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中国法制实践:1927-1937的乡村革命与农民性格

中国法制实践:1927-1937的乡村革命与农民性格

【摘要】: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我们期望看到的是透过底层农民的视角来解读革命与农民的关系,这一点正是张宏卿及其所著《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一书所致力的研究方向。可以说,中共对农民性格的正确把握与中共所期待的国家政治建构模式是相吻合的。乡土意识和国家建构在中共农民革命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这一点也是理解张著对中国农民性格与中共革命动员关系分析的关键点。

针对中共农民革命问题的研究成为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者经久不衰的话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我们期望看到的是透过底层农民的视角来解读革命与农民的关系,这一点正是张宏卿及其所著《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以下简称“张著”)一书所致力的研究方向。[2]我们将以张著《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为例,探究农民的性格对中共乡村革命的影响和意义。

农民的研究绕不开对农民性格的刻画,中国农民性格的复杂性使得对此问题的阐述呈现多样化。如若仅以张著中对中国农民“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性格的描述进行评断的话,必将会引起诸多质疑。因为任何试图以一种性格去归纳中国农民的研究都将是不全面的。所以,对张著的这一论断,我们需要给予“同情式”的理解。我们知道,学术研究需要既定的前见或者预设,即前提假设,并且学术研究需要划定范围,否则研究不可能深入。张著对中国农民性格的把握,是结合中共革命动员这一大的学术环境来展开的。

理解张著中“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论断,需要结合他所谓的“地缘革命学”之学术知识背景,即这一论断应该围绕中央苏区的革命来理解。中共深刻把握了农民革命的方向,如此才能对中央苏区农民的意识形态进行规训,使之符合革命动员的目的。正是中共理解了苏区农民与华北、长江三角洲农民的不同,才使得中共的革命动员模式能在苏区扎下根来,形成中共革命一贯的动员模式。加上中共革命的底层面向,使得中共能在长征之后也能很快适应陕北农民的性格,联通其他边区及解放区的农民革命,迅速恢复元气,扩大战果,巩固政权。可以说,中共对农民性格的正确把握与中共所期待的国家政治建构模式是相吻合的。同时,农民的乡土意识在中共的革命动员方式逐步的规训下,也影响着国家建构的模式之形成。乡土意识和国家建构在中共农民革命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这一点也是理解张著对中国农民性格与中共革命动员关系分析的关键点。“革命理念与农民意识的互化,这一切都得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完美’呈现。”张著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农民的广泛性为中共革命提供了无穷的人力资源和社会关系网。最终,新中国中共的执政方式所体现出来的诸多农民性,实际上为“中国农民形成农民中国”提供了主要论据。当然,关于这一点,即苏区农民革命经验之于此后中共革命进程的重要意义,是张著稍显不足之处,需要张著在文末进行必要的扩充说明。

明白了以上前提,我们不需要去质疑张宏卿对中国农民性格归纳的失当性。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质疑他对这一性格归纳所使用的论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