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许多汉学家身兼朝中职务,有的官至学政、巡抚。总之,考据学风对道光朝文人造成了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道光文人也不例外,生逢国祚衰微,一些学者率先将深厚的考据功底运用到时务研究中,以精准细致的考察和科学先进的结论为执政者提供参考,确立了专注时务、经世致用的新学风。边疆史地学自乾隆学者祁韵士开始起意,经过道光文人的发扬光大逐渐成熟。......
2023-08-05
上一章我们谈到了道光朝文人戏的实证风格。文人戏作者兼具学者身份,他们在创作中不自觉地以史笔入曲,形成了浓厚的考据风格。不仅历史戏受此风影响,就连多奇闻玄语的奇谈戏也被注入了实证精神。
奇谈戏的题材大多为口头流传的故事,影响力受到地域和时代的限制,很难被观众信服。为了增强本事的真实感,作者或通过附文的方式在剧本前后详述本事始末,或将自己作为剧中人物登场。后者在文人戏中并不鲜见,这种特殊的写作视角引发出独特的审美体验,带来一场戏剧虚实之辩。
古典戏曲的开场,杂剧称为楔子,传奇呼为吊场,其功能在于概括情节和介绍人物。杂剧中或安排主要角色轮流上台自报家门,或由某位配角上场,敷演大意;传奇则继承了南戏中“副末吊场”的传统:“宋人凡勾栏未出,一老者先出,夸说大意,以求赏,谓之‘开呵’。今戏文首一出,谓之‘开场’,亦遗意也。”[20]总之,楔子或吊场是戏曲开场的程式化体制,吊场的副末则多由剧中配角兼任。
“作者登场”是将副末与作者的身份重叠,即作者本人(以真实姓名贯之,实际演出中仍由演员担任)开场亮相演说剧中之事,并叙自己因何起意、耳闻目睹云云,以证此事不诬。在传统文学的主客关系中,作者作为文本的主体创造者,拥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完全掌控剧中人物的命运;对于客体观众的影响则通过作品的间接单向传导,控制力极大减弱。而“作者登场”为作者与观众提供了直接的交流互动,增强了作者对观众的诱导力,从而降低了观众对本事真实性的质疑。
纪圣宣的《青衿侠》、春桥的《四喜缘》等作品都通过“作者登场”的办法为本事的真实性站台,借以传递并强调自己的观点。
《青衿侠》传奇又名《儒侠记》,为胶州老儒生纪圣宣所作。他选取当地名士刘子羽为友纾难的故事,演绎了一场羊左之交。第一出开场不仅讲说本事来历,而且交代了作者高龄制剧的创作背景。
老夫乃胶州大珠山下一个居士是也。身栖林下,名匿山间。且喜无虑无忧,活了九十五岁。昨日偶到城市,见一本新出传奇,名为《儒侠记》,写青衿之豪举,诛忤逆之忍心。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老夫不但耳闻,皆曾目睹。因将记中大意,编了一首《汉宫春》词,做个破题儿开场。正是匠心独运才华妙,慧眼同观月旦评。(唱介)
【汉宫春】(副末)事出胶西,本王生兄弟。身丧奸回,幸得同盟抱状,讼烛官欺。公堂辩,折俾孀孤吐气扬眉。案悬宕,人因上控,青衿一哭沾衣。
最后密州程令把奸除,侠表传播如雷。世移囹圄,依旧薄宦初羁。偶闻牢禁诵遗诗,泪向宵垂。谳白后刘生尚在,他乡重作相知。
这一曲《汉宫春》,把一部《儒侠记》的始末,概[21]括已尽。但其中头绪太繁,观听者难于详记。待老夫再约举大要,指出四个姓名,以为是记之纲维,使人容易流传。你道是那四个姓名呢。
祸弟体的儒生王无竟伤哉俱殉,
哭监司的义友刘翼明渺矣难追。
骋途杀的奸民徐思让犹然欲脱,
抱诗篇的谪臣周证山却也堪悲。
道犹未了,那王生登场来也。(下)[22]
纪氏开篇自报家门,并以“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之语对事件的可信性予以着重强调。其后所诵四句纲领,则通过“观听者难于详记”“指出四个姓名”“使人容易流传”的因由巧妙引出,毫不突兀。下场时又以局外人之身份为主角登场报幕,从旁观者的角度跳回戏中故事,完成了戏里戏外的顺利交接。
