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法学观念对中国法制的早期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2023-08-0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央苏区的法学思想无疑受到当前被学界归纳为“苏区精神”的深刻影响，故探讨革命中的苏区精神，理应是探索中央苏区法学理念的第一个切入点。中央苏区的文化与宣传、教育也体现了法学的基本思想与价值取向。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也深刻影响着苏区的法学理念。[54]以群众利益为中心的苏维埃理念也对中央苏区法学观的塑造产生了影响。[55]这些立法思想无疑成为我们探讨中央苏区法学观的重要支撑点。

中央苏区的法学思想无疑受到当前被学界归纳为“苏区精神”的深刻影响，故探讨革命中的苏区精神，理应是探索中央苏区法学理念的第一个切入点。石仲泉以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历史为线索，总结了中央苏区的特殊历史贡献，对这段历史中形成的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作了科学界定。同时对研究苏区精神所涉及的提出依据、中央苏区的名称、党的“左”倾错误、苏区精神与其他精神的关系等难点问题作了解析。^[44]郭德宏分析了苏区精神与教条主义、“左倾”错误的关系，从时间、地域界限的角度界定了苏区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关系，进而对苏区精神的内涵进行了精炼的概括。^[45]曾耀荣全面考察了苏区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定位、基本内涵，分析了党的领导人与苏区精神、客家文化与苏区精神之间的关系，并从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角度探讨了苏区精神的时代价值。^[46]作为中央苏区总体革命的一部分，苏区的法学与法制，必然体现着苏区精神。不过对法制的探索显然尚未包括在苏区精神的当然议题之中，尤其是当法制理念和实践遇到教条主义和“左倾”路线时更值得我们去细心体会当时的法制意识变化。

中央苏区的文化与宣传、教育也体现了法学的基本思想与价值取向。黄道炫在对第五次反围剿的研究中提及了苏区的宣传教育，认为革命是武装革命，更是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因此宣传革命理念，改变群众观念是革命的题中之义。苏区的宣传口号简单直接，明白易懂，视听冲击强烈，效果很好。教育则通俗易懂，注重现实功能。^[47]这些宣传教育虽以政治、文化为主，但权利、法制也是重要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苏区人民和各界进步人士共同创造的“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并以其独有的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塑造功能、激励功能发挥着特殊的作用。^[48]如何将初步的法制理念变成政治动员和政权建设的导向以及凝聚、塑造和激励群众的巨大武器成为中共不可回避的问题。陈晋分析了在革命与文化的互动中中央苏区走上的新型文化之路，认为毛泽东是带着五四运动前后接受的文化资源、所融炼的文化品格走进革命队伍的。虽然马克思主义学说加上俄国革命道路，被五四的先进群体选择之后，即为中国先进文化创造带来了深刻的历史性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只是开端。具体而丰富的新型文化的出现，必须有待于革命实践的深化，有待于理论思考的丰富，有待于文化活动的具体开展，有待于文化产品的大量出现。^[49]这种新型文化对毛泽东主导下的中央苏区政权法制建设的影响，可能是我们讨论中央苏区法制研究的最好标杆。赖华林等研究了苏区的文化建设，认为苏区建立后，普通农民的文化水平发生了飞跃，这对于法制宣传和教育无疑具有积极意义。^[50]法制宣传的积极作用发挥以及宣传过程中的效果信息反馈对中共法学观的塑造和再造都是有重大作用的。宣传与教育具有同体性。在教育方面，中央苏区创办的中央党校、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均是中共早期干部教育的成功探索。中国共产党早期，尤其是中央苏区时期，在怎样造就干部、培养“官员”、怎样进行干部教育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值得继承与发扬。^[51]这些教育当中关于法制的教育应当值得关注。马于强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通过具体实践，摸索出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即党的高度重视，是搞好干部教育的前提；正确的教育方针、鲜明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干部教育成功的保障；采用灵活、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是干部教育成功的关键等几个方面。^[52]这些经验对于塑造干部的法制观念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点。

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也深刻影响着苏区的法学理念。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高度重视这个新型国家政权的建设，他强调苏维埃是民众自己的政权，它完全依靠于民众。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应树立新的工作作风，成为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人民公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当前和今后国家政权的建设与巩固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53]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在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使贫苦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赢得了苏区贫苦农民的大力拥护和支持，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54]以群众利益为中心的苏维埃理念也对中央苏区法学观的塑造产生了影响。有研究者总结了毛泽东、梁柏台等苏区开创者的立法思想，包括坚持立法工作始终体现人民的需求与期望；坚持立法工作求真务实、灵活应变，服务于党的阶段性中心工作；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与立法程序、监督相结合；坚持以开阔的眼界借鉴和超越中外经验立法，坚持以放眼全国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眼光科学指导立法等。^[55]这些立法思想无疑成为我们探讨中央苏区法学观的重要支撑点。作为中央苏区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革命家，苏维埃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也深刻影响了苏区的司法，主要表现在依法办事、重视程序、抓治贪腐等方面。^[56]中央苏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在中央苏区的法制工作实践中，充分贯彻了党的利益和革命利益至上的原则。他在检察监督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突出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并开创了法律、新闻舆论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工作局面。在法律传播贯彻方面，针对苏区的交通、通邮的不便和群众文化素质偏低的状况，灵活地采用了富有文学色彩且大众喜闻乐见的顺口溜形式来有效地传播法律。在司法上他敢于坚持原则，秉公执法，追求法的实质正义，追求司法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57]在反贪肃腐的立法和司法方面，何叔衡也贡献颇多。^[58]苏区最高法庭委员梁柏台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唯一系统学习过苏联法律并具有苏联律师执业经验的共产主义法学家，他对中央苏区司法制度建设的正规化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59]董必武、何叔衡、梁柏台又被称为苏区三大法官，其法制思想是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执政建设理念的具体化，对苏区法学观的塑造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方志敏在江西赣东北地区建设革命政权时，围绕着建立政权、发展经济、健全法制进行的多方面探索，也明显突出了实践性、群众性的执政思想。^[60]观念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需要塑造和不断再造的过程。对关键人物的执政思想和直接的司法观念进行重新翻检，通过我们的历史叙事，大致上可以描摹出中央苏区的主要法学观。

中央苏区的法学观念对中国法制的早期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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