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科近代化转型及科技通史

“科学”一词来源于西方。少数人最早从传教士翻译的书籍和教会学校中接触科学，教会学校成为中国最早实施科学教育的机构。

译学馆前身是并入京师大学堂的同文馆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处。翻译处主要译述西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图中三人自右至左为徐寿、华蘅芳和徐建寅（徐寿的儿子）

鸦片战争后，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开始在中国举办洋务教育，兴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不再以儒学为中心，集中培养出一批在军事、造船、矿山等领域的实用性人才。这一时期，教会学校慢慢发展起来，但整个国家还没有实施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科学教育学制，随后学制几经更迭，废除了科举制度和读经科、尊孔子的传统，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科学教育制度，中国传统经学教育终于让位于现代科学教育，中国科学教育开始起步。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教会学校仍然是中国科学教育的主要力量，在中国科学教育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教会学校后来发展成为中国著名的大学。

曾国藩陪子女看地球仪

明代仇英的《观榜图》（局部）。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绪帝颁下谕旨，第二年起停止科举考试，“金榜题名”成为历史

晚清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归国后命运各异

同文馆。中国最早的外国语学院

中华民国成立后，科学教育体制日益成熟，学校教育迅速发展，中小学和大学都得以发展，培养了近代中国早期的科学学科带头人，并资助留学海外的学生。留学教育对中国早期的科学教育贡献也十分突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重点大学的自然科学科系几乎都是归国留学生创建的，留学生们奠定了当时高校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基础，缩短了中西方的差距，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开始逐渐收回教育权，颁布新学制。在基础教育方面，普及基础科学教育，出版统一的中小学教材，并建立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体系；在大学教育方面，进行院系调整，均衡教育资源。这个时期采取的许多举措一直影响到今天。

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容闳

1952年，教育部按照苏联工学院的模式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加强了理工科，高校的类型结构趋于合理，高校地区布局也渐趋均衡，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教育的发展。但这次调整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20世纪80年代后，这些状况得到纠正，学校科学教育迅速发展，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高校招生规模扩大，研究生教育也逐步增强。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开始思考科学课程的教学方法，科学课程的真正价值，认识到科学的人文意义，从盲目崇拜科学到反思科学。

中国现代科学教育的形成与确立过程，也是科学教育的目的从救亡图存转到探索求知的过程。

北京大学西校门

现代工程教育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出现的一种专门教育，它来源于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的融合，是适应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而形成的。工程领域的科学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逐渐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工程学。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矿冶工程学、电机工程学、化学工程学等学科于19世纪相继在英、法、德、美等国家产生。

世界工程教育的历史表明，工业化是工程教育产生和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因素。作为一个工业化后发外源型国家，中国的工业化之路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而中国现代工程教育就是伴随着这种探索而萌发，并在这种探索的推动和制约下发展起来的。

中国现代工程教育几乎是与中国的工业化同时起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教育思想的复兴。工程教育这一新型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与中国实学教育思想追求实用、实效的知识价值观相吻合。这样，中国现代工程教育就在19世纪下半叶应运而生了。

中国工程教育的萌芽来自洋务派兴办的工程技术学堂，这些学堂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军工技术教育的特性。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朝野上下以空前的震动，他们认识到，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这种认识促使了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与此同时，维新派开始推动各地大力兴办各种专门的实业学堂。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工程教育开始为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培养工程技术人才。

詹天佑有“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他的成功也推动了现代工程教育的发展

与此前相比，中日甲午战争后新建的工程教育机构有几个特点：其一，学校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其二，学科和专业设置扩展到工、矿、交通等各行业的诸多工程领域；其三，办学过程中的短期性行为和应急性举措明显减少；其四，开始了多级设学的近代学制探索。

现代工程教育属于高等教育范畴，一般可划分为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但前述萌芽期的中国工程教育机构大多属于培训技术工人或初级技术人员的中等专业学校，少数学校以传授中等程度的课程为主，兼部分高等专科课程，只有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中西学堂具有较完整的高等教育特征。福建船政学堂还不完全具备现代工程专科教育的主要条件，只能说是工程专科学校的雏形。天津中西学堂的头等学堂则在制度框架上具备了本科工程教育的基本特征，可视为中国工程本科院校的雏形。

