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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6
“引诱执法”和“有奖举报”都紧紧围绕着“如何降低信息费用的问题”,这种无意识行为中也包含了有意义的经济学解释。随着,行为模式不断被认可和强化,“举报人”伪装乘客的信息优势在多次被违法运营的司机受罚后也会降低信息价值。为了不断提高这种信息供给,举报人会不断地掩饰“举报人”的身份信息,试图同那些未能察觉的违法者进行交易。然而,尽管“判断力低的”或是“不长记性的”违法者总是会有,但是这种生产信息的方式在足够长的时间中,其信息价值最终可能趋向于零。“举报人”会在此产生一种不是继续发现信息而是去开发和生产信息的激励而生产信息的方式无外乎三种:第一种就是需要信息的人自己寻找信息;第二种是拥有信息的人主动为需要信息的人提供的信息;第三种是信息专业化生产的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25]信息生产的主要特点就在于规模经济,因为信息使用是可以反复的,一个人使用并不影响他人使用。当独立的信息效用有限时,许多独立信息聚合就将产生分工和整合,就可以降低生产信息成本,形成规模效应。专业化在信息产业中也是同样具有效率的,以出卖信息为业,就必然形成更专业化的收集信息的渠道。
在信息利益的驱动下,“有奖举报”制度有效运行一段时间后,职业化的“举报人”和规模化的“举报组织”必然出现。这也是降低信息费用的表现,但此处的目的却不再是行政管理,而是脱离最初执法者的管理体系,成为以营利为目的的运行体系。提供违法信息变得专业化,可以验证的事实经验是,钓钩的典型特征“最好胖一点,憨厚一点”;“钓鱼”地点的选择也是有要求的,如一般都是城市与郊区的结合部位,那里常常是黑车聚集地。[26]另外,开发信息源也成为必然,许多私家车主在钓钩的诱导下完成交易,成为“生产”出的信息源,这使得私家车主在实施好意搭乘行为也变得人人自危。
钓钩职业行为同普通的商业交易最大的区别在于商业信誉在“钓钩”和“钓头”那里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并不在乎信息的真实性在未来给其带来的贴现值。毕竟这种行为并没有法律的授权或确认,其利益创生与经济规律没有制度的保障,当事人也缺乏长期合作的动力。钓手们仅仅以出卖信息为业,但是并不负责信息的好坏。那么坏信息(不真实的信息)带来的社会效应却由政府承担而不是这些职业举报人们承担。执法者成为一个最大的信息工程的发包人,“钓头”成为承包人,负责建设却不保证工程质量。
另外,在多方博弈的模型中,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根据观察他人行为而不断调整自身行为方式。如果整个信息市场只进行一次交易就结束,那么模型化和信号传递等都将成为有效率的降低信息费用的方式。然而,信息市场上信息的流动是反复的,每一个人的决策都是他人决策的一个效用函数。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首要问题包括信息噪音和逆向选择等。逆向选择就是在一个无法验证的信息市场上劣质信息驱逐良质信息,最后导致良质信息全部退出市场。
执法者模型化黑车搜寻模式后,符合条件的车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的确是黑车,也就是良质信息。第二,不是黑车,是好意搭乘的私家车。那么私家车成为这个信息搜寻市场上的噪音(劣质信息)。导致的结果是,第一,对司机,他们会自然而然进行为避免发现而进行逆向选择,如只带熟客、观察求助者的外貌神情特征或是避开查处黑车较频繁的地段行驶等。第二,私家车主选择息事宁人的办法,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一律不予回应,这都是进行逆向选择的结果。
这样就形成了执法的恶性循环。一方面,违法者被抓的概率越来越小,逃避能力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好心人被误会的概率越来越大,而好心人在这种执法环境中更进一步确定不要做好事的信念,整个社会的道德感又会进一步下降,执法方式的效果和社会的道德感都在恶性循环中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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