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朝的各种积弊,以鸦片流毒最为棘手。道光时期,大部分人尚未意识到鸦片的危害,反而以之为解乏、消遣的良药,对禁烟法令提出质疑。此时的文人戏没有一部将禁烟作为主题,仅将鸦片流行的状况或禁烟法令作为时事情节插入其他题材的作品。剧情写到王、聂二人吸烟后,引来五六个鬼魂上场讨要鸦片烟。作者对鸦片流毒的揭露不仅在于宣传禁烟,更在于揭露世人颓废堕落的心理困局。......
2023-08-05
(一)洋务书籍的编纂者
道光十四年(1834),梁廷枏考中副榜,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其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地点也迁到了广州。广州城作为当时清政府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经济发达、风气开放,为梁廷枏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在这里梁廷枏走出书斋,进入广东海防书局工作,参与修撰了《广东海防汇览》。这部书是由广东督抚衙门组织修撰的一部海防史地资料汇编,堪称我国第一部海防专题研究著作。梁廷枏在其中承担了编排、撰写的主要工作,这一经历增加了他了解西方的机会。《汇览》占有丰富翔实的材料,有些来自前代的史书,有些来自时人著述甚至梁廷枏本人的见闻。可谓纵贯古今、与时俱进。梁廷枏在论述中大量加入自己的海防主张,增加了全书的应用性,为执政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如“凡例”第九则云:
外海内河,两殊营分,并与屯防陆路,互倚声威。先外海以捍边陲,次内河以存根本,终之以海埏陆地惟心腹之用,固见唇齿之相依。[11]
作者没有孤立地研究海防问题,而是将外海与内河乃至内陆联系在一起,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联防壁垒,体现出宏观统筹的思想和纵览大局的眼光。
梁廷枏还以非凡的前瞻性准确判断出英军入侵的企图,预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发生。他在书中提醒执政者:“他省海防,止防海寇,粤省则兼防夷人。”[12]他在论证中详细解释道:
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使臣请赏给附近珠山海岛一处及附近广东省城小地方一处居住,窥伺之意于此已露其端。[13]
梁廷枏通过英方的外交要求发现了其隐蓄已久的入侵企图,及时指出以提醒当局。可惜他作为一名低级官吏,没有机会执掌国家命运,也没有渠道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只能将他的治国才能展现在著作中,留给后人无尽的感叹。就在《汇览》出版两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方惨败,整个民族陷入无尽的噩梦。
《汇览》问世不久,梁廷枏又负责总纂了另一部海关著作《粤海关志》,该书也成为海关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14个门类,介绍了广东海关的沿革及通商制度等,其数据之精准、史料之丰富无不体现出梁廷枏深厚的学术功底。《粤海关志》作为广东地区的海关贸易通史,尤其注重对经济制度的记述和分析。“口岸”“设官”等章节对粤海关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和介绍。上自唐代、下迄道光当朝,不仅史实详细,而且予以配图说明。“税则”“课额”“经费”等章节,探讨了粤海关的收入与支出问题。不仅阐明了海关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与作用、运作的原理,而且揭露了海关工作人员贪污亏空的常用手段,为新管理者尽快熟悉海关业务、肃清积弊提供帮助。
更重要的是,梁廷枏通过《粤海关志》表达了自己对禁烟的态度和对夷商的看法。“禁令”一章对清代的禁烟历史进行了总结:
近年以来,独以鸦片烟流毒中华。……现复严立规条,除恶务尽,此实海关要务。故此篇详载历次办理鸦片烟章程,俾万世有所遵循,庶仰副圣主培国本、厚民生之至意焉。[14]