西式课堂与传统辫子

辫子在课堂上的“妙用”

福建福州沈葆桢故居。沈葆桢主持设立了船政学堂，为国家造就了大批的科技人才

这一时期的工程教育学校多由政府要员发起创办，大多附属或服务于军工或其他企业，缺乏总体规划，入学条件、课程教材、修业年限等都因校而异。这些既是萌芽期的中国工程教育的显著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工程教育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建立通行全国的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来解决。

19世纪下半叶，经过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在的艰难探索与不懈奋争，中国的新教育制度“癸卯学制”终于在20世纪初以清政府推行“新政”为契机正式出台，中国由此开始了新教育制度的全面建设。

四川高等学堂自习的学生。四川高等学堂起始于四川中西学堂，清政府发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后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四川高等学堂

太原山西大学堂旧址。此处原为明清时的贡院，后为山西大学堂、晋阳中学堂、省立第一中学校等

癸卯学制针对工科大学与高等工业学堂的各项规定，为中国现代工程教育机构的人才培养建立了全国性的标准和规范，宣告了中国工程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癸卯学制颁布前后，天津中西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先后复校，山西大学堂也开始筹建，清末官办大学仅此三所。虽都开办了工程教育课程，并按癸卯学制的规定对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进行了整改，但学科单一，规模狭小，由此可知中国大学工程教育在此时尚属起步阶段。但在癸卯学制颁布后的数年内，工程类教育机构逐渐兴起，各地陆续创设或改建了多所工程专科学校以及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中国现代工程教育的规模有所扩大，质量有所提高，特别是在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方面有显著进步。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工程教育的确立。

1902年颁布的《钦定大学堂章程》，共八章八十四节

清代光绪皇帝为京师大学堂题写的匾额

此外，这一时期所积聚的教育资源，包括教职工队伍、图书资料、实验实习设施，以及办学实践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工程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

首先把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西方医学知识系统地在中国讲授的是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培养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西医医生和专家，为西方医学在中国早期的系统传播做出了贡献。

1881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施药局，后改称北洋医学馆

20世纪初，奉伦敦传道会之命来华主持恢复因义和团运动遭到破坏的医院的医学传教士科克仁（1866—1953），通过良好的诊疗技术和出色的交际能力，得以建立第一所获得中国政府承认的教会医学院——协和医学堂，它的开办标志着教会医学教育在中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同一时期，美国还有三所大学在中国开办了医学教育机构：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广东广州和上海，哈佛大学在上海，耶鲁大学在湖南长沙。其中很有成效的是耶鲁大学在长沙开办的医学教育机构。1912年，协和医学堂改称协和医学校，次年颁布了新的医学校章程。

同仁医院始建于1886年，由美国美以美会创办。图为1946年该院大门

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三次组团来华考察后，确定了在中国建立现代医学体制的计划，按计划实施的项目主要包括：在中国设立或资助医学预科学校、护士学校；资助中国多个地区的教会医院购买医疗设备与手术设备；设立奖学金和研究金，资助中国医生与护士去美国进行专门研究和培训；支持中国的医学学术活动。这份计划总体上的布局与重点支持，影响了中国现代医学的走向。

中国医学的近代化转型过程有着与科学教育、工程教育相似的从西方学习与移植的路径。同时，一起公共卫生事件成为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医学发展的契机，促进了这一转型的进程，使得许多原本不了解、不认可西医的中国人开始主动接受并认可西医。

这一事件就是1910年爆发的满洲里鼠疫。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相当于副校长）的伍连德（字星联，1879—1960，中国公共卫生学家、医史学家，1903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回马来西亚开设私人诊所，1907年受袁世凯邀聘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奉清朝外务部施肇基（字植之，1877—1958，江苏苏州吴江人，民国时期外交官）之命前往哈尔滨控制鼠疫。

鼠疫是一种以老鼠和跳蚤为传播媒介、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历史上也称“黑死病”。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疫情已经十分严重，而当地官员却自夸很懂医术，不相信细菌传染等西医理论，因此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消毒的防疫措施。但伍连德却在对一例死亡病人的解剖时发现了鼠疫杆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提出了相应的防疫计划。

