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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7
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电影的工业和艺术属性是各自独立的:工业体系生产出来的电影是同质化的,是对一类最通俗、最浅薄、最杂乱、最没有鉴赏力的趣味的迎合。而在工业体系之外,能够进行自由创作的只有少数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先锋性的、艺术性的,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法兰克福学派还指出,后者只有一小部分高层次人群能够理解和欣赏,他们根据电影的导演/作者(Directors/Auteur)来选择电影。与此相反,普罗大众的选择依据是明星—— 一种被人工制造出来的、标准化的人物,其主要功能是为大众提供虚幻的认同感。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似乎一切商业电影都是雷同的、缺乏个性的,然而电影的工业化生产就一定意味着创造力的缺失吗?对于这个问题,“作者论”(Auterism)的研究者们恐怕会第一个提出反对。
1954年,特吕弗在《电影手册》上发表了著名的宣战式论文《法国电影的一种倾向》,呼吁一种原创性导演的创造性控制,标志着影坛“作者论”的正式提出。在该理论的形成初期,特吕弗等人的研究对象尚以让·雷诺阿、布莱松、安东尼奥尼等拥有鲜明特质和清晰视野的欧洲导演为主。但是很快,他们的研究方向就转向了那些身处工业体制内部却个性依旧的导演,如希区柯克、朗格、福特等人,因为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独特的视听风格与主题倾向灌注到大众化的商业产品之中,在工业系统下保持个性视界。正如安德烈·巴赞指出的:“令人倍感荒谬的是,‘作者论’的支持者崇尚的却是创作上自由度最小的美国电影,而美国同时又是为导演提供最大限度技术可能性的国家……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人如果懂得如何去发现电影的表现形式的话,好莱坞的自由度要比一般人认为的要大。”[53]
如巴赞所言,电影工业并非对作者一味排斥,相反,他们很快意识到了作者能动性的重要价值。如某些学者指出的,“现在的导演更像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从技术上讲意味着‘凭借生产产品的公司的声誉和形象,试图让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之前相信该产品具有很高的质量’”[54]。因此,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工业也会做出适当的让步,让导演发挥其叙事创造力和美学表现力,并利用导演的品牌和知名度进行产品营销。对于那些成功完成作品的导演,工业体系更是乐于将其视作自己的重要资产,并通过许多方式,如对导演进行宣传营销、向导演颁发重量级奖项、对艺术电影进行评比和排行等,实现资产的“增值”。
中国魔幻电影是工业和作者交锋的典型阵地之一。如前文所述,魔幻电影对奇观展现具有一定依赖性,制作成本较高,因此在内容上趋向保守,作品的翻拍率和题材的重复度很高,原创者少之又少,一旦某种大制作的生产配方被证明有效,便会有源源不断的类似电影复制产出,这些都是魔幻电影倚重工业体制的表现。与此同时,这种倚重也不可避免地令魔幻电影变得更加俗套、无趣,沦为设计精密的娱乐机械,尤其是那些古老而被反复演绎过的题材,如西游、聊斋、白蛇传等,就更需要新鲜的、个性化的改编,需要一个掌握全局并富有创造精神的作者化导演。如托马斯·沙兹指出的:“商业电影生产一方面受到故事公式和叙事成规的沉重束缚,另一方面又要求它在重述它那神话故事时进行不断的创新、变奏和风格化。电影导演是主要的讲故事的人,这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实现’一种特殊的叙事,即以始终使人感到新奇的方式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再表现出来。”[55]
那么作者是否能从工业体系中获益呢?答案也是肯定的。一方面,工业为影片的制作完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在发行、营销等方面给予支持。尤其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作者拥有更多创作、表现的自由。另一方面,通过与工业的良性互动,导演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化权力,甚至于组建自己的团队、公司等,为其日后的自由创作积累资本。诚如科波拉所言:“作者导演的理论是好的,但实行起来必须有资格。取得资格的唯一办法就是取得支配权。”[56]只有建立起个人的小体制,才能拥有与工业体制进行必要抗衡的话语权。
近年来,许多导演凭借魔幻电影确立了自己的作者风格,同时在国内工业体制内获得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如乌尔善、郭子健等。以乌尔善为例,其商业处女作《刀见笑》制作成本仅800万元人民币,但获得不俗的票房和口碑成绩,使导演有机会在2012年成立自己的制作公司世纪长生天影业。同年,由乌尔善执导的商业大片《画皮2》上映,制作成本1.5亿元,票房超过7亿元,良好的收益使乌尔善拥有更大的导演话语权,接下来的《寻龙诀》成本高达2.5亿元,正在拍摄当中的“封神三部曲”更是达到了30亿元的国内电影投资巅峰。高额的投资和充分的话语权,使导演可以随心所欲地讲述故事、打造奇观。此外,还有许多导演在魔幻电影创作中完成了个人风格的新突破,再次向电影工业证明了自己的宝贵价值,如周星驰、徐克、陈嘉上、郑保瑞等。后文将以徐克为个案,对其游走在工业和作者之间,在尊重体制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艺术表达的独特创作经历进行分析。
总而言之,工业和作者,一个强调的是影片标准化的大工业生产特性,一个意在凸显创作者对于作品生成的决定意义,似乎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向,但二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对话,不仅相互配合,也相互制约:当导演权力不断膨胀以至于危害全局的时候,工业体制以其标准化的生产过程有效地规避了个人创作所带来的风险,而当工业体制过于庞大以至于淹没个体的时候,“作者论”则时刻提醒人们切勿成为流水线上的工具,丧失自我表达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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