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工人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沙皇俄国便开始实施取代日本占领大连的计划。同一天,在大连湾登岸的沙俄海军陆战队的200多名官兵也举行“占领式”。大连人民对沙皇俄国强租旅大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辽东一样深为仇恨,同他们展开英勇斗争。1899年下半年,山东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得到各地义和团的响应,促进了大连工人阶级反抗沙俄侵略者斗争的发展。大连工人和当地居民同侵略者展开了反征地斗争。......
2023-11-28
“7.15”反革命政变后,武汉街头一片白色恐怖,每天都有不少的工农群众、共产党员被杀害。一天,在武汉的一条街上,毛泽东被两个特务拦住……
1926年底,北伐军出师仅半年时间,就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将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福州、南昌、武汉等重镇已被北伐军占领。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相继迁往武昌,继续着前景并不乐观的合作。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一直在寻找机会清除共产党。在一些地区已出现了屠杀共产党员,镇压工农运动的事件。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以大局为重,仍全力从各方面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2月,作为中共农民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结束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风尘仆仆来到武昌。在湖南为期几个月的考察中,他看到农民兄弟所迸发出来的战斗力,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将一事无成。为此,他写下了著名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农民运动大唱赞歌。然而在党内,他的意见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否决了他的建议。陈独秀甚至要求毛泽东从湖南撤出来,并对农民的“过火”行为负责。这一切并未使毛泽东的信念动摇,他仍然埋头于工作之中。
毛泽东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这里的房子原属于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上喧器的吵闹。离住处不远就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当时任副所长。每天毛泽东来往于住所和讲习所之间。周围的居民渐渐熟悉了这位总是穿着蓝布长衫的瘦高个子的湖南人,人们亲热地称他“毛先生”。
不久,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来到武昌,当时开慧已有快九个月的身孕,走起路来已不那么方便。家人的到来为毛泽东稍稍缓解了紧张的工作,增添了几分乐趣。
武汉的政治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同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对抗。武汉政府内的右派活动逐渐频繁起来,驱逐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的罪恶阴谋已在策划之中。
1927年4月12日,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国民党新军阀和上海的地痞、流氓相勾结向共产党和工人群众挥兵团起屠刀。每天都传来带有血腥味的消息:罢工者被就地处决,头颅被地悬挂起来;女共产党员被士兵割掉乳房,子弹射穿阴部。面对惨状,毛泽东潜然泪下。
一天,阴云密布,毛泽东和杨开慧散步来到长江边,望着汹涌奔腾的江水和包裹在云雾中的龟山、蛇山,低声吟道: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醉滔滔,
心潮逐浪高!”
吟完这首词,毛泽东对身边的杨开慧说:“不知湖南的同志们怎么样,我真想回去看一看啊。”
“现在回去太危险,湖南的局势很不稳定,许克祥已准备对工农群众动手。”开慧十分担心地说。
毛泽东握住妻子的后,轻声说:
“越是这样的情形,我就更应该去看看,他们一定在盼望着我们。”
长沙的局势已变得混乱起来。街上布满反动士兵。他们开进工会和学校,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枪射击,逼迫他们高喊反共口号。
在农村,去发动农民的学生被用煤油活活烧死。农会干部被土豪劣绅绑在树上一边用刀子割,一边撒上盐和辣椒。
毛泽东几次在街上与敌人相遇,几经周旋,才得以脱身。回乡的经历使毛泽东坚定了这样一点:再不起来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
毛泽东秘密回到武汉。当开慧望见疲惫的丈夫回到家中,悬着的心象一块石头落了地。丈夫出去这些天,好没有一个晚上安稳入睡,总被恶梦惊醒。
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拿起桌上刚刚发下的中央文件看了起来。当他看到文件上写着:“……湖南农运是幼稚行为……要消除这些不幸的幼稚行为……。”他气愤地放下文件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着。
“真是岂有此理!敌人已把刀子架到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讲自己不是,简直是奴颜婢膝!”
随着上海“4.12”事件和长沙“马日事变”的发生,武汉的局势变变得更加紧张。武汉国民党政府公开发布了禁止集会、游行、罢工的通告。驻宜昌的夏斗寅部公开叛乱,向武汉发动进攻。
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紧急指示:要求中共坚决领导土地革命,组织革命军队,惩办反动军官。然而陈独秀不但不向学内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反而将文件交给汪精卫看,使汪精卫找到了公开反共的借口中。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秘密会议,策划“分共”,制定了取消共产党的方案。第二天,汪精卫正式宣布“反共清党”,恶狠狠地叫嚣:“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乱来,莫怪我翻脸不认人!”他还说:“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共产党,捉一个杀一个……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
“7.15”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下多方奔走,尽量减少损失。一天,他送几个农讲所的学员回乡组织革命,一直送到江边,见他们船离开码头。当他走到六渡桥时,遇上了两个便衣警察。对方打量着一身工人装扮的毛泽东,迟疑了一会儿说:“你,你看见毛润之他们没有?”面对敌人的盘问,毛泽东镇定地回答:“毛润之?我不认识。”“你刚才看见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吗?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
“哦!看见了,他们到码头上去了。”毛泽东坦然地用手往武汉方向一指。
敌人信以为真,顺着毛泽东指的方向追去。
毛泽东快步闪进一条巷子,抄近路回到家中,一进门便对开慧说:“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敌人已注意我了。”当晚,毛泽东一家便转移到一位同志家中。在这一段时间中,毛泽东一直不能公开露面。不久,中央派毛泽东回湘组织秋收起义,毛泽东准备和开慧一起带着孩子回湖南。
这天深夜,他们来到火车站,只见到处是军警,不时还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四处张望。毛泽东对开慧说:“你们先走,一起走目标太大,我另想办法进站。”
开慧带着孩子登上了南行的火车,直到汽笛长鸣,也没见丈夫的身影。她坐不下来,紧张的心情直到她在长沙车站的站台上看见毛泽东以后才平静下来。原来毛泽东在工人群众的帮助下,乘另一列货车先到了长沙。
离开了武汉,但白色恐怖的阴影仍笼罩在毛泽东的心头,多少同志在敌人枪口前倒下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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