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朝文人戏的成因与类型

2023-08-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三个因素道光朝文人戏体现出来的悲凉与无助不仅与时代有关，也受到作家个人遭际情感的直接影响。感伤风格是道光文人的共同基因，也是他们无法挣脱的宿命。但因二人不耻官场行径，始终受到打压。（二）四种主题道光文人戏的感伤风格由三个因素造成，三者之间又相互杂糅，造成作品主题的复杂化。道光朝文人戏作品中，将二者结合的例子有刘伯友的《花里钟》传奇、汤贻汾的《逍遥巾》杂剧等。

（一）三个因素

道光朝文人戏体现出来的悲凉与无助不仅与时代有关，也受到作家个人遭际情感的直接影响。

一方面是文人阶层的集体苦痛。有识之士既憎恨于“惨于槁木”[8]的朝廷现状，又无力即刻改变，只好无奈地发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9]的痛苦呻吟。

然而他们的呻吟和苦痛是孤独的，“中华大地无论朝堂还是乡野，似乎都还感觉不到先觉者呼唤雷电的风声。四海之内，无论高山平原还是江河湖海，似乎都还在披着厚重的雪衣沉睡”[10]。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寂更增加了文人内心的苦闷。尽管他们渴望变革，但面对死气沉沉的社会又无从入手。他们的呐喊得不到世人的回应，他们的呼吁得不到朝廷的重视，他们彷徨游走于无尽的黑夜，似乎永远看不到黎明的光亮。在传统士人心中，国与家始终是生命中永恒的牵挂。个人的未来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风云际会的特殊时代更能激发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透彻领悟和深沉思考。感伤风格是道光文人的共同基因，也是他们无法挣脱的宿命。

另一方面是作家个人的不幸遭遇，包括仕途、生活困窘以及爱情失败。

谢堃、彭剑南、管庭芬、刘伯友等人，无一不是诗文书画全能之士，却终身科场困顿。伴随着科举失败而来的还有生活上的冻馁与贫窭。许多失意的文人或制曲以求温饱，或设馆以继薪炊，饱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折磨。

在腐朽黑暗的官场，耿介的官员也难免仕途蹭蹬。周乐清、汤贻汾以父荫为官，尽忠职守，军功斐然。但因二人不耻官场行径，始终受到打压。尽管如此，他们始终保持忠诚、坚毅的情操。在国家变乱之际，或鞠躬尽瘁、卒于任上（周乐清），或坚守气节、壮烈殉国（汤贻汾）。他们壮志难酬的痛苦都反映在作品中，其笔下之曲不仅是时代的哀歌，更是个人命运的祭奠。

自古以来，文人与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不胜枚举。由于地位的悬殊、世俗的压力，这些恋情往往以悲剧收场。从霍小玉与李益，到杜十娘与李甲，“痴情女子负心郎”的故事层出不穷。道光文人的爱情也大多如是。许多人早年游学赴考时曾寄情烟花，最终分手。他们分手大多是迫于金钱或权势压力。这种两情相悦却被迫分手的痛苦成为其生命中难以释怀的缺憾。以姚燮和梁廷枏为例，他们早年都曾与烟花女子有过刻骨铭心的恋爱，但由于经济的困窘和赶考的无奈，他们被迫与爱人分别。基于这些因素，其写心之曲充满了无处排遣的苦闷与感伤。

（二）四种主题

道光文人戏的感伤风格由三个因素造成，三者之间又相互杂糅，造成作品主题的复杂化。我们将“担忧国运”因素简称为“甲”，“仕途不遇”为“乙”，“恋爱失败”为“丙”，通过三个因素组合出不同的情绪和主题。

其一，甲乙组合，主要讽刺现实黑暗，反映官场腐败。

文人的怀才不遇由科举黑暗或官场倾轧造成。《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都对科举中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抨击，反映了士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苦痛。作为国家机构的主要选官方式，科举代表了政府的执政态度和官场风气。如果一个王朝连基本的选官制度都腐败透顶，那么其他政策行为也难以保证公平。士人的仕途不遇为官场腐朽的表现形式，官场的陋习是人才困顿的重要原因。甲为结局，乙为表象，二者相联系，其根源在于吏治问题。

