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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7
当人类尚处于蒙昧的“童年”阶段,其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与今天的人们有着深刻的差异。在这一时期,人类的思维并不以知识和文化为介质,而是通过与事物的直接观察、直接接触、直接感受而产生,从整体看,具有重具象而轻抽象、重情感而轻理性、重直觉而轻分析等特征。在文化人类学领域,这种思维被称为原始思维,也叫神话思维、直感思维或前逻辑思维。
原始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富有想象力。由于缺乏逻辑能力,想象便成了原始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渠道,如哲学家维柯所言,“原始人在他们的粗鲁无知中,只凭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以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2]。起初,这种想象源于人类对自然力的恐惧感,是一种被动的联想和猜测,即认为世间万物和自然现象都是具有生命和意志的活物;之后则渐渐转化为对自然的崇拜和征服自然的渴望,通过类比、投射等方式,把自身的情感和意志注入自然,产生了具有明显创造性的神话想象。
在这一时期,人类还不能正确地分辨主体与客体,将自己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区分开来,因而与自然万物有一种共生感,即所谓天人合一、物我交感。列维-布留尔将这种现象命名为“互渗律”,并指出,“在原始人看来,人与物之间、不同类型的生命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并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别,没有不可突破的界限。天地之间的一切就是一个共同体”[3]。为此,他们相信,灾异与天象、法力与动物、瘟疫与外来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认为人与动物之间可以相互沟通,甚至相互转化。总之,“对人和物的神秘力量和属性感兴趣的原始人的思维,是以互渗律的形式来想象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它对逻辑思维所不能容忍的矛盾毫不关心”[4],“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是统一的,在任何时刻里,看得见的事件都取决于看不见的力量”[5]。
在中国,“天人相应”的感知方式有着数千年的悠久传统,交织融合在卷帙浩繁的历史记载与文学创作之中。有趣的是,列维-布留尔的“互渗律”便是在参阅中国古代史书后提出的,其“在读过了司马迁的《史记》法译本以后才萌发了要研究‘原始人’的思维的念头。他对于《史记》中关于星象和人事直接有关的记述大为震惊”[6]。 不只司马迁,中国古代的史书编纂者们大多以“究天人之际”的原始神话式思维对历史进行记述,如《春秋》中记载孔子“西狩获麟”;《尚书》中记载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汉书》中记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等。此外,许多古代典籍中也表达了万物内在交感的观点,如《淮南子》中的“物类相动、本标相应”;《周易》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吕氏春秋》中的“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等。凡此种种,都是在“天人合一”“互渗律”的支配下产生的。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晚期,在18—19世纪仍是社会认可的主流观念,如清代学者李光地在其所著《同类说》中写道:“物有相似者则类相同,故日应天,月应地,昼从暑,而夜从寒……”体现了“互渗律”等原始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穿透性。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原始思维中的“互渗律”和想象力便是后世魔幻文化的诞生之源。正是在这种不羁的想象和交感之中,才诞生了奇幻瑰丽的神话故事、万物有灵的鬼神观念、超能超验的法术能力、半人半兽的怪物形象等日后构成魔幻文化的重要元素,对后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人的较高的特性就开始发展起来……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字,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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