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朝的时局已经无法容忍这种懒政、怠政的局面继续恶化。他任职浙江时,遭遇西洋军队入侵舟山。王氏与之展开顽强抵抗,最后力挽狂澜,获得嘉奖。面对衰朽的国运,他又将《宝鉴》传与子孙,希望家族世代为国尽忠。在吏治腐败、政府无为的道光朝,国家的覆灭已成定局。罗瀛的《祷河冰谱》则与前人不同,重在歌颂陶澍的才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贤臣的呼唤和崇拜。......
2023-08-05
忠君爱国是封建文人的崇高理想,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却是他们的现实追求。对周乐清而言,国家与个人共生共荣。身居高位不仅可以满足自身的荣誉感、实现人生价值,也可以更好地为国效力。因此,科场落败、官场失意的遗憾对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开始心灰意懒,产生了厌倦情绪,而这种情绪也被他代入文学创作中,所谓:“天下奇才志士磅礴郁积于胸中必有所发,不发于事业则发于文章。”[71]从《补天石传奇》人物结局的安排上,我们便可以看出周乐清潜藏于内心的“磅礴郁积”之情。
周乐清改写了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使他们在剧中成为救国的股肱之臣。倘若故事至此终结,便与其他大团圆的作品没有区别。可是作者在主角功成名就之后,又为他们增加了成仙得道、归隐山林的结局。《定中原》《琵琶语》《碎金牌》三剧均出现了这种设置,不禁令人深思。这样的情况并非巧合,而是表达了一种隐喻:出尘避世。
英雄们虽然心系国家和苍生,但他们对丑恶黑暗的现实无法容忍,因此在完成使命之后纷纷选择逃离,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和宁静。现实中的周乐清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对君主社稷忠心耿耿,另一方面对官场的跳梁小丑嗤之以鼻,再加上看透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因此出尘避世的愿望在他的潜意识里萌芽,并反映在《补天石传奇》中。周乐清肩负着养家的责任,不得不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但他的内心早已如一潭死水:
遂摧眉折腰,日亲鄙事。至今日而俗吏之俗,几至不可向迩。其惟质使然耶?抑境地使然耶?抑时势使然耶?明眼人当辨之,会心人当领之,而局中人则维有举万千俗情俗态,付诸无何有之天,任之而已。[72]
这番喟叹切近庄子,以“局中人”进行自嘲,又较《补天石传奇》增加了一层愧悔之意。在周乐清晚年致友人的信中,他再一次明确表达了对自己早年跻身官场的懊悔:
弟自湘波浥润,京国带铨,从此马首东瞻,又作登场傀儡。频年困守已极,围荆掣肘,情形迩以。捕务日艰,清查更紧,进退维谷。辄唤奈何一梦黄粱,真觉输君早醒矣。[73]
宦游一生,却有“一梦黄粱”之感。当年英姿勃发、一腔壮志豪情的青年才俊终于在现实的消磨中耗尽了热情。
综上所述,《补天石传奇》作为一套“补恨”的作品,旨在通过历史本事的改写,表达弘扬忠义正气、抨击奸佞丑恶、弥补现实遗憾的美好愿景。由于作者处于风雨飘摇的道光朝,其视角也兼顾到国家兴亡与抵御外侮等方面。而剧中人物功成身退、成仙归隐的背后,又隐藏着不遇文人出尘避世的感伤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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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5
准确来说,中国悲剧文学体现出的是一种婉转隐晦的“感伤风格”。感伤主义作品体现的敏感、哀伤的色彩与道光朝文人戏感时伤事的情绪非常相似。这种文学自觉不仅是对个人情感的忠诚,更是对社会良性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深远责任。感伤风格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特征,在乱世背景下的道光朝文人戏中日益突显,成为其主流风格之一,显示了文人群体先进的觉悟和细腻的情思。......
202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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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5
但是戏曲的题材独创性却逐渐落后于小说——多见改编之曲而少见原创之作。道光朝戏曲对原著小说的依附性,反映出当时戏曲题材单方面向小说借鉴的特征。戏曲题材创作性衰弱主要受到当时曲坛竞争的影响。花雅争胜以花部戏曲成为舞台主流、文人戏案头自娱为结果。但从文学性上看,这些作品囿于原著的藩篱,使古典戏曲的独创性日渐萎缩。宋元以后,则统称戏曲艺人为“优伶”,或称“优人”“伶人”“伶工”等。......
2023-08-05
第二条线索恰好与之相反,一部分道光文人曲家希望从传统曲体中汲养,以实现文人戏的重振。综上,道光朝文人戏的文体发展呈现出前进与复古并存的双线索路径,这在戏曲文体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02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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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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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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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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