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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武汉政变:艰难斗争与反抗

【摘要】:“7.15”反革命政变后,武汉街头一片白色恐怖,每天都有不少的工农群众、共产党员被杀害。武汉的政治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同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对抗。武汉政府内的右派活动逐渐频繁起来,驱逐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的罪恶阴谋已在策划之中。武汉国民党政府公开发布了禁止集会、游行、罢工的通告。“7.15”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下多方奔走,尽量减少损失。

“7.15”反革命政变后,武汉街头一片白色恐怖,每天都有不少的工农群众、共产党员被杀害。一天,在武汉的一条街上,毛泽东被两个特务拦住……

1926年底,北伐军出师仅半年时间,就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将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福州、南昌、武汉等重镇已被北伐军占领。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相继迁往武昌,继续着前景并不乐观的合作。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一直在寻找机会清除共产党。在一些地区已出现了屠杀共产党员,镇压工农运动的事件。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以大局为重,仍全力从各方面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2月,作为中共农民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结束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风尘仆仆来到武昌。在湖南为期几个月的考察中,他看到农民兄弟所迸发出来的战斗力,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将一事无成。为此,他写下了著名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农民运动大唱赞歌。然而在党内,他的意见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否决了他的建议。陈独秀甚至要求毛泽东从湖南撤出来,并对农民的“过火”行为负责。这一切并未使毛泽东的信念动摇,他仍然埋头于工作之中。

毛泽东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这里的房子原属于一位商人,灰色的砖墙隔开了大街上喧器的吵闹。离住处不远就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当时任副所长。每天毛泽东来往于住所和讲习所之间。周围的居民渐渐熟悉了这位总是穿着蓝布长衫的瘦高个子的湖南人,人们亲热地称他“毛先生”。

不久,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来到武昌,当时开慧已有快九个月的身孕,走起路来已不那么方便。家人的到来为毛泽东稍稍缓解了紧张的工作,增添了几分乐趣。

武汉的政治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同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对抗。武汉政府内的右派活动逐渐频繁起来,驱逐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的罪恶阴谋已在策划之中。

1927年4月12日,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国民党新军阀和上海的地痞、流氓相勾结向共产党和工人群众挥兵团起屠刀。每天都传来带有血腥味的消息:罢工者被就地处决,头颅被地悬挂起来;女共产党员被士兵割掉乳房,子弹射穿阴部。面对惨状,毛泽东潜然泪下。

一天,阴云密布,毛泽东和杨开慧散步来到长江边,望着汹涌奔腾的江水和包裹在云雾中的龟山、蛇山,低声吟道: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醉滔滔,

心潮逐浪高!”

吟完这首词,毛泽东对身边的杨开慧说:“不知湖南的同志们怎么样,我真想回去看一看啊。”

“现在回去太危险,湖南的局势很不稳定,许克祥已准备对工农群众动手。”开慧十分担心地说。

毛泽东握住妻子的后,轻声说:

“越是这样的情形,我就更应该去看看,他们一定在盼望着我们。”

这天深夜,毛泽东乔装成一个商人乘火车回到长沙

长沙的局势已变得混乱起来。街上布满反动士兵。他们开进工会和学校,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枪射击,逼迫他们高喊反共口号。

农村,去发动农民的学生被用煤油活活烧死。农会干部被土豪劣绅绑在树上一边用刀子割,一边撒上盐和辣椒

毛泽东几次在街上与敌人相遇,几经周旋,才得以脱身。回乡的经历使毛泽东坚定了这样一点:再不起来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

毛泽东秘密回到武汉。当开慧望见疲惫的丈夫回到家中,悬着的心象一块石头落了地。丈夫出去这些天,好没有一个晚上安稳入睡,总被恶梦惊醒。

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拿起桌上刚刚发下的中央文件看了起来。当他看到文件上写着:“……湖南农运是幼稚行为……要消除这些不幸的幼稚行为……。”他气愤地放下文件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着。

“真是岂有此理!敌人已把刀子架到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讲自己不是,简直是奴颜婢膝!”

随着上海“4.12”事件和长沙“马日事变”的发生,武汉的局势变变得更加紧张。武汉国民党政府公开发布了禁止集会、游行、罢工的通告。驻宜昌的夏斗寅部公开叛乱,向武汉发动进攻。

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紧急指示:要求中共坚决领导土地革命,组织革命军队,惩办反动军官。然而陈独秀不但不向学内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反而将文件交给汪精卫看,使汪精卫找到了公开反共的借口中。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秘密会议,策划“分共”,制定了取消共产党的方案。第二天,汪精卫正式宣布“反共清党”,恶狠狠地叫嚣:“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乱来,莫怪我翻脸不认人!”他还说:“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对付共产党,捉一个杀一个……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

“7.15”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白色恐怖下多方奔走,尽量减少损失。一天,他送几个农讲所的学员回乡组织革命,一直送到江边,见他们船离开码头。当他走到六渡桥时,遇上了两个便衣警察。对方打量着一身工人装扮的毛泽东,迟疑了一会儿说:“你,你看见毛润之他们没有?”面对敌人的盘问,毛泽东镇定地回答:“毛润之?我不认识。”“你刚才看见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吗?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

“哦!看见了,他们到码头上去了。”毛泽东坦然地用手往武汉方向一指。

敌人信以为真,顺着毛泽东指的方向追去。

毛泽东快步闪进一条巷子,抄近路回到家中,一进门便对开慧说:“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敌人已注意我了。”当晚,毛泽东一家便转移到一位同志家中。在这一段时间中,毛泽东一直不能公开露面。不久,中央派毛泽东回湘组织秋收起义,毛泽东准备和开慧一起带着孩子回湖南。

这天深夜,他们来到火车站,只见到处是军警,不时还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四处张望。毛泽东对开慧说:“你们先走,一起走目标太大,我另想办法进站。”

开慧带着孩子登上了南行的火车,直到汽笛长鸣,也没见丈夫的身影。她坐不下来,紧张的心情直到她在长沙车站的站台上看见毛泽东以后才平静下来。原来毛泽东在工人群众的帮助下,乘另一列货车先到了长沙。

离开了武汉,但白色恐怖的阴影仍笼罩在毛泽东的心头,多少同志在敌人枪口前倒下的情景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