书中以两卷笔墨专门论述禁烟历史,认为“严禁”才能从根本遏制住鸦片的流毒。尤其以黄爵滋、林则徐的禁烟奏折作为例证,大量引用他们的观点,表达了作者对禁烟运动的支持。“夷商”一章则介绍了广东地区出现的这一特殊群体,也谈及对外贸易的现象和规律。对于夷商,梁廷枏表现出防御和管控的态度。他认为“夷人之性,唯利是图”,“地方安危系于市易,而市易厉害在于夷商。杜渐防微之道,故不可不详且慎也”。[15] 同时着重指出西方传教士借宗教蛊惑人心、聚敛钱财之事,提醒执政者提防夷商。这两篇文章表明了梁廷枏对鸦片危害的清醒认识和对西方侵略者的警惕。他搜罗了大量例证披露英国侵略者的真实意图和险恶目的。可以说,梁廷枏在这部以考据、汇编为主要内容的史志著作中融入了先进的政治思想。
注重军事建设的《广东海防汇览》与注重贸易制度的《粤海关志》珠联璧合,为广东行政官员提供了完备的施政参考,为洋务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指导。梁廷枏也因此得到邓廷桢和林则徐的器重,成为他们的顾问高参。
(二)鸦片战争的见证人
道光十九年四月廿二(1839年6月3日),林则徐领导广东人民进行虎门销烟,历时23天。梁廷枏等爱国文人群情激奋,撰写了大量诗文赞颂销烟的功勋。梁廷枏在《销烟钟铭并序》中揭露了英国商人“包祸心而窥利薮,昧善术而罔财源”[16]的险恶用心,并痛陈鸦片之危害:
所属遍栽罂粟,巧制芙蓉。抟泥土而化烟云,转芳馨而成臭腐。……竭中朝有尽之宝泉,贻庶姓无涯之害壑。毒且邻于蜂虿,黠更甚于鼯鼷。往往燃灼血华,熏煎肺叶。[17]
林则徐的销烟壮举不仅打击了鸦片商的嚣张气焰,而且振奋了民众抵抗外夷的士气。对此梁廷枏以“以兹痼习,一扫而空”[18]之语予以热情歌颂。
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梁廷枏作为林则徐得力的助手和支持者,亲身参与了这场战斗。他积极谋划、勇敢抗敌,表现出不屈的气节和报国的意志。其诗集中有一组五言古诗《杂感五首》,详细记录了战争的始末。诗中形象刻画了侵略者的贪婪嘴脸:
红毛俗尤悍,斗狠无空拳。……一从牟粤利,衔尾来蝉联。……罔市求登垄,负嵎思垂涎。狼贪欲其逐,羝触惩莫悛。……发迟祸愈烈,患养毒必延。[19]
面对这些包藏祸心的侵略者,清政府却妄想以德服人,显得幼稚软弱。梁廷枏凭借多年的洋务经验,早已洞悉了英人的真正意图。他在诗中对清廷的政策提出质问:“德意如能宣,胡为肆酖毒?百货泉流通,所凭惟罂粟。厉禁廿年余,流弊先几烛。”[20]同时,他对“弛禁派”的观点进行驳斥,诗中将弛禁派消极抗敌的态度比喻为“掩耳学盗铃”[21],充满辛辣的嘲讽。最令人感动的是第五首作品,作者在战争的宏大事件中加入个人情感,既有对家人的眷恋又有壮志未酬的愤懑。
高堂垂暮龄,如履春冰薄。出门谋旨甘,入室尝汤药。自叹少孤贱,赓吟鲜棣萼。门祚况伶仃,尉情乏稚弱。……半日离慈庭,五衷等钻削。春晖苦无多,壮怀伤落拓。[22]
梁廷枏此时肩负着家与国的双重责任,但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他毅然选择了投身战争,但内心对母亲的牵挂和愧疚之感仿佛“钻削”肺腑,痛彻心扉。这种情感使得家国大义更带有人情味。诗末壮志未酬的愤懑情绪与开篇的报国热情构成了强烈对照,他对朝廷的失望也达到极致:
手著筹海编,借箸光萤爝。到此竟空谈,心血付荒漠。《广东海防汇览》未及奏进而夷事起。[23]
心血付诸东流,“竟空谈”“付荒漠”二语凄凉悲怆,诗人的心境一览无余。当然组诗最后还要对朝廷、对未来有所希冀,但“行行奉板舆,海滨振清铎”[24]一句与之前的真情挚意相比显得苍白无力。所谓的“振清铎”不过是幻想中的美好愿景,作者已经丧失了对朝廷的期望和信任。诗歌至此戛然而止,留下无尽的伤感与无奈。
此外,梁廷枏亦有《夷氛闻记》一书传世,以亲历者的视角记述了鸦片战争的起因、经过及影响。该书并未署名,后经晚清学者傅以礼考证为梁氏手笔。如果说《杂感五首》组诗对鸦片战争的感悟是概括化、抽象化的,那么《夷氛闻记》一书则是通过具体翔实的事件来讲述鸦片战争的每个细节,为读者披露真正的历史。其中对作战细节的披露,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表达了对牺牲将士的敬仰之情。关天培、陈化成、陈连升等将领都殁于此役,其情不朽、其志不灭。