《四喜缘》的作者则直接以剧中人的身份出现。第一折“志喜”中,作者化名言近村,交代制曲之事。“学生言近村,十年载酒,万里看山。近赴诗朋之约,来为香国之游。……昨闻同事陶李二君,偶步春场,便成奇遇,清宵无事,为谱《四喜缘》传奇一折。”[23]其后,有吉升戏班到来,班中二名旦角分饰《四喜缘》中两位女艺人,以抚慰陶四州相思之苦。这段戏中套戏的桥段一方面道出了作者的制曲目的——为友人排遣襟怀,另一方面又对作品的未来搬演作出预想。剧本开篇预写未来演出之情景,造成时序上的错乱之美。而刘四喜二女,本为虚构之角色,又以剧中虚构名伶假扮,体现出人物身份重叠的多重意趣,作者虚实交错的演绎手段可谓高妙。
另一种“作者登场”,是作者以主人公友人的身份出现,在剧末说明受好友所托创作此剧。至于现实中作者是否与剧中人物相识,则虚实不一。如黄燮清在《玉台秋》一剧中化名恽士珍,作为主人公吴康甫的友人参与全剧。现实中,吴、黄二人的确有过交游经历,将生活的真实情境带入艺术创作,增强了作品的写实意味。
与之相反,蒋恩濊的《青灯泪》传奇取材于道听途说的故事,作者与当事人并不相识。在末出“曲传”中,作者加入云游道人的角色,并以自己的字号“梅水道人”命名。其实,《青灯泪》的主线故事在前面已经讲述完毕,这一出“曲传”就是对全剧进行收束总结,并交代制曲的动机。梅水道人宾白云:
前日散步江头,竺山和尚拿本诗词,正待烧毁。是俺拿起,看了一遍。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句句是才子佳人,语语是生离死别。竺山和尚也就果然把始末原由说了一回。[24]
其超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是作者思想的代言。这里的登场拉近了作者与本事的距离,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
身份虚实转换最为高妙的当数许鸿磐的《儒吏完城》。作者在全剧结尾,将自己的身份以一虚一实的双重形态呈现,堪称标新立异。剧中的主角朱凤森与许鸿磐为好友,朱氏曾向作者出示自己的日记,对其讲述自己抗敌护城的经历。许氏据此创作了杂剧《儒吏完城》,并在结尾处安排副净登台,叙说自己制曲的动机:
(副净)老父母竭尽心力,留得合城性命。五中感激,难以言传。谨制成守孤城北曲一套。(指净介)他是学内老诸生,素通音律,弹得好三弦。因令他按谱弦歌,以代传颂,扬不尽之意。[25]
后文以【货郎儿】九转套曲结撰全折。作者将此曲通过虚构的人物之口唱出,借以表达“谱一套纪实的九转【货郎儿】播千载”[26]之意。至于自己的真实姓名,则巧妙地在结尾处安排差人传语:“候补州许太爷差人送来所制老爷守浚北词四套,后有诗一首。”[27]这里的副净和许太爷都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作者将同一身份一拆为二:前者是城中士绅的代表,后者是朱凤森的好友,即自己的真实身份。这种先虚后实的写法使作品别具意趣。
道光朝文人戏中“作者登场”的写作技巧其实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四喜缘》中作者化名“言近村”,便是改写自《红楼梦》的“贾雨村(假语村)言”。《红楼梦》以一僧一道点化顽石开篇,继而写空空道人将石上文字抄录一番,经世间作者曹雪芹等人修改增删成书。这种记述使小说仿佛出自仙家幻笔,作者曹雪芹不过是记录传播之人,形成虚实交错的辩证之美。“作者登场”正是以类似的笔法,让作者成为真实事件的记录者而非虚构文学的创作者。观众事先接受了这一前提,很容易将作品中真实与虚构的情节一并视作实录。当然,道光文人曲家在借鉴的基础上也有突破。比如《花里钟》《玉台秋》二剧,作者饰演的人物脱离了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到情节的发展当中,成为一种主动性的介入。这种情况较《红楼梦》又复杂了一层。
总之,“作者登场”的写作技巧增加了作品的可信度,将虚构艺术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形成了虚中带实、实中映虚、虚实不辨的文学奇观。这是道光朝文人戏技巧探索的新尝试,具有修饰结构与风格创新的非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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