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来说,中国悲剧文学体现出的是一种婉转隐晦的“感伤风格”。感伤主义作品体现的敏感、哀伤的色彩与道光朝文人戏感时伤事的情绪非常相似。这种文学自觉不仅是对个人情感的忠诚,更是对社会良性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深远责任。感伤风格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特征,在乱世背景下的道光朝文人戏中日益突显,成为其主流风格之一,显示了文人群体先进的觉悟和细腻的情思。......
2023-08-05
自元稹的《会真记》问世以来,历代文人都对这段风流故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崔莺莺的命运得到了文人的集体同情,秦观的《调笑转踏》、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都谴责了张生始乱终弃的无耻行为。这段苦恋在董解元和王实甫笔下发挥到极致,成为千古名剧《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但是《西厢记》表达的自由恋爱思想,也经常受到封建卫道士的质疑。朱万曙师在他的《明代戏曲评点研究》中就指出:“《西厢记》的接受、传播史明显地呈现为一道曲线。”[56]金元时代对崔张爱情的歌颂,在明中叶发展为辩“淫”。明代文人以评点为辩论阵地,出现了金圣叹、程巨源、徐奋鹏等维护爱情自由的开明派与张凤翼等主张教化的保守派两大阵营。
随着论争的愈加激烈,一些文人重新演绎西厢故事,以支持各自的观点。一时间作品纷出,既有李景云《崔莺莺西厢记》、李日华《南调西厢记》、陆采《南西厢记》那样维持原剧主题的续写,也有研雪子《翻西厢》、沈谦《美唐风》那样彻底否定崔张恋爱的再创作。尤其是后者,作者们通过“反西厢”的创作模式“重振”礼教、宣扬妇德。
道光朝文人戏也继承了这种带有论争性质的对垒式创作。两种西厢戏——刘恭璧的《续西厢记》和汤世潆的《东厢记》恰好一正一反,继续着这段纠缠不休的公案。
《续西厢记》从思想和内容上看可谓中规中矩。此剧接续了《西厢记》故事,将张生高中、崔张完婚的后续发展娓娓道来,未生新的波澜。作品共分四折,基本上围绕着“王西厢”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杂剧》展开,将二人分别后的相思之苦、张生奉旨完婚的煊赫喜庆摹写得十分详细。这部续作语言过于琐碎,与原著炼词铸句的艺术造诣相去甚远。
作者在篇首序文中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对《西厢记》原著的推崇和对后人篡改的厌恶之意,在思想上很好地继承了原著倡导自由恋爱的传统。所谓“《牡丹亭》中还魂倩女,《长生殿》里再世良缘。填海神工,都可了因缘十二;补天妙术,何妨幻色界三千。而伧楚于绣虎之词致续貂之耻,使佳人才子改做异样奇形”[57]。在“情”的世界里,可以生死,可以无限追求自由。
而“反西厢”的代表作《东厢记》却顽固地坚持着封建礼教的说辞,作者汤世潆在剧前搬出《引训》《先辈驳语》《莺莺答张生书》等道德教条来佐证自己的理论。他的创作意图在《凡例》中叙述得十分清楚:
此记大意为救西厢之诲淫。夫张生见色而迷,莺莺听琴而荡,甚至朝出暮入,丑声秽态,毫不知羞。而世人赞之、慕之,苟无果报昭彰,何以警醒愚俗?故始以道童指点起,终以道童援引结。□道设教,自古如斯。而舞榭歌场,亦得藉为烘托。不然贞淫别则劝惩明,何必侈谈因果哉![58]
汤氏将崔张的自由恋爱定义为淫荡不贞的行为,甚至以“丑声秽态”之恶语相向。同时还希望通过舞台将这种教化广为宣传,以抵挡《西厢记》的“腐蚀”。可见《西厢记》在保守的封建卫道士眼中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
《东厢记》的剧情设置也继承了前人“反西厢”的一贯套路。即以张生、莺莺为反叛礼教的罪人,将郑恒作为正面人物。剧本将张生与郑恒的品行做了一番对比,认为郑恒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大光明地与莺莺订婚;而张生则是私订终身,损坏了闺阁清誉,有伤阴德。因此,二人的命运不同:科举仕途上,张生落榜,之后才考中榜眼,郑恒却高中状元。婚姻上,张生本应配吏部天官之女韦氏,郑恒本应配莺莺。只因崔张偷情,互换妻子。其后,张生又纳红娘为妾,延续了一夫多妻的封建婚姻模式。崔张二人的结合也经历了莺莺出家、张生被孙飞虎妻看中等等波折。按照作者的解释,这些挫折是二人不守封建礼教的果报。这番安排,一反《西厢记》之本意,以因果报应、私德有亏等观点恫吓青年男女,显示出腐朽的宣教嘴脸。
而且,这番果报还是现世报应,直接剥去了张生的状元功名和原定姻缘,直接将德行与名利联系在一起。这种直白的说教表现出作者对违背礼教之行为的痛恨和劝惩世人之急切。与之相比,其他“反西厢”的作品或安排阴司断案,或写郑恒没有自尽,都不及本剧之激烈。
由于作者耽于宣教说理,全剧语词陈腐无趣。比如莺莺误以为张生入赘匪窝,遂出家修行。她顿悟往昔孽缘,以谢罪之语云:
【好姐姐】念奴前身孽重,叹照孤鸾星拱。尘念俗缘都扫大觉中。回头猛,会结龙华至心奉。(正旦)小姐不必过悲,请至方丈安息。(扶小旦起介。扮神像各杂脚皆暗下)菩萨保佑你母女夫妻团圆聚首。(小旦)师姑吓,今生休想。但愿来世呵,投个不识字的凡胎嫁老农。[59]
这番迂腐之语出自莺莺之口,使一个风月佳人成了蠢钝俗人,这样的剧情、这样的人物设定都令读者扼腕。
在封建时代,世人不敢公然冲破现实枷锁,《西厢记》《牡丹亭》等浪漫主义大作便是他们青春悸动的情感寄托。这些“主情”的经典在方寸氍毹间唱出观众的心声,为观众带来心灵慰藉。而这些佳作也未能逃脱卫道士的荼毒,他们以一副道貌岸然的嘴脸弹压宣教,压抑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性灵,在时代的巨轮前抱残守缺,不合时宜地为假道学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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