梁廷枏目睹了他们殉国的惨烈场面,在书中以纪实文学的手法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弘扬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其次,为林则徐等人翻案。鸦片战争结束后,主战派官员受到了投降派的污蔑和倾轧,以林则徐为首的能臣遭到贬官流放。梁廷枏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挺身而出,实事求是地证明了林则徐的功绩和琦善等人的罪状,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最后,反思总结了清廷失败的原因,并提出军事建议。当时愚昧的国民经常将英国人妖魔化,清军也不例外,在作战中通过法术“降妖除魔”。中英的实力悬殊令梁廷枏开始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他没有停留在技术、武器的表象上,而是探索两国制度和战术的不同。这种深刻、智慧的思考较“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浅层视野迈进了一大步。在今天看来,他对西方的理解和对国家振兴转型的思考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可惜梁廷枏人微言轻,他的观点并未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鸦片战争对梁廷枏的影响不仅在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国力落后的反思,而且包含了对朝廷的失望。在邓廷桢、林则徐遭受贬谪之后,梁廷枏的失望情绪愈加强烈。邓廷桢任职广州期间宵衣旰食、吏治有方,梁廷枏对此十分钦佩,曾作诗“却愧才非燕许笔,磨崖高纪政成碑”[25]来颂扬他的功劳。邓氏罢职后,梁廷枏以屈原比之,云“剩有楚庭寥寂客,夜凉犹自绘《离骚》”[26],以赞赏其高洁的品格和忧国忧民的情怀。邓氏贬谪流放之时,许多人避之犹恐不及,梁廷枏却雪中送炭、寄诗安慰:
无端疑信在他乡,料得从容下去墙。恩重雷霆皆雨露,老来关海况风霜。乾纲赏罚凭成败,世局功名判变常。岭外有梅寒又暖,十分寒却十分香。[27]
全诗充满不平之气,卓有风骨,表达出作者慷慨磊落的性情。此时的梁廷枏早已不再是沉迷考据的旧式文人,而是胸怀壮志的能臣干将。梁廷枏在邓廷桢戴罪之时能够挺身而出,直指朝廷的错误,其过人的胆魄和正直的人格值得我们钦敬。
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梁廷枏对朝廷的不满达到极致。他毅然放弃了仕途,辞官归隐。对八年的官场生活没有丝毫留恋:
无聊风雨送归舟,西潦东潮竞载愁。半道仓皇怜孟浪,八年踪迹苦淹留。[28]
归乡后,他又作诗说明自己去职的原因:
烈士肝肠余怒发,书生戎马炼雄心。三千客路多疑信,二万乡屯费酌斟。捧得调符归来晚,长缨欲请再沉吟。[29]
这种愤懑的情绪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即使隐居乡间也仍未消散。《纸鸢感作》一诗就含蓄地表达了对朝政混乱、仕途险恶的隐喻:
暂将彩色欺稚童,到底雄风借大王。天路只愁弓月险,云程还逐弹星忙。围城不用传鸿信,劝莫徘徊恋夕阳。[30]
诗中以“稚童”喻自己和有识之士,“大王”指统治者。决策权和国家的命运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忠臣志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施展。“天路”二句道出仕途之险恶与朝堂各派间的内斗。“围城”指保守顽固的统治阶级,他劝诫有识之士面对腐朽的统治,不要再留恋日薄西山的“夕阳”之景。这首诗寓意深刻,隐讳地说出自己对时政和朝廷的看法。尤其将清政府的统治比作“夕阳”,显示出梁廷枏对清廷的彻底失望。
从聘入海防书局编修书稿,到《南京条约》签订后失望辞职,八年的宦海生涯与洋务工作使梁廷枏得到了极大的历练和提升,他由一个旧式文人脱胎换骨为开明之士。西方文明和鸦片战争的洗礼引发他对未来的深刻思考,为其成长为西学大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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