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者登场”为作者与观众提供了直接的交流互动，增强了作者对观众的诱导力，从而降低了观众对本事真实性的质疑。纪圣宣的《青衿侠》、春桥的《四喜缘》等作品都通过“作者登场”的办法为本事的真实性站台，借以传递并强调自己的观点。另一种“作者登场”，是作者以主人公友人的身份出现，在剧末说明受好友所托创作此剧。道光朝文人戏中“作者登场”的写作技巧其实受到《红楼梦》的影响。......
2023-08-05
《道光朝的文人戏研究》：情感复杂化与符号性角色登场
【摘要】：文人作家在作品中赋予的“情”也出现了从“抒情”到“论世”的复杂转型。符号性人物的出现是曲家“论世”诉求的必然选择，“情”的复杂化和扩大化——“论世”需求的出现则是符号性人物出现的根本原因。武则天形象就是符号性人物的典型代表。这样的符号人物为剧本提供了“论世”的天然基调，满足了道光文人的创作诉求，促进了道光朝文人戏向“情”的复杂化不断迈进。
关于文人戏的抒情特征，杜桂萍师在《抒情原则之确立与明清杂剧的文体嬗变》一文中提出了“‘自喻’性表达”的概念，认为“借助与剧中人物、事件的某种对应关系，暗示或者映照作家自我的生活经历或某种私人性情感”[66]，简单来说，就是“自我”与“艺术形象”之间属于二元对应的关系。这种情况在清初的写心杂剧中比较明显，具体表现为易代之悲和恋情之恸。
这种二元对应的创作原则在道光之际发生了变化，体现为“个体对应—群体对应”的转移。文人作家在作品中赋予的“情”也出现了从“抒情”到“论世”的复杂转型。
“个体对应”是指作家将个人情感经历投射在作品中，以剧中角色为自己的代言人，其内容无外乎个人的爱恨情仇。道光朝文人戏则逐渐抛弃了作者和剧中人物之间的一一精准对应，仅将剧中角色视为一种普遍性的符号，成为某种情绪的象征。作品中的“情”也不再局限于私人情绪，而是升华为对人生、对爱情、对社会的宏观性思考。
人物的符号性与“论世”功能相辅相成，当某个属于特定文化意象的角色（比如武则天象征女权主义、杨玉环象征爱情）出场时，观众马上会联想到其背后的象征意义，进而对作者的观点做出准确预判。符号化人物的出场可以为作品提供先验背景，有利于作者在有限的篇幅中展开宏大话题。符号性人物的出现是曲家“论世”诉求的必然选择，“情”的复杂化和扩大化——“论世”需求的出现则是符号性人物出现的根本原因。
武则天形象就是符号性人物的典型代表。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她代表了女性对权利平等的追求，是宣扬女性解放的先锋。严廷中的《判艳》《洛城殿》杂剧，均以武则天为主角，正是借用了其蕴含的女权意象。
《判艳》开篇介绍武则天死后封为如意妃子，掌管奈何司中风流怨鬼，上官婉儿从旁随侍。武氏开场直陈生平，歌云：
【一剪梅半】竟把唐家改作周，衮也风流，冕也风流。红颜似此足千秋，生也风流，死也风流。[67]
执掌阴司后的武则天对自己生前的淫乱行为开始反思，也对世间为情爱困惑的女性表达了无限同情，所谓“怎奈众生万念可灰，只有这色欲关头，不能打破。则这大千世界一日十二时内，不知有多少迷死的冤魂”[68]。
时逢中元节，武则天发放众女鬼，为她们指点迷津。剧中安排了六位女鬼出场，分别代表六种情死因由：少女伤春、欢淫过度、小妾受虐、青春守寡、改嫁羞愧、受辱怀孕。这六种悲剧皆因外界压迫所致。少女伤春、青春守寡、改嫁羞愧，都是受到了舆论压力的迫害，女性丧失了追求自由的权利，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小妾受虐、欢淫过度则反映了封建婚姻伦理制度对女性的戕害。在封建婚姻中，妾的地位极其低下，可以被家主任意凌辱，甚至处死、买卖。很多姬妾不仅承担着沉重的家务，还经常成为夫妻之间的出气筒，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然而无论正妻或者姬妾，最终都要服从“夫为妻纲”“出嫁从夫”的伦理要求。欢淫过度而死的女子生前因美貌遭到丈夫的无度索取，最终一命呜呼。对于畸形的夫妻关系，作者借上官婉儿之口评价道：“错将淫态当温柔。”[69]
与上述五种情况相比，受辱怀孕导致少女惨死的案件更是直击治安混乱、恶人横行的社会现实。女子受坏人迷奸怀孕，却只能忍气吞声、投河自尽。施暴者逍遥法外，受害者承担后果，这是怎样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女性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遑论尊严和权利？
作者笔下的“情”并非美好的爱情，而是封建婚姻制度、伦理制度乃至法治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和戕害！它们打着伦理纲常的旗号，肆意践踏女性的尊严与生命。作者通过六位女鬼的哭诉，将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的不幸遭遇暴露于众。虽然没有激越的批判之语，但足以唤起世人的同情。最后，作者安排武则天以法力度脱群鬼，使她们“来世遂意如心，各偕匹偶”[70]，为全剧留下一个看似光明的结尾。然而这种寄托来世的无奈恰恰表明封建时代女性的地位难以改变，作者对现实的讽喻更加深一层。
武则天称帝给男权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皇权女性化成为卫道士们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对于女性来说却是扬眉吐气的壮举。尽管武氏称帝期间未能真正实现女科举的理想，但宫中女官们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涌现出以上官婉儿为首的一大批才女。皇室贵妇也以武氏为榜样，太平公主、韦皇后都试图成为女皇，在政治斗争中展示了高超的手腕。因此，性别解放、尊重人才的武周时代成为历代文人向往的理想国。无论《镜花缘》中武则天开女科举的情节，还是《谢瑶环》中机智勇敢的女巡按形象，都是借用了武周时代女性崛起的大背景进行的合理化虚构。
《洛城殿》便借用了武则天开女科举的传说，表达作者的怜才之意和对改革科举制度的企盼。剧写武则天登基后，招考天下名士才媛，科举规定：“中试后各按名次，两相婚配，使才子佳人，都成眷属。”[71]来俊臣、傅游艺等酷吏企图以舞弊弄权，但他们的子女不仅未能中选，反而当众出丑。施展才华、得配佳偶是名士才女的共同理想，在清廷的腐朽统治下，不仅女性没有进身之阶，就连男子也难免困顿科场。这段情节直指明清以来的科场黑暗，抒发了作者的愤恨不平之气。
总之，武则天形象代表了女权崛起、人性解放以及功业理想等多重元素。这样的符号人物为剧本提供了“论世”的天然基调，满足了道光文人的创作诉求，促进了道光朝文人戏向“情”的复杂化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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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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