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运动实际上是迈向边区政府政治民主、人民自治的重要前奏，实现普选之后，人民的自治权才得以体现，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也更为有效。陕甘宁时期的延安，大多数村里没有正式的警察，多由自卫队来执行职务。这样，经由选举产生的基层政府对自卫队的权力形成了制约。党没有抓紧这次的选举运动，甚至还有忽视的倾向，认为那是选委会和乡政府的事情。......
2023-08-07
中国法制发展：从苏维埃到参议会的普选运动
【摘要】：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历来的追求，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就是中共早期民主的典型实践。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到了延安时期，发生了大的转变，从工农的苏维埃转向了联合多个阶级的普选的议会式民主。王颖分析了三次选举运动的运行情况，总结了选举制度特点。
翻身，……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
——韩丁《翻身》[9]
选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选举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主的质量。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历来的追求，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就是中共早期民主的典型实践。“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的开支小些，灵活些，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比任何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的民主要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10]在中央苏区的才溪乡，民主选举不仅是乡苏报告工作、投票等，还通过墙报等形式，发动人民群众对干部进行批评，受墙报批评的有20余人，群众批评他们只知道自己找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选举中召开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等多种会议，[11]进行选举宣传，动员革命工作，民主选举运动发扬了工农民主权利，激发了革命热情。它遵循了马列主义的民主理论，马克思认为“议事”与“行事”由不同的机构来做，是一种不民主的制度，这样使议事机关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力，它是资本主义议会的一种欺骗，一种民主的假象。[12]在马克思民主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对俄国苏维埃的设想，正是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反动，“（俄国）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13]全权性、议行合一是苏维埃的典型特征，更重要的是其独特的代表制，它更强调代表了来自底层的工人与农民。因此，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是一种工农民主制的形式。
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到了延安时期，发生了大的转变，从工农的苏维埃转向了联合多个阶级的普选的议会式民主。1937年延安以普选[14]为中心的民主化实践，是贯彻了群众路线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有规划、有组织，甚至是“手把手”详细传授的民主方式。同时，由于抗战的现实需要，又形成了一个更加开放的，也更具包容性的民主选举体制，因此也成为延安“新民主”的突出代表。已经有不少研究涉及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选举，在国内，宋金寿、李忠全在论著中全面考证了延安三次民主选举的运行过程，并总结了选举的经验与特点，是系统研究陕甘宁时期延安选举的早期成果。王颖分析了三次选举运动的运行情况，总结了选举制度特点。[15]陈先初从政治史、革命史的角度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了全面的民选制度、政权组织中的“三三制”，以及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帮忙政府”，其论述展开的基点是夺取抗战胜利及推进中国革命。[16]巩瑞波的研究则有所深入，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进程凸显在“乡选运动”中，考察了在边区政府具体指导下的乡选，以及普通民众的参选热情，借此提出其对当地中国基层民主的某些启示意义。[17]海外学者对此也有关注，赛尔登发挥了微观史研究的长处，细致考察1937年延安选举的宣传动员和选举过程，并将其放在世界民主发展的大格局中，比较了延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异同。[18]相关研究尽管十分丰富，个别成果也相当深入，然而仍留下不少问题。以往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国内学者的研究大致可以归入革命史等传统史学范畴之内，这种方式的长处是善于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去把握、分析历史现象，但却很难见到历史中的细节，特别是小人物的身影或心态。大多数强调阶级行动，而不考虑村民的内向闭塞性。[19]也即是说，作为阶级的农民，共性描绘有余，而个性描绘不足，但有时个性恰恰很重要。作为选举主体的农民，当然不能不给以相当关注。当然，在研究视野上，仅仅将其作为中国革命史的部分，而未能将其放置在近代以来世界革命的浪潮中去分析，也很少能充分地从世界民主发展的历程中去比较考察1937年延安的普选运动，因此也使得研究的角度与结论延展性不足，难以与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进程研究形成对话，更不足以对今日中国的民主进步做出历史经验的阐释，以及更好地认识其对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发展道路的镜鉴作用，进而提供特有的智慧资源，同样有缺憾。为了更全面地认识1937年的普选，首先需要考察其背景。对背景的考察，还不应仅仅局限于抗战的政治背景，更需展示当时的经济、教育、文化等背景，并在概述选举过程的基础上，借鉴“反向民主化”的理论，提出对延安普选运动的一种新解释，并试图回答落后条件下的民主推进何以成功。当然，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对政治民主的艰辛探索，也理应成为当代民主化可资取鉴的一种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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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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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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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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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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