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探讨21世纪的发展成果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由于当时学术界内外对于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都比较模糊,所以,2014年,大约有20篇文章讨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提出的背景、意义、空间范围等基本问题。2015年,这种从宏观上探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增加到60多篇。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新华社北京,2015年3月28日电)。这份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件清楚地阐述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等基本问题,这样,到了2016年,宏观上讨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减少到约20篇,主要有:陈支平的《关于“海丝”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史哲》2016年第6期),储昭根的《理解中国外交“3.0版本”:从经营南海到布局“海丝”》(《世界海运》2016年第4期),杜旸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决策探索》2016年第8期),李洁宇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第7期),林勇新的《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前景与可行路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刘昌明、姚仕帆的《“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欧亚一体化战略与大西洋主义》(《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1期),马晓菲、孙远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人文天下》2016年第9期),戚文闯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综述》(《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谭瑶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综述》(《东南亚纵横》2016年第3期),王志远的《“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及其当代价值》(《欧亚经济》2016年第3期),吴春霞的《从“一带一路”的视角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变迁与发展》(《交通与港航》2016年第4期),谢婷婷的《超越地缘的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4期),许尔君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泰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薛韬的《“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内涵、由来及意义初探》(《科技经济导刊》2016年第31期),袁媛、宋成轮、谢树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背景分析——基于MATLAB多项式拟合》(《中国商论》2016年第16期),詹小光的《“一带一路”远古猜想及未来设计》(《大陆桥视野》2016年第10期),郑国姣、杨来科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战略》(《中国流通经济》2016年第1期),朱翠萍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能力与战略思考》(《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等。

另一些文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进行了宏观探讨,主要文章有:郭振雪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解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刘涛的《沿线主要多边合作机制与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12期),毛艳、甘钧先的《中国应对外部海洋制衡的对策分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1期),孙嘉敏的《“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金融经济》2016年第24期),杨理智、张韧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地缘环境分析与风险区划》(《军事运筹与系统工程》2016年第1期),张大勇的《加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建设研究》(《中国工程科学》2016年第2期)等。

最后一类是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探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问题。这类文章中,既有比较宏观的,也有比较具体的。视野比较宏观的文章主要有:陈之林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长征精神的再运用》(《科技经济导刊》2016年第10期),段光鹏的《文化自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考量》(《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6期),黎远波、李国荣的《“海丝精神”下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策略探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彭明旭、杨晓菁的《基于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刺桐”文化精神的分析》(《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张开城的《中华海商精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特区经济》2016年第9期),张磊的《“和”文化软实力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作用》(《文化软实力》2016年第1期),朱陆民、阳海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民意构建》(《学理论》2016年第9期)等。

对文化问题讨论得比较具体的文章涉及了非常广泛的内容,包括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传播问题,如黄洁琼的《“一带一路”背景下客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金秋的《海上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16年第5期),李亮的《以粤语文化为载体共建粤桂文化传播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6期),李晓芳的《“一带一路”背景下越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李晓平、苏德苹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客家民俗体育文化交流》(《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苏勇军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与广播影视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6年第8期),王成良的《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现实作用》(《莆田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吴春浩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建设现状分析与发展策略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年第6期),徐贝勒的《网络媒体环境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外传播策略分析》(《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7期),张建民、张斓的《以徐福文化为创意元素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产业化》(《大陆桥视野》2016年第11期),张镒、柯彬彬的《空间视角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廊道构建研究》(《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6年第3期),赵亚娟的《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保护古沉船》(《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9期)等。有些文章还专门探讨了中国的茶文化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的问题,如雷郑延、高水练的《以茶文化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人际传播》(《茶叶》2016年第1期),吴浩宏、白碧珍的《“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岭南茶艺推广的几点思考》(《广东茶业》2016年第2期),徐亮的《“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构想》(《福建茶叶》2016年第12期)。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如罗婧、陈奕桦的《“新海丝”背景下桂林高校旅游泰语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教育教学论坛》2016年第35期),杨励轩、伍景茵的《试论高校海洋教育传播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性及建议》(《传播与版权》2016年第6期),赵启君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高校东南亚小语种专业课程开设的独特优势研究》(《现代交际》2016年第13期)。甚至有文章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党政干部培训联系起来,如农克忠的《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党政干部培训提升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与2015年相比,2016年从宏观上探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的文章不仅数量较少,而且有质量的文章也很少见到。陈支平在《关于“海丝”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写道:“各级政府大力提倡‘海丝文化’,这对于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协作关系,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时代意义。但是对于深入开展‘海丝文化’的学术研究来说,这种提倡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海丝文化’学术研究的繁荣进步,但是也容易使‘海丝文化’学术研究走向功利化和庸俗化。如何坚持‘海丝文化’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创新性,避免‘海丝文化’学术研究流向功利化和庸俗化,不能不是我们学界所应警觉思考的一个迫切问题。”在2016年发表的一些理论文章中,就有一些“功利化和庸俗化”,甚至完全错误的文章。这类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及内涵缺乏足够的认识。例如,王琦、石春雷在《中国—东盟共建新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下南海问题新思考》(《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中写道:“近年来,南海风波不断,部分沿岸国频频制造事端,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超额问题日益严重,亟须开拓新的资本市场。在这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提出与东盟共建新海上丝绸之路,希望通过加强海上合作推动建设新的海洋秩序,缓和南海紧张局势,化解国内宏观经济面临的困难。”按照文章作者的意思,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国内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超额”,因此“亟须”向国外“开拓新的资本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纲领性文章《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阐述“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时清楚地写道:“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因此,把“一带一路”倡议推出的原因理解成是由于“中国国内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超额”,这是非常片面、狭窄的。再如,陈之林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长征精神的再运用》中写道,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重大国家战略,必须采取多边协调、稳步推进的发展战略,以长征精神为依托,逐步建立起持续、稳定、高效的海上交流贸易平台,形成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东南亚国际秩序,努力开创对外交流新局面,展现‘长征精神’所散发的恒久魅力”。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长征精神联系起来,看似十分有时代感,实际上却是荒唐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鲜血铸就的精神财富。2016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2016年10月21日电)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是要靠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建设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长征精神的再运用》的话来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建设一个“海上交流贸易平台”。因此,怎么可能让相关国家也去发扬“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呢?更加重要的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长征精神的再运用》却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理解成“形成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东南亚国际秩序”。这完全是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理解成古代中国“万邦来朝”的朝贡体制,彻底违背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本意。要是外国人看到这两篇文章中中国是由于“国内产能过剩和外汇储备超额问题日益严重”而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国提出这一倡议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东南亚国际秩序”,那么,一定会被吓得远离“一带一路”了。

