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动员及物质基础：中国法制早期实践（1927～1937）

2023-08-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不可否认，“动员”构成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动员”构成了革命的主要技艺。结合了“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特点，张著认为中央苏区的革命动员，最重要的是“找准党的利益、革命利益与农民利益的平衡点”。事实上，对于农民，仅仅依靠物质诱惑的革命动员往往并不是很成功。但这些都需要建立在对中国农民性格理性与客观研究的基础上。[4]钟日兴等：《中央苏区革命动员与农民“抵制”心态》，载《求索》2010年第7期。

不可否认，“动员”构成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动员”构成了革命的主要技艺。张著分析农民性格，也意欲从社会文化中探求农民性格与革命运动的契合之处，由此我们不能不接着探讨农民与革命的“动员”问题。

结合了“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特点，张著认为中央苏区的革命动员，最重要的是“找准党的利益、革命利益与农民利益的平衡点”。^[11]换言之，农民是天生的务实主义者，“你不给他指明哪里有面包，他是不会跟着你走的”。从表象看，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也符合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一般认识，但是仍然失之简单化。革命中物质利益的需求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仅以此作为革命的解释，并未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并非仅仅以物质为唯一目的，价值、意义等同样也是人所追求的目标，以物质性“利益满足”为唯一解释，无疑将人性降低到了单向度的“动物性”，这显然与历史的真实不符。

黄金鳞认为，我们不能对革命的发生进行任何跳跃的和单一的解释，历史的复杂度远比单一的因果分析来的丰富、难解。他研究了“革命中的身体”，认为现代国家通过学校和家庭，也通过“会所”、训练营，和各种以身体肌肉、姿势、卫生、技能及意识作为对象的活动，以实现对个人身体的领导和征服。具体到苏区，有时是通过竞赛、训练、组织化活动等方式实现的，有时是通过有效的游说、群众压力来进行，有时则借助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等组织来实现，总之，通过政治化、义务化与使命化身体的趋势，在翻转既有的权力秩序时，让身体感受过去没有的欣喜与愉悦，从而使民众参与革命成为经由身体内化的自觉，而不是命令、强迫。^[12]通过外在身体的“驯化”，达到对革命内在的认同及参与。同时，也需要看到，农民在乡村社会环境中的生存性需求，如果不参加，就有可能被排除到群体之外，从众性很强的农民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有时也不过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存伦理”，却未必是出于一时之利的诱惑。

事实上，对于农民，仅仅依靠物质诱惑的革命动员往往并不是很成功。王才友对江西暴动的研究显示，对于贫苦百姓，虽然地方干部以“平产好耕获”来动员民众参与，结果却不理想，“谷价又低便奚若，租粮税债都没却”，还是难以获得民众的信任；对于与暴动无太大关联的自耕农来说，暴动队伍的焚杀和屡成焦土尸填壑的景象，更令其“深骇愕”。^[13]黄文治对鄂豫边黄麻地区的研究，则展示了仇恨驱动、土改型塑、反富农再动员等几种革命的动员模式，同样，农民的“贫苦”不是参与革命的主要原因，据亲历革命的郑位三回忆：黄麻地区群众生活与穷的地方比较并不是很苦，革命却起来了。其中关键原因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下乡的革命知识分子多出身地主、富农，接受新式教育，他们了解农民习俗，熟悉农民理解的语言，以串亲戚、交朋友、拉家常等方式，更容易宣传马列主义，因此也成为革命走向暴动的火种。更重要的是，革命知识分子十分娴熟地将阶级斗争统合已有的乡村散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与仇恨，而仇恨与怨愤才是暴动与革命的真正源泉。这一点，从《白鹿原》中大地主的儿子鹿兆鹏这一人物身上也可以得到验证。在鄂豫边区，除了物质利益外，中共利用节庆、群众集会、慰问、游说、命令，甚至胁迫、革命竞赛、摊派等策略加强民众动员。^[14]同时，对异类的惩罚也在一直警示民众，激情的背后是无处不在的凝视和恐惧，不服从组织动员目的的人，随时都有被划为富农成分的“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危险。^[15]农民对“安全感”的需要，也构成革命动员的重要内因，“农民所谋求的是得到保护而不全是为了抗日，农民有时恐惧的不是日本侵略者，而是中国的游匪。”^[16]还有些研究认为中共在农民中推行民主，为他们提供了平等、权利、尊严等，同样构成农民进入革命的重要因素。^[17]可以说，正面的激励、诱导与反向的威慑，以及内在的安全需求等因素，共同构成了革命动员的技艺。这些都反映出农民本身，以及革命中动员的复杂性。虽然在后续的分析中，张著也照顾到革命合法性塑造、强有力的政府和培育积极分子队伍等动员机制，但相关的解释仍不够全面与客观。

尽管存在诸如上述的问题，但张著经由此研究将我们对中国革命与农民的思考带入了文化与心理的层面，仍不失为一种新的突破。这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革命本身，同时藉由对中国农民的深入理解，也有利于思考当下中国社会与中国农民，进而科学地策划未来。但这些都需要建立在对中国农民性格理性与客观研究的基础上。

【注释】

[1]张宏卿：《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张宏卿：《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3]何斌等：《苏区农民动员的机制与策略分析——以“九打吉安”为例》，载《农业考古》2011年第1期。

[4]钟日兴等：《中央苏区革命动员与农民“抵制”心态》，载《求索》2010年第7期。

[5]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6]刘学礼：《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黄琨：《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7]张宏卿：《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8]【新西兰】纪保宁（Pauline Keating）：《组织农民：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府与乡村组织》，载冯崇义等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9]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5版。

[10]林伯渠：《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