协和医学堂的外籍教授

1911年初，来自北京协和医学堂和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医生及高年级医学生加入了防疫队伍，在伍连德的领导下，防疫队伍采取了分区控制疫情、治疗病人、处置死者等一系列措施，并提出以戴口罩的方式隔离飞沫传染。经过30多天不懈的努力，鼠疫疫情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1911年前后，东三省发生鼠疫，晚清政府于该年4月3日在奉天省城（今辽宁沈阳）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图为与会代表合影

在鼠疫防治过程中，中国政府方面准予对染疫死者集体火化和为探明病因进行尸体解剖，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同时也证明了科学能够拯救生命、解除民族灾难的事实。

总而言之，无论是西来的传教士和基金会，还是华侨和中国各界有志之士，都对中国现代医学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现代医学也因此得以在中国得到确立与发展。

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是中国境内第一家近代科学研究机构，它由清末来华耶稣会士于1872年创建并主持运作，且逐渐发展出了气象服务、授时服务和地磁观测。可以说，徐家汇观象台是考察中国近代移植西学历程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载体。作为徐家汇观象台在天文事业方面的开拓部门，佘山天文台于1900年建成并投入观测使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开端。

在佘山天文台建立之前，天文学界在研究方法与观测组织方面都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迁。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分光学与照相术等物理方法被应用到了天文学研究中，大大扩展了天文学的研究视野与空间。在观测组织方面，天文学刊物涌现，成为天文学家交流成果的必要平台。《佘山天文年刊》的创办、与全球机构展开相关课题的合作观测研究等，使得创建于这一背景下的佘山天文台很快便成为国际天文学界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佘山天文台的“观测数据”还包括将中国古代在天象、地震等方面的记载，用现代西方科学的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从而将它们也纳入近代天文学的体系之中。

与佘山天文台的顺利发展相反，民国政府成立后由教育部接管的清政府的钦天监改建而成的中央观象台，尽管也参照了近代科学机构的建制、规模，但由于人才、设备和经费方面的不足，只能先成立历数一科，因而无法参与到近代天文学国际研究之中。但时任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1877—1947，福建长乐人，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首任会长）通过创办《观象丛报》，发起成立中国天文学会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为后来的天文研究所的建立，以及紫金山天文台的建造积累了人才与经费。

到1934年，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筑已基本完工，并多次参与国际天文合作研究项目，还正式加入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对比佘山天文台的天文工作，可以看到，紫金山天文台与佘山天文台的天文研究非常一致。这说明，当时的天文机构对世界天文学界的研究方向有着比较明晰的认识和把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离战场更近的徐家汇观象台及佘山天文台陷入停滞状态，紫金山天文台的观测在坚持一段时间后也不得不选择将仪器转移，将天文台的主要研究工作转移至云南昆明东郊的凤凰山。但即使是在战火纷飞中，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研究工作也没有停止过。如1941年日全食时，由于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原定赴中国西北进行观测的外国天文学界学者都未能如愿前行，以天文研究所为主体的中国日食观测队成为唯一一个全程进行观测的研究团队，从而为世界天文学界留存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江苏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高鲁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天文研究所研究人员相继重返紫金山天文台，同时还正式接管了徐家汇观象台及佘山天文台。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开端。

1934年8月，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终于建成，并于9月1日举行了落成揭幕典礼

作为中国人自己建立的最早的天文研究机构之一，天文研究所的建立以及紫金山天文台的建造，发生在近代西方天文学的研究框架已渐趋完善和中国社会思想观念仍然陈旧的背景之下，这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学向现代天文学转型的重要时期。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说，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科学移植到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由于条件环境所限，中国近代天文学虽起步较晚，在资金、设备等外部条件上均与国际天文学界存在差距，但是因为研究方向上的一致，研究水平上的提升，仍然为中国天文学界赢得了与国际同行平等交流的机会。

紫金山天文台按照中式风格设计，但天文观测却需要圆形屋顶，这一棘手的问题被杨廷宝领衔的建筑师团队成功解决

无论是余青松（1897—1978，福建厦门人，中国现代天文学家，曾任中国天文学会会长）们将科学引进中国，以科学救国图存，还是传教士们在中国建立近代天文台开展观测活动，二者其实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完成同一件事，即以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进行观测，而这既是中国天文学的近代化过程，也是近代中西方天文学交流不断深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