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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魔幻电影文化研究中的志怪小说及其影响

【摘要】:在这种传统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志怪小说。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魔幻叙事体裁,志怪小说与神话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志怪小说最重要的遗产,在于塑造了丰富纷纭的精怪世界。如宋代话本有“灵怪、神仙、妖术”等类型,元杂剧有“神仙道化、神头鬼面”等科目,明清有神魔小说、笔记小说,都是对志怪小说魔幻叙事的传承。志怪小说对中国文学叙事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当代。

神话和民间传说之外,魔幻叙事也广泛存在于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从《山海经》到《神异经》,从《搜神记》到《阅微草堂笔记》,“发明神道之不诬”的超自然叙事一直广泛存在,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叙事向度和诗学传统。在这种传统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志怪小说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魔幻叙事体裁,志怪小说与神话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志怪”,即记载怪异的超自然故事,其创作主体虽是文人,但素材大多源于民间。经由文人的搜集、加工,民间的奇闻异事由口头文学变成了书面文学,加上佛教道教的影响,崇信鬼神之风渐渐兴盛,志怪才形成了独立的文学体裁。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所述:“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21]

魏晋隋朝,中国的魔幻叙事借由志怪小说达到了第一个发展高峰,无论从作品的规模数量还是艺术价值来看,都呈现了较高的水准。“此时志怪纷出,现存和可考者达八九十种,呈‘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势。作者队伍庞大,成员复杂,上自皇帝郡王,下至僧道士众,无所不有。”[22]在这些志怪小说之中,有对鬼神精怪的描绘,有对巫术卜筮的叙述,还有对地理博物的记录,题材极为广泛,想象十分丰富。有讲述鬼神故事的短篇故事集,如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曹丕的《列异传》,也有记录异境奇物、神仙方术的博物类典籍,如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张华的《博物志》、郭璞的《玄中记》、郭宪的《汉武洞冥记》等,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素材。

志怪小说最重要的遗产,在于塑造了丰富纷纭的精怪世界。干宝在《搜神记》中亦称:“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之属,久者神皆凭依,能为妖怪。”并用“气化”和“时节”阐释妖怪的存在:“天有五气,万物化成”,“绝域多怪物,异气所产也”,“春分之日,鹰变为鸠;秋分之日,鸠变为鹰:时之化也”。在五花八门的志怪故事中,有各专其职的低等神仙,如山神、河伯、雨师、风神等,也有五花八门的精怪,如蚕马、桃仙、老狸、海螺女、服留鸟、饭菌怪等,其中许多典型形象流传于世,成为唐传奇、元杂剧明清小说等文学创作的渊薮,例如《搜神记》中掠走女子为妻、能化为美髯丈夫的猿精,《玄中记》里善变幻、使人迷惑失智的狐魅等。

隋之后,志怪小说虽然式微,但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了更加成熟的短篇小说体裁——传奇,志怪述异的传统更是源远流长。如宋代话本有“灵怪、神仙、妖术”等类型,元杂剧有“神仙道化、神头鬼面”等科目,明清有神魔小说、笔记小说,都是对志怪小说魔幻叙事的传承。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包括《西游记》《封神演义》《子不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

志怪小说对中国文学叙事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当代。20世纪80年代,随着“寻根”思潮和“神话热”在中国的兴起,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过去,从传统和原始的文化土壤中寻觅价值依托。许多作家在志怪、神魔小说等魔幻叙事中获取灵感,对传统文化素材进行了吸纳和转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汪曾祺的《瑞云》《黄英》《陆判》等“聊斋新义”系列小说,贾平凹的《五魁》《白朗》《太白山记》,余华的《古典爱情》《世事如烟》,韩少功的《史遗三录》《山南水北》等。这些作品既富有优美的古典神韵,也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在对志怪述异传统进行承续的同时,也推动着中国魔幻叙事的现代化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