第二,缺乏相关的历史常识。这方面的文章,可列举王志远的《“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及其当代价值》(《欧亚经济》2016年第3期)。这篇被该刊物列为“要文特约”的文章开头第一句写道:“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今天的西安,‘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则在今天的泉州。”文章还写道,“中国古代‘丝绸之路’最早起源于西汉年间”,“‘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于唐代,阿拉伯人通过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经印度洋挺进太平洋”,“到了元代,海洋贸易基本聚集在泉州”,“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是多港口模式,而到元代则只保留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中国封建王朝屡次遭遇阿拉伯人的海上侵略,又手足无措、无力反击时,自然会想到‘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理解‘原因’之后的办法就是尽量将‘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元朝将港口限制在泉州,明清则直接选择了‘海禁’,其实就是‘闭关自守’”。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古代丝绸之路作为陆上交通线,不仅是由许多支线组成的,而且还可以分为许多段。2014年6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成功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其名称就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其中既有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等,也有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等。因此,“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今天的西安”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至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于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则在今天的泉州”的说法就更加错误了。无论历史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表明海上丝路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主要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等。泉州则是在唐代开始兴起的。宋元时代虽然是泉州港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中国还存在着广州、宁波等其他港口。《“一带一路”的历史地理及其当代价值》一文说,“到了元代,海洋贸易基本聚集在泉州”,“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是多港口模式,而到元代则只保留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这是对历史事实的完全无知。文章认为,中国实行海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屡次遭遇阿拉伯人的海上侵略”,这点很值得商榷,因为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过“中国封建王朝屡次遭遇阿拉伯人的海上侵略”的事情,元朝也没有“将港口限制在泉州”,明清两朝的海禁与阿拉伯人更没有关系。这篇文章声称要讨论古代海、陆丝绸之路的“当代价值和启示”。可实际上,这种充满史实错误的文章,只能得出荒谬的“当代价值和启示”。

还有的文章,既不了解“一带一路”的内涵,又缺乏历史常识。比较典型的,当推詹小光的《“一带一路”远古猜想及未来设计》(《大陆桥视野》2016年第10期)。文章这样写道,“人类起源于非洲,作为‘西方中心论’的佐证,也只能算作是一种科学的猜想;而笔者从古神话线索和古籍中提炼出的人类起源于塔里木盆地,作为对‘一带一路’远古的猜想,也算是人类起源地的一种人文猜想;人文猜想,可能并没有像科学的猜想那样有说服力,但它对融合东、西方文明和扶正人类精神文化根脉,可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以为,人类就是起源于塔里木”,“从塔里木盆地走出的人类,向东,自不必说,中国、日本、东南亚到澳大利亚;向西,则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至非洲;往北,走进欧亚大草原,至印欧人发源地;向南,出青藏高原到印度”;“东、西方两大文明主干对称分布于塔里木盆地两侧或周边”,“这便是‘一带一路’形成的自然的、历史的根源”。更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写道:“本文试图从‘一带一路’的构成对远古人类起源地作一些猜想,并从历史的经验及学者和领袖的阐述中归纳人类共同价值观,提炼新的发展理念,以期指导‘一带一路’未来的设计,从而为人类塔、人类驿站描绘蓝图,为达到形成地球共识和重塑人类精神的目标提供中国方案。”值得庆幸的是,可能很少有人会关注这篇文章,更不可能有人会根据这篇文章来设计“一带一路”建设方案,否则,问题就大了。

第三,对国际局势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准确的预见,最典型的就是关于美国TPP的研究。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并推行的自由贸易协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后,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这项倡议是为了应对和破解美国的TPP。更多的人则认为,美国的TPP将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障碍。2016年,还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论证。例如,王勇辉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的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3期)中认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所面临的“国际体系层次”的困境就是“TPP导致的‘锁链’问题”。顾泽平、吕志杰等人在《“一带一路”下的海上安全合作的法律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2016年第4期)中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贯穿了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北非这些世界能源、军事战略要地,沟通了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战略通道,面对各方的利益冲突以及威胁,一些大国可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牵制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其中,我们应该注意美国及紧随美国其后的日本等国对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措施。自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在安全上积极推动建立与地区盟友及伙伴的军事联盟,在政治上靠近和拉拢中国周边国家,在经济上打造具排他性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毛艳、甘钧先在《中国应对外部海洋制衡的对策分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1期)中则写道:“笔者认为中国更应该跳出TPP设计的贸易圈,以‘新丝绸之路’贸易来抗衡TPP。”几乎没有学者预计到,美国的TPP会很快发生变化。美国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一上任后,就于2017年1月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因为他一直认为TPP是美国的“灾难”(《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TPP》,中国新闻网,2017年1月24日)。这样,中国学者关于“一带一路”与TPP之间关系的研究就都失去了意义。这一事例表明,中国学界对“一带一路”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冷静、理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