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沈起凤的《文星榜》,借用《胭脂》故事桥段,亦列入聊斋戏中,共计15种。比如黄燮清有《脊令原》《绛绡记》2种,陈烺的《玉狮堂传奇十种》、刘清韵的《小蓬莱仙馆传奇十种》都包含3种聊斋戏。黄燮清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密切关注时局,将自己对国家和民众的关切之情投射到戏曲创作中。......
2023-08-05
道光文人背负了太多的苦难,他们努力寻求解脱之法,使自己的内心保持安静平和。“或者通过一种价值的转移,或寻一种心理的补偿物,或找一种安慰物。”[26]仙佛和梦幻因此被引入戏曲作品中,成为作者消解感伤情绪的良药。
道光朝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亡国征兆,尽管文人阶层希望力挽狂澜,但国运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在无力补天之际,他们将侵略者和叛乱势力异化为妖魔一般的邪恶力量,而清廷内忧外患的局势也是上天注定的劫数。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认为宿命“就是对超人力量的迷信,认为这种力量预先注定了人的遭遇,人既不能控制它,也不能理解它。……可以说是原始人类对恶的根源所作的最初解释”[27]。当主动权丧失之际,他们开始渴望神秘力量的出现,将希望寄托于宗教的庇佑。
仙佛形象代表了世人对现实的超越想象,使人们在脑海中构建出一片乐土,“保持一种超然的宁静和虔诚的坚定”[28]。人类希望理性的面对现实,而现实的悲剧又是超越理性的,只有超越自然的宗教才能解决这些烦恼和苦难。当人在宗教中求得平静,内心的悲痛也会相对弱化。宗教成为士人们最后的精神归宿和心灵家园,就连思想最激切、斗志最昂扬的龚自珍在面对梦想破灭、山河凋零的惨状之后,也以谈佛讲经作为心灵的解脱。
此外,以梦幻比喻现实也是一种有效的精神解脱方式。叙“梦”的文学作品在古代很早出现,大多都以“黄粱梦”的故事模式表达幻灭和凄凉之感。道光朝文人戏中仅有《空山梦》延续了这种风格,其他作品则通过梦境完成现实未了之心愿,反而冲淡了作者的哀伤之感。这种情况反映了道光文人的特殊心理——他们企图为无法避免的痛苦寻求合理的解释,以实现自我安慰和精神解脱。一些作品借助“睡神”“梦神”的力量实现人与灵魂(仙、鬼)的幽会。《盂兰梦》中张氏亡魂与庄守中的梦中作别、《断缘梦》里高仰士与陶四眉的梦中缘分、《梅花梦》安排张若水与梅小玉之魂梦中相会……这些作品都将梦境作为沟通三界的桥梁,而这些梦中情缘的促成都依靠仙佛法力。做梦不再是主人公的主观行为,而是宗教力量帮助他们的有效途径。
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道光朝文人戏表现出浓重的“宿命”色彩,并通过“下凡历劫”“仙佛度脱”的固定情节加以展现。
(一)“下凡历劫”
道光朝文人戏中井喷式出现的“下凡历劫”桥段正是宿命观的外化表现。“下凡历劫”的基本框架是:天界的神仙因私动凡心或需要渡劫,降世投生人间。经过一番波折,完案证果,在神佛的指引下重返天庭。这种情节在古代小说中早已出现,如《水浒传》中天罡地煞转世为梁山好汉等。在清代最成功的例子是《红楼梦》中补天顽石历劫红尘的设计。《红楼梦》问世以后,受到了文人的热烈追捧,姻缘前定、命运入册的宿命观也获得了大量拥趸。道光曲家将其不断具体化,最终形成了以情为“劫”、以人生为“劫”的消极观念。
