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型作家与史笔入曲：《道光朝文人戏研究》

2023-08-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实证精神在戏曲创作中具体体现为以史笔入曲。对张骞其人、博望访星其事进行了详细考察，就连剧中的配角与一些细节，也力求符合史实。考据固然是学者风范的体现，但过犹不及，在文学创作中过分强调史实的行为不但无益于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反而会造成行文的冗余和乖谬。[53]二者相较，句式、关键词完全相同，这种直引式的改写使戏曲作品延续了《史记》洗练深邃的艺术风格。

随着案头化发展带来的制曲便利，文人们将戏曲创作变成日常的文化行为。只要情有所动，就可以诉诸曲词，不必考虑宫谱声腔。因此，文人学者在治学之余通过戏曲来陶冶情操、抒写心意。

兼具了学者身份的文人曲家将治学生涯中训练出的“考据癖”带入戏曲创作，许多作品都体现出鲜明的实证特征。实证精神在戏曲创作中具体体现为以史笔入曲。一是在剧本前后附录人物传记或本事考证，二是剧本内容完全从史传等典籍中摘录。

第一种情况在《桃花扇》中已经出现，到了道光朝，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本书搜集的百余种作品中，大半都在剧本前加入考证部分，向读者极力阐明故事的真实性。以李文瀚的《银汉槎》为例，作者在剧前收录《张骞本传节略》《汲黯本传节略》以及《通鉴纲目》《汉书》《淮南子》《博物志》《星经》等16部史地志书的相关内容节选（统称《考据》）。对张骞其人、博望访星其事进行了详细考察，就连剧中的配角与一些细节，也力求符合史实。乘槎访星之事本出于古人美好的幻想，且本事经过历代加工改良，根本不存在真实性。在南朝刘宋时期的《集林》中，尚未记载访星之人的姓名，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才将此事附于张骞名下，始有“博望访星”一说。力图为一个虚构的传说寻找真实存在的证据，这件事情本身非常荒谬。考据固然是学者风范的体现，但过犹不及，在文学创作中过分强调史实的行为不但无益于提升作品的艺术价值，反而会造成行文的冗余和乖谬。作者的主要精力投入考据方面，而忽视了剧本的遣词度曲，这种情况在道光朝文人戏中屡见不鲜，形成了本末倒置的不良风气。

除了考据本事外，《桃花扇》还开创了另一个先河——列出切末、角色清单。在剧本中简单地列出登场角色，可以使作品的眉目更加清楚。就好比学术专著后的检索目录一般，具有省时省力的效果。这种做法也被道光文人所沿用，尤以褚龙祥为甚。他所作的传奇《红楼梦填辞》不仅列出《脚色》《红楼梦配合脚色》《红楼梦稗说谚语》之类的目录，就连贾家的眷属、戚属、族属，各房仆婢、戏子等各色人物都全部分类排列。这样详尽的清单说明作者对原著小说研读得非常透彻，对学术归纳法也十分热衷。

第二种情况表现为照搬典籍。

历史戏从史书和传记中取材是常见的现象，但完全照搬的情况并不多见。道光曲家却走向这个极端，他们在改编历史事件时，就连对话和细节都力求符合历史真实。比如彭剑南以冒襄、董小宛为原型创作的《影梅庵》传奇参照了大量史书，剧末的跋文记载：

偶检《虞初新志》，养疴消遣，读《冒姬董小宛传》，心绪怅然。……以《影梅庵忆语》、张公亮《本传》为经，旁取吴梅村《题董白小像诗》，范质公《壬午救荒记》，韩慕庐《潜孝先生冒征君墓志铭》，为之证佐。[51]

这些传记和回忆录中的情节在剧本中均有体现，剧本的写实意味很浓。但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影梅庵》传奇成了《影梅庵忆语》的异体同文之作，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做法使得该剧遮蔽于原作的光彩之下，完全不见新意。

有的作品在个别语句上直接摘录典籍原文。这种情况在清中期比较常见，比如乾嘉间戏曲家石韫玉的《罗夫采桑》杂剧，开场念白大段引入《陌上桑》诗句。与之相比，道光朝文人戏对典籍的借用并不生硬，只是在行文间穿插出现。这种不经意的原文摘录，恰好反映出他们熟读史料的学术功底。

沈筠的《千金寿》以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为本事，情节与《史记·魏公子列传》完全相同，个别文字也直引《史记》。如第十一出“义激”中侯嬴献计信陵君，云：

当年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欲报父仇，三年莫能得。公子使客斩其仇头以献如姬。[52]

而这一段《史记》原文为：

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莫能得。……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53]

二者相较，句式、关键词完全相同，这种直引式的改写使戏曲作品延续了《史记》洗练深邃的艺术风格。

清代是古代文化的集大成时期，得天独厚的文化滋养为清人治学提供了优渥的条件，但机械的研究方法和保守的学术氛围也扼杀了文人的性灵。在戏曲创作中依然机械地运用学术手段不仅禁锢了作者的想象力，也造成了文体的凋敝和变异。

学者型作家与史笔入曲：《道光朝文人戏研究》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