符淼、马锐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风电发展潜能分析》(《经贸实践》2016年第13期),符淼、余朕的《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时代金融》2016年第12期中旬刊),葛春凤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海运业发展支持政策研究》(《港口经济》2016年第10期),耿仲钟、肖海峰的《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特征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6期),黄玮晛、郑奕的《国内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地区的环境效率分析》(《海洋开发与管理》2016年第6期),李文涛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建设的税收政策协同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6年第23期),梁宇航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分析》(《企业科技与发展》2016年第7期),刘丹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机场公司运营效率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刘佳骏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产能合作路径探析》(《国际经济合作》2016年第8期),罗梦寒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海上人民币贸易圈的构建分析》(《时代金融》2016年第11期下旬刊),马莉莉、协天紫光、张亚斌的《新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便利化测度及对中国贸易潜力影响研究》(《人文杂志》2016年第9期),祁祺的《沿海欠发达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科技资源整合与产业发展路径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16年第3期),秦雯的《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物流业效率评价》(《商业经济研究》2016年第9期),邵桂兰、王雪梅、李晨的《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出口结构分析》(《现代商业》2016年第25期),沈伟腾、胡求光的《“海上丝绸之路”农产品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科技与经济》2016年第6期),史巧玲、周升起的《中国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业绩及潜力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16年第4期),王绍媛、李国鹏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兴经济体集团化的共同发展》(《国际贸易》2016年第11期),吴迎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夏维华的《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口需求变化与中国的战略优势》(《对外经贸实务》2016年第6期),向丽君的《中国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税收协调问题》(《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16年第3期),徐振伟、文佳筠的《“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的粮食合作建议》(《新产经》2016年第10期),叶刘刚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演变:1992—2014》(《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4期),殷瑞瑞、赵炳新等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亚国家间产业网络及其关联效应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6年第6期),尤思德的《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为重点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中国经贸导刊》2016年第3期),张星强、苏畅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税收协调研究——以东南亚地区为例》(《经济研究参考》2016年第53期),张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会展物流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理论月刊》2016年第7期),赵阳、孙漩、杨鹏辉的《新海上丝绸之路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定量评估》(《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郑丽娟的《我国“一带一路”沿途港口城市区域物流竞争力聚类分析》(《商业经济研究》2016年第24期),周爱民、宋暄的《海上丝绸之路支点港口城市金融创新路径探索》(《中国流通经济》2016年第10期),周建标的《发展文化旅游助推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东方论坛》2016年第5期),周梦姣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进出口的影响和贸易潜力预测》(《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周岩、陈淑梅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经济效应分析》(《亚太经济》2016年第1期)。

还有一些文章,从旅游经济的角度专题探讨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主要有:陈邦瑜的《浅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北海文化旅游的开发策略》(《经济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韩志勇的《“一带一路”战略对东盟旅游业的影响》(《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年第6期),李群群、方旭红的《文化遗产类旅游产品品牌建设——以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为例》(《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李小峰的《“海上丝绸之路”视阈下邮轮文化与邮轮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海商法研究》2016年第1期),李小年的《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浅谈设立中日韩邮轮自贸区的构想》(《经济》2016年第10期),柳礼奎、孙东亮、焦慧元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探析》(《港口经济》2016年第8期),柳礼奎、孙东亮、焦慧元的《海洋之旅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信息》2016年第2期),宋迪涛、龙佩林、张磊的《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龙舟赛事与休闲旅游发展研究》(《四川体育科学》2016年第1期),宋一兵、温志洪的《旅游视域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评述》(《南海学刊》2016年第4期),王新越、司武兴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旅游合作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谢宏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阳江旅游经济发展路径研究》(《价值工程》2016年第17期),杨小杰、蒋丽玲的《海上丝绸之路与旅游研究综述》(《商》2016年第26期),杨小杰、肖艳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广西旅游产业对地区经济拉动效应的实证分析》(《旅游纵览》2016年第7期),姚丹丽的《“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可雇佣性视角的邮轮旅游人才技能探析》(《中国市场》2016年第21期),周建标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助推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周建标的《发展海丝文化旅游助推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泰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周建标的《泉州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的形式和途经》(《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上面这些文章,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研究的深度各不相同,学术质量也高低不一。其中,叶刘刚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演变:1992—2014》,选取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23个代表性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1992—2014年的贸易数据,得出了如下结论:“自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中国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生了很多变化。一是双边贸易发展很快,中国和沿线国家在对方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互为对方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的地。二是贸易构成发生了明显改变,出口产品结构得到改善。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中,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明显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大幅增加。三是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贸易紧密程度不断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双方的经贸联系水平低于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强度虽有反复但总体上不断加强,对方市场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强度则经历了一个逐渐上升,2006年后又逐渐下降的过程。此外,沿线国家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性长期高于中国市场对于对方的重要性。四是中国和沿线国家总的行业内贸易比重经历了一个20世纪90年代不断上升,2002年后逐渐下降的过程,并且各时期都显著低于中国和世界的平均水平。两地的贸易以行业间贸易为主,行业内贸易较少。分行业看,行业内贸易比重较大的主要是一些相对复杂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较小的主要是一些产品同质性强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最后,中国和沿线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相互竞争性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增强,2001年后有所减弱,但从2013年开始又逐渐增强。分行业看,在根据SITC二位数分类的66个行业中,有为数不多的7个行业存在持续的出口竞争性,而其他行业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

