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分层性格与时空差异

2023-08-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就此而言，“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无疑具有上述的片面性。确实，中国农民有一些共性的、贯通的性格特征，如生存伦理、重视人情等，但更多的性格表现，是与特定的社会时段相连的，和平时期与变动时代的农民性格就有显著的不同。

或许也正是急于在一部著作中作出对中国传统农民的总体解释，也不可避免的出现某些不周延、不客观的地方，特别是其提出的“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中心论断，在包含某些洞见的同时，也不免带有几分片面。对于“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论断，张著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意指农民由于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条件限制，对物质利益的渴求和获取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以至于可以对其他因素不予考虑。“长期以来与土地的零和博弈，生存环境的恶劣而形成的低下志向与宿命论，使得农民延迟满足，是典型的立即满足型。农民的生活经验也来自于与此时此地的困难打交道，无论如何，延迟满足不是农民的特性。”^[7]张著进而认为这一特性的背后是“饮鸩止渴的冲动与到了黄河也心不死的冥顽。”这一描述本身充满矛盾，先说“生存环境”导致农民“延迟满足”，又说他们是“立即满足型”，并且“延迟满足不是农民的特性”，且不说生存环境的恶劣是否一定导致“延迟满足”，即便如此，是否就能进一步推导出“典型的立即满足”恐怕仍有疑问，仅从感性认识而言，从众多研究对中国传统农民性格的一般描述看，毋宁说“忍耐、守旧”等更是其主要特性。

实际上，学界关于农民的研究是颇为丰富的，即使局限于中国农民，相关的研究也不在少数。梳理这些“农民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农民本身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止来自地域、时代的差异，也来自文化、心理，乃至传统的歧异。经济学及社会学的研究，阐释了“道德小农”与“理性小农”的不同侧面，前者认为农民的行为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标准，“道德小农”肯定传统价值中的生存权利和礼尚往来，认为地主和农民形成了一个庇护网结构。在家族观的影响下，农民的经济行为具有某种道德性；而后者则采取了与小农的道德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解释，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农民亦进行成本收益的精密算计，他们的行为是建立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的。回到中国农民，我们实际上很难精确区分他们是属于哪一类的，在某些方面他们体现出道德的一面，比如注重亲情，强调互助；但同时，他们也表现出理性的一面，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华北与江南的小农经济发展，足以显现出其精明与理性。因此，总体上，我们大概只能说中国的传统农民是兼具“道德”与“理性”的，只是在有些方面“道德”多一些，有些方面“理性”多一点，但绝不能片面地论断他们仅仅是理性的或道德的。就此而言，“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无疑具有上述的片面性。不仅如此，对于革命中农民性格的阐释，尚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中国农民的性格特征，需要与一定的时代连接，因为它们更多是特定时期的农民反映，而不能笼统地进行描述。确实，中国农民有一些共性的、贯通的性格特征，如生存伦理、重视人情等，但更多的性格表现，是与特定的社会时段相连的，和平时期与变动时代的农民性格就有显著的不同。就以农民获利的时效性来说，且不论近代以来中国农民就有长期经营家庭农场的经验，即便是处在短暂和平期的陕甘宁边区，也涌现出吴满有等一大批致富先进，他们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在贫瘠的土地上精耕细作，获得了丰硕的劳动成果，难道能说他们也是“饮鸩止渴”的即时满足型或不顾一切的冥顽吗？

农民性格特征与一定地域的生态、经济、文化等因素密不可分，因此说到农民性格一定是区域性的农民特性，且不说农民性格北方与江南不同，山陕与闽赣不同，即使是在同一块区域，也存在内部的细微差异，在陕甘宁边区，就存在革命环境的“延属生态”与“绥德生态”，尽管两地相隔不过百里。延安地区具体的生态状况使得乡村建设道路成为可行，全面的国家主义实施为地方自主留下了余地，而在绥德分区，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通常窒息了任何所谓的基层民主。^[8]如果放开眼界，在华北，小农不仅没有表现出急功近利，反而在有规划地经营农场，还在农闲之余以部分时间参与佣工，以补充小农场的收入。^[9]虽然张著主要聚焦于以江西井冈山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但仅苏区的闽西与赣西之农民亦有区别，因此要得出“中国传统农民”在革命中的概括性性格特征，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因素仍不能不察。

更大的问题在于，提出“农民利益即时满足”论断的前提是将革命中的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但这里无疑忽视了农民内部的分层与差异，有较多土地与财产的富农与有较少财产的中农不同，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与一无所有的贫农又不同，即使是普通贫农，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贫农与好逸恶劳、无法无天的所谓“流氓无产者”也有不同，甚至单个农民自身在不同情境还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性格倾向，如果不仔细审视农民内部的差异，笼统地提出革命中农民的性格特征，就很难有说服力。事实上，就现有的研究看，以往“越穷越革命”的命题是存在疑问的，一般的贫苦农民，“保守、安分”毋宁说更是其主要的性格特征，而且千百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浸润，使其也具备相当的道德感，抑或“王法意识”，特别是对乡村土地、财产秩序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认同感，在土地革命的初期，闹的最凶的，更多是游手好闲的乡村游民、流氓等“无产者”，大多数农民经常处于“等着瞧”的观望状态，心中对地主士绅仍保持几分敬畏或胆怯，即使是革命者将土地、财产分给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仍然战战兢兢不敢接受，有的甚至一看见地主过来，“手里的东西就不自主地往地上落”。^[10]这样的农民形象，怎么能都是“饮鸩止渴的冲动”，又怎么能概括为不计后果的“即时满足型”？

要言之，革命中的农民确实表现出“逐利”的一面，甚至有时候对利益的追求是急迫的，但这绝非农民性格的全部，要还原革命中的农民的真实性格，还必须加入时间、空间，乃至个人因素等变量，否则很可能以偏概全。

中国农民分层性格与时空差异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