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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魔幻电影文化研究:20世纪80-90年代的发展与成果

【摘要】:如前文所述,国内电影文化批评和研究主要发源于20世纪80—90年代。在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生态的重要转型,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电影的商业性和娱乐性问题,对新兴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予以支持和倡扬。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电影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重视日渐加深,出现了一批影响广泛的电影文化研究著作。

如前文所述,国内电影文化批评和研究主要发源于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叙事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以及国内电影学界对旧的单一批评范式的质疑,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尝试使用新的理论工具对电影进行阐释。如钟立于1986年发表的文章《朦胧的现代女性意识——新时期电影女编导创作思想心理评析》,姚晓濛、胡克于1988年发表的文章《电影:潜藏着意识形态的神话》,胡菊彬、姚晓濛于1989年发表的文章《新中国电影政策及其表述(上)》,戴锦华于1990年发表的文章《〈红旗谱〉: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远婴于1990年发表的文章《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王一川于1990年发表的文章《茫然失措中的生存竞争——〈红高粱〉与中国意识形态氛围》等。这些文章不仅引入了许多新兴的西方现代理论,也将电影与其所属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构型联系起来,读解影片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信息,为电影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标志着国内理论界开始从电影本体研究向文化研究转轨。

在这一时期,伴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生态的重要转型,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电影的商业性和娱乐性问题,对新兴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予以支持和倡扬。如1987年,《当代电影》杂志连续刊载李陀、陈犀禾、饶曙光、陈怀皑、谢添、吴贻弓等电影理论家、创作者关于电影娱乐性的讨论《对话:娱乐片》,探讨了娱乐片的美学特性和内在规律;1988年,《当代电影》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为期7天的“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围绕娱乐片的概念和语义、娱乐片热的价值和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辩答。除此之外,相关文章还有郝建、杨勇于1988年发表的《类型电影和大众心理模式》,邓烨于1988年发表的《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花建于1989年发表的《游戏中的生存与选择——娱乐片本质探论》,贾磊磊于1989年发表的《皈依与禁忌:娱乐片的双重抉择》,李奕鸣于1993年发表的《娱乐片:文化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上、下)等。与传统的电影批评相比,这类研究将视点集中在对大众媒介和通俗文化的阐释上,积极论证娱乐电影存在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效应,肯定了人们被长期压抑的娱乐意识和享受意识,起到了一定的文化启蒙作用。

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电影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重视日渐加深,出现了一批影响广泛的电影文化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针对具体影片、导演进行的文化分析研究,如戴锦华于1995年出版的著作《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十八例》,从意识形态、性别策略、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角度对影片进行了深入读解;王一川于1998年出版的《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张艺谋电影》,通过“张艺谋神话”的兴衰转化,透视中国电影文化从启蒙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的转折。其二,对社会转型时期所经历的电影文化现象、文化征候等进行思考,如饶朔光、裴亚莉于1997年出版的著作《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从主题和时间的角度对新时期电影思潮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尹鸿于1998出版的著作《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阐释了中国影视文化在新旧世纪交替时期,如何“审慎而艰难地”确立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其三,从系统的、宏观的角度对电影/影视文化的特性和规律进行论述,如陈晓云、陈育新于1999年出版的著作《作为文化的影像——中国当代电影文化阐释》,分别从文化比较论、文化发展论、文化形态论、文化观念论、文化形式论、文化现象论的角度对中国当代电影文化进行了抽象和概括;胡智锋于2001年出版的著作《影视文化论稿》,对文化和电影文化的界定、构成和演进进行了系统阐释,并提出了中国电影文化的两大传统——“入世精神”和“诗化风格”。其四,对电影中的民族文化特质、美学风格予以凸显和强调,如周星于1999年主编的图书《民风化境——中国影视与民族文化》,从影像表意、观影心理、文化品格等不同方面阐述了中国电影民族化的相关理论问题,对中国电影创作的民族传统进行了溯源,并就中国电影是否要“民族化”、如何“民族化”的命题进行了论辩;黄会林于2001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影视美学民族化特质辨析》,就中国电影民族化美学传统的发展流变,包括无声电影时期、20世纪30—40年代有声电影时期、十七年电影时期、新时期等不同阶段电影的民族风格和文化特质等进行了辨析。从整体来看,这些研究大多偏向于宏观的史论和理论建构,或者对电影文化嬗变做整体性思考,或者以美学、社会学的方法叩问电影的文化特质,或者从民族化视角入手,考量中国电影与民族美学、民族风格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上探寻中国电影文化的精神图景,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进入21世纪,随着数字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方兴未艾,电影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文化生态亦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许多学者开始尝试用新的文化路径阐述电影文化。一方面,有的学者在视觉文化、奇观电影等新兴文化思潮的语境中进行电影研究,如丁莉丽于2007年出版的著作《视觉文化语境中的影像研究》,对当代电影文化在审美形态上的发展和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解读视觉文化背后所折射的权力运行机制;周宪于2008年出版的著作《视觉文化的转向》,对视觉文化及其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意味进行了论述,对从叙事电影到奇观电影的转变,以及奇观电影的类型范式进行了探析;徐晓东于2008年出版的著作《镜中野兽的醒来——论电影“奇观”》,从电影本体论的角度重新探讨了“奇观”的含义及其美学品质,将“奇观”推举到了与真实同样重要的维度。另一方面,有的学者从全球化这一时代文化背景出发,探讨中国电影如何在多元文化之林中继续矗立,如张颐武于2006年出版的著作《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进行了细致论述,探讨了中国电影发展与全球化的关系;尹鸿于2007年出版的著作《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在全球化挑战下所进行的产业改革和战略转型,对中国电影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前景进行了阐述。这些研究积极适应时代步调,从文化战略层面上思考中国电影文化的未来,为我们带来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