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困境：审美客体与道光朝文人戏研究

2023-08-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婚姻成为男子单方面评定的事物，女性则沦为被欣赏、被评价的客体。王氏作为深闺女子，与外界交往不多。王氏服侍生病的婆母，在侍疾的过程中劳累染病的事迹一经宣扬，立刻引起男性群体的称赞。而王氏已经从这场悼亡的主角变为追悼者审美意识的载体，成为男权意识塑造的完美偶像。太清耻其为人，未予理睬。

从三位女作者自抒心曲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一窥才女群体风光表象下的辛酸。尽管一些开明士人对她们表现出鼓励、欣赏的态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这些行为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况且，这些所谓的“开明士人”中只有少数是真正欣赏女子才华的正直之士，大部分人是抱着附庸风雅、自我标榜或者居高临下、怜香惜玉的心态去追捧才女的。因此，名媛们大多时候只能成为男性闲谈风月时的审美客体，文人聚会时的风雅点缀甚至文学家族的依附者。

（一）符合男性审美观的才女形象

描写和歌颂女性的古代作品并不鲜见，后妃、闺秀、烈女、名妓……无论身份高低，都能成为文人的审美对象。明清才女群体的崛起增加了外界了解闺阁生活的渠道，也为文人提供了新鲜的写作素材，迅速受到时人追捧。

清代中叶，搜集编纂才女诗文成为风尚。蔡殿齐的《国朝闺阁诗钞》、恽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先后问世，将原本秘不示人的闺中之作刊印传播。不仅如此，以沈复《浮生六记》、陈裴之《香畹楼忆语》、蒋坦《秋灯琐忆》为代表的散文通过对亡妻、亡妾的点滴回忆，向世人展示了闺阁女性的娴雅风采。《浮生六记》的陈芸、《香畹楼忆语》的王紫湘、《秋灯琐忆》的关瑛、《盂兰梦》的张佩珊，无一不是美丽聪慧、温柔顺从的形象。作为妻子，陈芸、关瑛们心甘情愿陪同丈夫吃苦，为他们打点生活中的一切琐事，甚至“心怀宽广”地主动为丈夫纳妾。作为妾室，王紫湘、张佩珊们不仅以美丽的容貌取悦主人，而且不争宠、顺长辈，遵从封建尊卑秩序。这样的女子是男权审美下的女性典范。

但是，作为审美客体的女性，其精神世界是否畅快？她们的人生是否幸福？非也！

首先，封建男权主导的女性审美是畸形的。且不论一夫多妻制的无耻与荒谬，就女性的生活体验而言，在规矩森严、人情冷漠的封建大家庭中生活恐怕并不轻松快乐。从经济上看，同甘共苦固然是夫妻间的本分，但不求上进、为家族抛弃[28]的丈夫真可称为良偶？从忠贞上看，尽管妻子们都接受丈夫纳妾，但沈复在广东花船召妓、蒋坦私自纳妾等行为都在挑战妻子的底线，从关瑛“便疑司马心非一”[29]的诗句便可看出其心中的不满。从家族关系看，沈氏夫妻、蒋氏夫妻皆为表亲关系，这种青梅竹马、亲上加亲的情谊本应增进夫妻感情，但从沈复、蒋坦的文字间可以看出与妻族的疏离和矛盾，对家族关系处理不当也为夫妻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可见，“夫妻感情良好”主要为男子的自我感觉，妻子在婚姻中的感受被他们的主观话语所遮蔽。婚姻成为男子单方面评定的事物，女性则沦为被欣赏、被评价的客体。