梁廷枏的《断缘梦》、顾太清的《梅花引》等爱情戏均以情为“劫”,视断情、忘情为解脱。“消除孽障,解脱情丝”[29]成为作品表达的主旨,而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作为乱人本性的“孽缘”,被视作心魔。“坑堕越深,爱河涉愈损”[30],爱情丧失了一切美好的属性,成为诓骗世人的糖衣炮弹。
前代的爱情戏通常会为剧中人安排一个爱情的动机,比如“慕色”“怜才”等,为一见钟情提供充分的依据。道光曲家认为爱情并非发于真情,只是当事人在被动地完成宿命。当前因了断,爱情就会随之湮灭。因之,爱情的本质也是虚假的,一切不过是梦幻泡影。好似“纸糊蛱蝶”[31],“水中明月小团圆”[32]。只有抛弃情爱,才能得到情感的解脱。《断缘梦》借梦王之口将其解释为:“恩情既遂,缘分渐疏。及至夙债偿清,梦缘亦断。……从前誓海盟山,何等恩爱,今日相逢睹面,终属途人。不特梦中之再见无由,就使当面亦自家错过。……可知缘为情生,情随缘灭。”[33]在梦境中恩爱无比的两个人,醒来竟然相逢对面不相识,恐怕只有“宿命”能够解释一切了。
除了宿命爱情之外,剧中人的生平也多以“下凡历劫”模式展开。如《女云台》中的女英雄秦良玉,之所以匡扶国家、勤王救主,皆由其前世身份——天魔女的命数而定。剧写太白金星预感到明朝气数已尽,恰逢天魔女“偶尔嗟叹,上帝不怡”[34],便顺势将其贬谪下界以应国运。该剧将巾帼英雄的事迹解释为宿命公案,立意略显庸俗。但作者借秦良玉的无力回天隐喻道光文人的集体失意却恰如其分,充满真情实感。
(二)“仙佛度脱”
度脱戏在元明之际就已出现,马致远的《任风子》《岳阳楼》、朱有燉的《悟真如》《半夜朝元》都是经典佳作,代表了当时人对度脱题材的偏爱。道光朝文人戏中也有大量“仙佛度脱”情节,但在创作情绪和动机上都与前代作品截然相反。
首先,从被度脱者的身份看,元明戏曲中多为妓女、屠夫等“罪孽之人”,经过仙佛的点化,他们得到了灵魂的升华。而道光文人笔下的主角都是遭受苦厄的才子佳人,他们或仕途不顺,或妙龄早夭,仙佛度脱的意义在于为他们“下凡历劫”的前因后果做出解释。
其次,从度脱的结局看,前代都是大团圆的喜剧。无论是妓女从良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都得到了世俗意义上的完美结局。而在道光朝文人戏中,当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受阻时,神明却通过劝说使他们明白这一切不过是浮生梦一场,世间的情爱终归要烟消云散,一切只不过是宿命之中的经历而已。
因之,道光朝文人戏中的“度脱”情节已经从点醒世人的教化书写转变为宣扬宿命的手段。
以改编自道光间实事的《青灯泪》为例,该剧讲述钱塘闺秀陆某因父母悔婚,被迫与表兄黄生分手。女方“悲思成疾”[35],一病而殁;男方含恨出家。全剧结尾,作者加入了度脱情节,经竺山和尚点化,人鬼相会作别。据竺山和尚所言,陆女与黄生前世分别为瑶池女史和文昌宫星官,黄生在人间本应有状元之分,却因私情而误了前程。二人相见之后,陆女没有追忆相思之苦,反而怒斥黄生,并以“回头是岸”[36]四字劝其绝情弃爱;黄生也表示“自今以往,情愿立砍情根”[37]。往日的爱情成为一种罪愆,只有斩断情丝,才能断绝苦痛的根源。最后,竺山和尚总结道:世上的痴男怨女,都是“飞蛾入火自烧身”[38]。而他令人鬼相会的目的不是成全佳偶,而是点醒迷途。作者以度脱入戏,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改造成一篇“劝人向善”的道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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