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沈起凤的《文星榜》,借用《胭脂》故事桥段,亦列入聊斋戏中,共计15种。比如黄燮清有《脊令原》《绛绡记》2种,陈烺的《玉狮堂传奇十种》、刘清韵的《小蓬莱仙馆传奇十种》都包含3种聊斋戏。黄燮清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密切关注时局,将自己对国家和民众的关切之情投射到戏曲创作中。......
2023-08-05
清廷统治在乾嘉之际已经显现出腐朽的苗头,但表面上仍维系着“治世”的假象。待道光帝继位,边衅滋扰、西方入侵等问题连续爆发,令举国上下陷入惊恐。有识之士看透了朝廷粉饰太平的愚蠢手段,开始意识到国家衰亡的命运。但长期的封闭自守使文人阶层一时无法扭转固有思维,提出有效的御敌办法。这种无助苦闷的情绪与战败的残酷现实严重打击了文人的自信。他们的末世情绪与清王朝日薄西山的衰朽命运鲜明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形成了时代的悲鸣。
生逢末世,文学便先天带有悲剧的基因。无论以古讽今的历史戏,还是刻画现实的时政戏,都具有共同的时代情绪。文人们以敏锐的洞察力站在时代思潮的最前沿,他们感受到中国未来的暴风骤雨,在作品中留下忧虑苦闷的心理痕迹。因此,感伤风格成为道光朝文人戏最鲜明的时代烙印。
西方哲学认为人的悲剧性是与生俱来的。汤因比曾把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归纳为“挑战”与“应战”:前者是生存的根本压力,后者是人类面对压力的斗争。“挑战”是非理性的存在,“应战”是理想性、主观性甚至冲动性的抗衡,两者都超越了理性的范畴,因此人类对命运和未来充满了敬畏与不安。[4]自文明诞生之日起,人类的悲剧意识就如影随形。当然,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我们对悲剧的表达更为委婉温和。中国传统美学讲求“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文人们即使对人生和社会感到困惑,也经常会先通过自我化解排遣不良情绪。但他们的思想不会止步于单纯的哀恸,大部分智者会力图找寻悲剧发生的根源以警示后人。因此,中国的悲剧文学并不像西方的“酒神文化”那样疯狂激烈,更多的是压抑、隐忧和无奈。准确来说,中国悲剧文学体现出的是一种婉转隐晦的“感伤风格”。
古典文学的感伤传统最早可追溯到楚辞。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形成了风流婉转、哀怨缠绵的风格特征。这种感伤风格“每逢适宜的时代社会土壤(一般是封建王朝的衰颓期)……便往往出现在一部分失意的中下层文人作品中,成为一个时期文学上的一股潮流”[5]。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初唐的《春江花月夜》、李商隐的《无题》等延续着感伤风格的传统,将时空、人生、离别、爱情作为吟咏对象。通过探讨这些哲学议题,将人生短暂的深沉体悟和感伤心理熔铸在作品中。对现实苦痛、丑恶社会的无奈以及对美好情感、自然景物的爱怜,融合成中国文学特有的感伤意象。从中国文化中脱胎而出的日本文化也完整地继承了这种感伤特征,江户时期,国学家本居宣长将“感伤”升华为“物哀”(物の哀れ)。有感于物、有感于时,以纤细敏感的内心体察社会,“物哀”思想可谓将感伤风格中细腻的情思发挥到了极致。
明清文人曲家也在创作中秉持着感伤传统。以明末遗民吴伟业为例,他生逢王朝易代的大转折期,故国破碎的巨大伤痛与新朝征召的被迫选择接踵而来,造成其精神信仰的彻底崩塌。他的遗民心态在诗文和戏曲作品中多次流露,这种深沉剧烈的悲恸经过柔化和隐喻,以哀婉感伤的调子表现出来。如《通天台》杂剧不仅充满了对前朝皇帝的哀悼,还暗示了对“剪不断理还乱的遗民情感的挣脱”[6]。这种反思与辩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亡国之恨的激烈情绪,在故国之思外增加了个人前程的思考,使作品的内涵更为复杂,意韵更加丰富。
提到“感伤”,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感伤主义”。其实,中国古典文学的“感伤风格”与西方的“感伤主义”在情绪上是相通的。“感伤主义”专指18世纪末欧洲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它诞生于工业革命后社会矛盾的加剧。人们对理性世界产生怀疑,强调情感的力量,因此也称“主情主义”。感伤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先驱,代表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席勒在《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指出:“(感伤的诗人)沉思事物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印象;他的心灵中所引起的感动和他在我们心灵中所引起的感动,都是以他的这种沉思为基础的。”[7]可见,感伤主义作品注重“情”的能动性,现实事物仅作为激发这种情感的引子而非主要摹写对象。“无限的”作者的观念和“有限的”现实互相冲突,以或讽刺或哀歌的形式在作品中展现。
感伤主义作品体现的敏感、哀伤的色彩与道光朝文人戏感时伤事的情绪非常相似。其“主情”的创作倾向也与道光文人关注个人心灵、注重哲理性思考的创作习惯相契合。虽然二者产生的社会制度大相径庭——一个是朝气蓬勃的进步帝国,一个是大厦将倾的落后王朝,但文学家反思现实、关照人性的创作初衷如出一辙。无论社会的未来走向是进步还是倒退,只要外物异化了内心,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困惑,敏感的文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暴露出“情”与“物”的矛盾并寻求解决。这种文学自觉不仅是对个人情感的忠诚,更是对社会良性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深远责任。
感伤风格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特征,在乱世背景下的道光朝文人戏中日益突显,成为其主流风格之一,显示了文人群体先进的觉悟和细腻的情思。道光文人曲家将窘迫的境遇、深沉的思考以及艺术的妙笔有机结合,摹写出时代与人生的幻灭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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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沈起凤的《文星榜》,借用《胭脂》故事桥段,亦列入聊斋戏中,共计15种。比如黄燮清有《脊令原》《绛绡记》2种,陈烺的《玉狮堂传奇十种》、刘清韵的《小蓬莱仙馆传奇十种》都包含3种聊斋戏。黄燮清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密切关注时局,将自己对国家和民众的关切之情投射到戏曲创作中。......