其次，贤妻淑女作为男权审美的标准，受到了大众文人的追捧。对她们的追悼和赞美不仅局限于家人，而且成为文人的集体狂欢。比如悼念王紫湘的诗文集不仅包括丈夫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正室汪端的《紫姬哀词》、陈母的《紫湘诔》，还汇集了龚玉晨、沈秉钰、阮亨、蒋志凝、叶廷官等数十位文人的作品。最终，陈裴之将其整理结集为《湘烟小录》，被称作一时盛事。王氏作为深闺女子，与外界交往不多。婆母、正妻、丈夫对她的怀念或出于亲情，那么其他陌生人又是出于什么情谊呢？从这些悼亡文字来看，主要在夸奖她的孝顺温柔。作为大家庭中的姬妾，安守本分、孝顺长辈、辅助正妻才能符合封建男权的审美要求。王氏服侍生病的婆母，在侍疾的过程中劳累染病的事迹一经宣扬，立刻引起男性群体的称赞。又借助陈裴之的名望，引发了集体悼念的效应。文人们不吝溢美之词，尽力夸耀王氏的美德，甚至为她幻想了仙人转世的出身，以增加事迹的艺术性和传奇性。一个谨守本分的姬妾在文人的集体悼亡中成为一个审美符号，承载了他们对“优秀妾室”的定义和要求。而王氏已经从这场悼亡的主角变为追悼者审美意识的载体，成为男权意识塑造的完美偶像。

（二）男性自我标榜时的风雅点缀

自随园老人广纳女弟子成为文坛韵事开始，与才女结交成为男性文人自我标榜、展现风度的常见行为。陈文述招收碧城仙馆女弟子、自称“蕊兰书记”并镌刻印章随身携带，蒋坦自称“兰闺书记”等事迹都受此影响。诚然，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女学，促进了才女扬名，以及帮助她们的诗文流传于世，但这些做法的目的是否单纯？是欣赏、尊重才女的成分多，还是以风流自诩、展示自我的成分多呢？从一些事例来看，他们的目的并不单纯。

以顾太清痛斥陈文述一事为例，可见个别男性文人为增饰自己的风雅，打着才女的旗号做宣传的无耻行径。道光四年（1824），陈文述重修明代才女冯小青之墓，并收集时人吟咏以彰其事。为了借助顾太清的名气，陈氏转托儿媳汪端的姨表姊妹许云林代为求索太清题咏。太清耻其为人，未予理睬。不久诗集刊印，竟赫然载有署名为顾太清的诗作。顾氏遂依韵作诗讽之，并将此事记录在《天游阁集》中。诗云：

含沙小技太玲珑，野鹜安知澡雪鸿。

绮语永沉黑暗狱，庸夫空望上清宫。

碧城行列休添我，人海从来鄙此公。

任尔乱言成一笑，浮云不碍日光红。[30]

诗中“小技”“野鹜”“庸夫”等语极尽讽刺，“碧城行列休添我”更是直抒不屑与其为伍之意。陈文述一直标榜自己追随袁枚，以倡导女学闻名。从这件事看，其人品其实非常卑劣。他所谓的呵护女性无非是为自己的名声作秀。值得注意的是，顾太清与陈文述素未谋面，此事之前也并无交流，而且陈的晚辈、弟子中与太清投契者不在少数。而顾太清却不耻其为人，连题诗应付的场面客套都不做，可见对陈氏的厌恶之情。陈文述其后假冒顾太清之名刻诗的行径也恰恰印证了他的无耻，使我们看到标榜风月的“开明文人”的另一副嘴脸。

再看其子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此文名为悼念爱妾，实则标榜个人品貌与才华。文中常以“郎如玉山”“仙露明珠”[31]等语自夸，可见其自恋程度。由于文中自我标榜的语句过多，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悼文的悲伤意境，成为一篇自我夸赞的颂歌。李汇群在《闺阁与画舫》一书中对此文的评价切中肯綮：“《香畹楼忆语》是陈裴之为紫湘作传，作者本应在文中不遗余力地为他的爱姬作生平写照，然而我们看到的《香畹楼忆语》，却是陈裴之本人无所不在的《香畹楼忆语》，在不停叙说自己经历、录入自己文章的同时，他已经把《香畹楼忆语》变成了更多是自己的人生写照。换言之，不知不觉中，主宾已经倒置。”[32]王氏在这场悼亡中作为男性的审美客体出现，成为封建姬妾的标杆，其自身的个性和生命意义被完全消解。而在她最亲密的丈夫眼中又被如此边缘化，这才是真正的可悲。在男性的自我标榜中，她的存在感被严重压缩，成为男子风雅事迹的一抹点缀。