殷瑞瑞、赵炳新等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亚国家间产业网络及其关联效应研究》一文中指出:“中、美、日是与东盟关系最为密切的3个国家,中、美、日与东盟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利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建立中国—东盟、美国—东盟和日本—东盟区域间产业网络模型,计算其区域间基础关联效应和产业波及效应,分析国家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地位”。文章的主要结论是:“1)从区域间产业网络的产业出(入)度序列分布及推动网络层级看,中国—东盟地区间的产业关联最为紧密,并且中国对东盟地区的发展推动作用最大;2)从区域间产业基础关联树看,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区域产业链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和日本是保证东盟产业链连通性的关键,美国对东盟地区产业链的连通性影响较小;3)从区域间产业基础关联效应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从主干基础关联效应看,日本对东盟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最大,美国次之,中国最小;5)从区域间产业网络影响力系数看,中国、美国和日本均有超过28%的产业对东盟地区产业的拉动作用较大,而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的15号产业(其他食品,如油脂和糖类等)、28号产业(印刷和出版)、59号产业(精密机械)和74号产业(其他服务业,如旅游业和广告业等)对东盟地区产业具有拉动作用。”

史巧玲和周升起的《中国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业绩及潜力研究》一文,“借鉴联合国贸发会议‘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通过构建中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直接投资业绩与潜力指数,定量分析了中国对其中15个国家的投资业绩与潜力,结果显示:对比2003—2006年,2009—2012年中国对‘海上丝路’国家的投资业绩呈上升趋势且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投资潜力虽有上升但总体幅度不大,存在个别国家的综合潜力排名与构成要素排名不一致的情况;交叉比较来看,除对个别领先和落后国家,中国对大部分国家的投资业绩与潜力不相匹配”。有鉴于此,文章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个建议是,“中国企业应全面、客观认识中国对‘海上丝路’国家的投资业绩与潜力。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差别化的投资策略,对‘领先国家’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要继续利用其良好软硬吸引外资的环境及政策优势,保持其领先地位;对‘超潜力发挥’的国家,应通过寻找发现制约其潜力的要素,进行定向性的投资,助其提高投资潜力水平,为进一步扩大投资奠定基础;对于‘未发挥潜力’的各国,要找到影响潜力发挥的因素,以提高投资业绩水平,提高对其的投资效率;对于‘落后国家’孟加拉国、叙利亚,可以针对其潜力要素弱项加大投资,扩大其投资潜力水平的同时不断提高业绩”。第二个建议是,“准确识别‘海上丝路’国家吸引中国直接投资的优势与劣势,在明确投资动机和目的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资源、产业及技术特点,充分利用其优势,规避其劣势,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如对于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本水平高、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的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等国,除能源、矿产资源领域外,农业种植加工业、机械制造业、物流运输、信息通讯以及金融、商贸服务业等,应成为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投资的选择重点;而对人口多、工业化水平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劳动密集型的轻工、纺织服装产业,家电制造装配业,以及基础设施领域,应作为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直接投资的首选;与此同时,对‘海上丝路’沿线部分政局不稳、民族歧视、高失业率等的国家如肯尼亚、埃及等国,为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投资风险和损失,建议中国企业暂缓对其投资,如果决定开展投资,也要在做好全面投资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运用多种形式的海外投资风险保险与保障手段,规避和降低投资风险”。

今天,经济学无疑是个强势学科。经济学的研究机构数量、研究人员数量、学术刊物数量,在中国学术界都是位列前茅的。与这样的总体态势相比,2016年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理论文章,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经济学视角与中外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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