2023-08-05
但是戏曲的题材独创性却逐渐落后于小说——多见改编之曲而少见原创之作。道光朝戏曲对原著小说的依附性,反映出当时戏曲题材单方面向小说借鉴的特征。戏曲题材创作性衰弱主要受到当时曲坛竞争的影响。花雅争胜以花部戏曲成为舞台主流、文人戏案头自娱为结果。但从文学性上看,这些作品囿于原著的藩篱,使古典戏曲的独创性日渐萎缩。宋元以后,则统称戏曲艺人为“优伶”,或称“优人”“伶人”“伶工”等。......
2023-08-05
随着文人戏不断向案头靠拢,合乎曲律、适应舞台已不再作为创作的必然要求,戏曲创作变得易于上手。道光朝文人戏已经与诗词、小说一样,承载了私人写作的需求,俨然作为文人创作的常用文体。尽管如此,昆腔的典雅品性依然受到文人群体的青睐。而道光朝文人曲家通过不断的创作和演出努力维系昆腔最后的光辉,极大延缓了它的衰落进程。此时曲坛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来自花部阵营的外部冲击以及文人戏内部持续坚守的创作努力。......
2023-08-05
第二条线索恰好与之相反,一部分道光文人曲家希望从传统曲体中汲养,以实现文人戏的重振。综上,道光朝文人戏的文体发展呈现出前进与复古并存的双线索路径,这在戏曲文体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023-08-05
道光年间,许多汉学家身兼朝中职务,有的官至学政、巡抚。总之,考据学风对道光朝文人造成了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道光文人也不例外,生逢国祚衰微,一些学者率先将深厚的考据功底运用到时务研究中,以精准细致的考察和科学先进的结论为执政者提供参考,确立了专注时务、经世致用的新学风。边疆史地学自乾隆学者祁韵士开始起意,经过道光文人的发扬光大逐渐成熟。......
2023-08-05
在正妻生病期间,王氏侍奉汤药尽心尽力,并因此积劳成疾染病身亡。梁廷枏的《昙花梦》和彭剑南的另一部悼亡戏《影梅庵》则是比较出色的悼亡戏。前人的悼亡,以追思怀人为主要目的;道光文人笔下的悼亡戏,则以歌颂妇德、宣传教化为圭臬。......
2023-08-05
自明中叶以来,为了适应实际演出的需要,传奇体出现压缩的趋势。笔者对道光朝文人戏的篇幅进行了统计。相反,传统体式的4折杂剧与21出以上的传奇数量可观。在这一结论的引导下,我们发掘出道光时期一条被忽略的曲体发展线索——传统曲体的复归。道光文人的复归式创作以许鸿磐的《六观楼北曲六种》最为典型。许鸿磐不顾语境的生搬硬套,没有出展现红楼男女的风月幽情,反而造成了适......
2023-08-05
周乐清以父荫得到嘉庆皇帝的抚恤,留在军营补用,时年12岁。“忠君爱国”对周乐清而言,不是一种普通的士人情操,而是根植于内心的信仰,是家族传承的血液,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在30年的官场生涯中,周乐清处处以先人为楷模,忠于君主、兢兢业业。在吏治中,他爱民如子;在沙场上,他运筹驰骋。平瑶一役,他忠义两全,上对君主、下对黎庶乃至俘虏皆无私无愧。胸怀忠君爱国之志,无缘重振朝纲,此其憾恨之一也。......
202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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