道光朝文人戏作品中，将二者结合的例子有刘伯友的《花里钟》传奇、汤贻汾的《逍遥巾》杂剧等。

刘伯友为嘉道间书生，终生布衣，家境贫寒。但他满腹才华、胸有丘壑，常发不平之语。《花里钟》写书生纪峨，清贫有节、疾恶如仇，闻市井有良家女卖入青楼、坚贞不屈之事，自愿为其筹款赎身。辗转筹得钱款，却发现贞女已经自缢，遂为其安葬。该剧在主线故事之外，借题发挥，讽刺了世间多种丑恶现象。

比如第三出与第八出中，鸨母和两个妓女分别劝说贞女接客，并传授“接客之谱”，并谓此谱“用处多着哩，士以之沽名，官以之媚上。接客之用，犹其小焉者耳”[11]。其后二妓演说接客之法，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科举和官场的积弊。“这清新二字，原是应试求名，作文的秘诀；不知就是接客求利，打扮的秘诀了。”[12]又云：“这顺逆两字，那媚上司、结长官的奉为金针；不知那媚嫖客、结孤老的，也封为金针哩。”[13]这些令人捧腹的语言下隐藏着作者对吏治的失望和嘲讽。其后一曲【北石榴花】则通过妓女与官员的类比，以更加辛辣的笔调道出佞臣欺上瞒下、弄权舞弊的“哄骗”伎俩。

你看那奸臣污吏乱如麻，都哄着龙楼凤阁帝王家。有何人披肝沥胆肯把忠心拿，叹胁肩羞仆婢、献媚过娇娃。尽是些逢迎法，尽是些逢迎法。怕少存刚正，这钱财、又致缺乏。一个个击鼓排衙，一个个击鼓排衙。剥膏脂，笑里将人杀剐。何况是红颜薄命贱烟花。[14]

会哄骗的贪官污吏蹿升高位可以把持朝政、鱼肉百姓，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令人发指。这段唱词道出了忠臣无路、奸佞当权的现实，指明国家衰微的根本原因，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汤贻汾的《逍遥巾》虽然没有这般酣畅的怒骂，但是也借个人的仕途不顺暗示了官场的腐败。作者以真实姓名入曲，记述了一段道装访友、相约归隐的亲身经历。第一折开场，汤贻汾自报家门，形容自己的生活状态为“彻骨之贫”[15]，而这种状态是由作者“朋友真为性命”“林泉足了生平”[16]的性格造成的。他的率性真诚与尔虞我诈的官场格格不入，因此“这几年耐尽凄凉”[17]。一个世家子弟、沙场英雄，竟将官场生涯看作煎熬和折磨，可见其内心的失望。

与《花里钟》相比，《逍遥巾》的出尘之意更为明显。前者旨在点醒世人，后者重在遁世之意。但二人无论是关心时事、渴望改变社会现状，还是去意已决、对官场彻底失望，都始终保持着文人的自尊和责任感。他们自知力量不足以影响社会，却依然在心底呼唤着正义的到来，正如《花里钟》题词所云：

搔首问天公，天正梦梦，不然缺陷恁重重。大笔谁能参造化，唤醒愚蒙。刘子本诗翁，劝世情浓，花间陡撞一声钟。只恐中郎难再世，泪洒东风。[18]

其二，甲丙组合，主要表现世事沧桑，造化弄人。

王朝的兴衰与爱情的悲欢结合在一起，可以使剧本兼具厚重与凄美的艺术效果。自《桃花扇》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清代文人多以这种双线索结构作为创作准绳。黄燮清的《帝女花》便是继《桃花扇》之后，又一部将政治与爱情结合的历史大戏。这部传奇讲述的是明末之事，与作者的经历无关，但生逢衰乱的道光文人对这段惨痛的家国巨变心有戚戚。由于黄氏“剧才不足”[19]，此曲与词采明丽、情节考究的《桃花扇》相比显得粗糙枯燥。但该剧在当时受到东亚诸国的广泛欢迎，一时“咸购诵之”[20]，可见本事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出于政治考量，作者在剧中刻意强调清朝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为其存恤前朝孤女的“义举”歌功颂德。然而长平公主身历两朝、隐忍偷生的遭遇才是最打动观众的情节。主人公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国家的兴衰与她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国亡则父亡，国丧则家丧。身为公主，既享受了人世间最高的尊崇，也肩负着最沉重的职责。在清帝眼中，她不过是博得美名的工具。在强权之下，她被迫接受新朝的“恩典”。这种施舍对前朝公主而言是极大的侮辱，最终导致了长平的郁郁而终。《帝女花》呈现出的国家与个人命运之悲勾起道光文人的同理性思考，身为公主尚且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何况普通百姓？当家国、爱情都消亡之后，留下的只有沧海桑田、世事无常的叹息而已。