陈氏父子将女性视为装饰工具，并以此夸耀，显扬自己的开明风雅，这种庸俗与自恋令人感到肉麻可笑。然而这正是封建社会给予男性的特权，男尊女卑的社会滋生了男子唯我独尊的畸形思想。而如顾太清这样的高洁自爱者看透了他们的丑陋面目，却仍避免不了纠缠，女性的被动无奈可见一斑。

（三）文学家族的依附者

在男尊女卑的时代，良家女子一般不具备独立的社交身份，需要依靠家族男性获得地位和尊荣。明清以来，才女的大量涌现似乎打破了这种束缚——许多女性拓展属于自己的交友圈，声名甚至与丈夫比肩。但追根溯源，她们获得声望的途径除了自身才华外，大多时候还要仰仗家族资源的供给。尽管她们在作品中极力张扬个性，现实里却无法摆脱家族依附者的尴尬身份。

冼玉清曾总结过才女成名的三个途径——“名父之女”“才士之妻”“令子之母”[33]。首先，出身文学家族的女性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父母、兄弟姊妹间的日常唱和能提升她们的审美品位。其次，出于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才女们多与文学世家联姻，夫妻成为文学知己。慈父贤夫们以妻女的才华为骄傲，会积极主动地为她们造势扬名、刻印诗集。最后，如果她的子孙显达，也会为母亲博得良母的美名。这些血缘、姻亲关系都是依靠家族施与被动获得，并非女性主动争取。

比如著名的“袁氏五女”出身袁枚家族；“鲍氏三姐妹”的父亲鲍皋为“京口三逸”之一，母亲陈蕊珠亦能诗；汪端编选《明三十家诗选》得到陈家父子物质、人脉方面的极大帮助；古春老人梁德绳（许宗彦妻）召集名媛盛会之所为许氏园林，并有子孙记述盛况；顾太清是名震八旗的才女，她人生的大起大落完全操控在丈夫、嫡子、孙子三代男性手中……这些才女可以将名门家族作为舞台显露才华，却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

与这些出身文学家族的才女相比，“独闯江湖”的吴藻更为艰难。家族出身商贾，与文坛交往寥寥，其夫无法与之唱和交流。她婚后的词作经常表现出知己乏人的空虚之感：

曲栏低，深院锁，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觉此身堕。可堪多事青灯，黄昏才到，更添上、影儿一个。

最无那、纵然着意怜卿，卿不解怜我。怎又书窗依依伴行坐？算来驱去原难，避时尚易，索掩却、绣帏推卧。[34]

这首《祝英台近》描写自己的孤单身影，“卿不解怜我”等语说明夫妻二人没有共同的爱好和精神追求，这种泥于世俗的婚姻生活对性格清高浪漫的吴藻产生了巨大的精神消磨。为了拓展交游圈，吴藻甚至拜人品、才华远逊自己的陈文述为师，进而与汪端、梁德绳等名媛相识，成为江南名士才女圈的一员。从吴藻的事迹可以看到，才女只有与文学家族结交才能更好地融入文坛。这种交游的出发点固然源于才女自身的生活情趣，但也折射出她们与男权主导的名门家族间的依附关系。封建时代女性独自与外人交往时承受的非议可想而知，然而吴藻不得不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文学之梦。这与她追求独立的本性相比，显得多么讽刺。

总之，无论封建女性的才华多么出众、性格多么孤高，她们都无法撕下“被动”“客体”“附属”的标签。在与男权社会的抗衡中，她们只能选择顺应潮流。

精神困境：审美客体与道光朝文人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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