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一方面以良史之才进行史实叙写,一方面加入了虚拟手法来营造气氛和强化思想的表达,使史之“实”与文之“虚”最大限度地熔于一炉。左氏记史当是以这样的文字传达自身独到的史家思想与腹诽之意。一是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太史狐书曰“赵盾弑其君”,左氏借孔子之言说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21]《左传》还有一些地方只以简短之笔补出《春秋》“书”与“不书”的原因和内容。......
2023-11-30
“实证”,指“实际的证明”和“确凿的验证”,讲求“凡立一义,必凭证据”[40]。作为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准则,它不仅体现了学者的学术功底,也反映了学者的治学态度。这种精神与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不谋而合。实证主义强调材料的重要性,拒绝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辨。道光以后,西学东渐,西方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传统考据学交融互动,完成了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的顺利转型,“实证”作为新、旧思潮的共通部分,一直延续下来。
将学术中的“实证”精神应用于文学创作其实是虚构性与真实性之间的一场博弈。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直到当代的文艺理论,西方学者始终将虚构性、创作性和想象性视为文学的基本特征。[41] 相反,中国古典文学则一直处于“虚构”与“真实”的互动中。中国发达的史传传统对叙事文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直到明清小说戏曲大兴之际,仍延续着“事宁核而不诞”[42]的传统。朱光潜将这种创作心理解释为“道德感的束缚”[43],他认为“对他们(古代文人)来说,文艺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总有一个道德目的。纯粹为供人取乐而写的书是被人所鄙视的。这个事情可以解释为什么纯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作品那么少,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戏剧发展得那么晚”[44]。但随着思想的进步与人性的解放,明人的尚奇思想蓬勃发展,完全符合实事的小说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创作需要,“失真之病起于好奇”[45]。虽然仍以“真”为鹄的,但也道出了虚构化的转变。此后,中国文论中的“文学虚构论”开始层出不穷。无碍居士云:“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46]野史中真假参半的叙事原则与小说创作的虚构特征完全吻合。关于历史和小说的区别,金圣叹有一句经典论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47]与小说一样,戏曲文学也在虚构中产生。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指出:“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48]
但是史传的“实录”精神一直影响着文学,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因此形成的“反虚构”创作倾向也不容忽视。尽管隶属于民间文学的古典戏曲具有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所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49],但是“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50],事假而情真才是作品感动观众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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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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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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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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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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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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