其三，乙丙组合，加重了个人的失意感受与悲观情绪。

事业与爱情是人生中的两个重要内容，当两者都遭受打击时，人们经常会一蹶不振并产生厌世情绪。封建时代，女子以侍夫为终身事业。一旦夫婿死亡，带来的就是“事业”和爱情的双重打击。贵为亲王侧福晋的顾太清在丈夫奕绘逝世之后，被婆母无情地赶出王府，独立抚养子女。在她创作的《梅花引》杂剧中，无处不流露着追忆亡夫、生无可恋的悲观态度。她借梅精之口痛苦地呐喊：“我梅氏受尽万苦千辛也！”[21]最终，梅精并没有选择与章后素长相厮守，而是飞升为仙子。作者借此表达了对人间情爱的失望，梅精以这种决绝的方式彻底解脱了爱情的牵绊，正是顾太清对丧偶之痛的自我开解。

而同样经历事业、爱情失败的文人于有声却在作品中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排遣现实苦闷。于有声为嘉道间人，科场无名，生平不详，仅有传奇《双缘帕》传世。他的外甥冯枢在序言中对其鳏居萧索的生平经历做了简单介绍，并直言作者借此剧“以吐平生抑郁之气耳”[22]。作者为剧中男主角安排了金榜题名、迎娶双美的完美人生，以大团圆的美好幻想麻醉自身。乍看之下，剧本丝毫不见悲凉之感，但结合作者的经历再次品鉴，便会发觉隐藏在喜剧背后的无奈与凄凉。

其四，三者结合，塑造悲剧时代之悲情人物，实现最浓重的悲剧效果。

道光文人范元亨才华横溢，为道光间优贡、举人，不料入京会试落第，遂归隐田园，绝意于功名。范元亨自幼便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诗才，受到了官宦前辈的青睐。据友人高心夔记述，范氏“九岁作《菊颂》甚警，东流令持其帙示府中宾客，曰：‘安得生子如范生哉！’令有女长元亨一岁，亦慧。令意属元亨，元亨辞还”[23]。居乡期，又有“浔阳帅施公者，尝善书八尺鹅字”，召元亨宴饮作诗，“大喜，脱貂冠加元亨首，曰：‘此物属范生矣。’”[24]而后来他被擢为秀才第一，也因之由长者改名“元亨”，意在借彭元瑞、戴衢亨之名讳，对他的未来寄予无限希望。然而在中年以后，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不仅落第京师，而且又遭逢太平军兵乱，遂流离异乡、偿尽艰辛，最后在贫病中逝去。

范元亨经历了人生由喜到悲的巨大落差，又目睹国运由盛转衰的沧桑巨变，终于将心中之恨谱写为《空山梦》传奇。剧写明嘉靖间，御史杨守晦与定南侯孤女容娘因触怒权贵，各自隐居山中并邂逅定情。适逢匈奴进犯，朝廷以容娘和亲。容娘为国赴死，守晦梦魂追随，醒后方知佳人已逝、人生不过一场空梦。作品饱含对仕途功名的失望、对佳人的怀想和国家未来的担忧等多层情绪。剧中的杨守晦为作者自喻，容娘则以东流令之女为原型。当年的一段大好姻缘，因作者年幼疏狂不幸错过。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匈奴来犯喻指外夷入侵，朝廷面对敌军，竟以弱女出塞，讽刺了软弱的君臣。剧中之事与作者的经历相互映衬：既有对往日美好岁月的追忆，也有对朝廷腐朽的愤怒。而结尾处的神来一笔，将一切归为幻梦，充满了对现实的质疑和幻灭。正如作者题词所云：

五百梅花，一个茅庐结。流水空山，小避昆明劫。笑煞书生情恁呆，敢寻常、惜玉怜香，唐突了月寒花洁。

同心篆，今磨灭，袖花痕，休熨帖。何尝有梦里边关，强凑出悲欢离别。只合向瓿头边一炬焚烧，莫教他、断肠人又添饶舌。[25]

曲中的失望、厌世、疏离之情已超过普通的感伤或悲愤。作者仿佛看透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往昔的悔恨、今日的相思、梦里的边关、现实的乱世，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梦，终究会灰飞烟灭。

道光朝文人戏的成因与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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