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朝文人戏研究：多维解读历史本事

2023-08-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历代名人逸事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宝库。在“疑古”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对历史典故进行了重新解读，表现出独标新意的历史观。除了对历史事件的考索，道光文人也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独特评价体现在戏曲作品中。总之，无论是思维发散的多角度解读，还是以古比今的个性化书写，道光文人的开拓充满了匠心独运的创新意味，为传统题材增添了新的活力。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历代名人逸事成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宝库。道光朝文人戏在传统的历史题材上加入时代元素，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一方面，由于清人考据之学的兴盛，许多学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历史，对许多旧案和定论提出质疑。在“疑古”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对历史典故进行了重新解读，表现出独标新意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古为今用、以古讽今的历史戏常见写法，在道光文人笔下不断发扬。他们通过翻案、隐喻等多样化创作，将时人的困惑与不满借古人之事尽情抒发，增加了历史戏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真相的探寻

苏武雁帛寄书的佳话一直为世人称道，道光间的史地学者许鸿磐却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并将其与元人郝经的事迹进行对比，以证其伪。

实际上，苏武雁帛寄书的说法始于汉朝使者欺骗匈奴的谎言。据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记载：

苏武留匈奴十九年，昭帝立。匈奴和亲，求武等，诡言武死。后汉使至，常惠夜见，教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如惠语让单于。单于惊，谢曰：“武等实在。”[7]

这里明确指出，雁帛寄书之事是朝廷为了接回苏武所编造的一个借口。而后人却将这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传说与苏武牧羊的高大形象联系在一起，不断演绎。在史学界，对这个传说的质疑之声一直不断。除了祝穆以外，赵翼也曾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及此事，并将这件“假传书”与宋代人郝经的“真传书”进行对举。《札记》云：

奇闻骇见之事，流传已久。在古未必真，而后人仿之，竟有实有其事者。苏武雁书，事本乌有，特常惠教汉使者，谓“天子射上林，得武系帛书于雁足”，使匈奴不得匿武耳。而元时郝经使宋，被拘于真州日久，买一雁，题帛书系其足，放去。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之以进世祖。其诗云：“霜落风高恣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后题：“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获者弗杀。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后经竟得归国，卒于途。是苏武雁书之事虚，而郝经雁书之事实也。[8]

这段文字不仅清晰地记述了苏武雁书之事的真伪，而且指出郝经受到苏武传说的启发寄送雁书的来龙去脉。所谓“奇闻骇见之事，……在古未必真，而后人仿之，竟有实有其事者”。

即便学者早已澄清真相，但民间却不知实情。有感于史实不彰，许鸿磐遂作《雁帛书》杂剧以传郝经之名。当然他自己在创作中也对史实进行了虚构，比如安排大雁飞回，为郝经之妻所得；以及郝经还朝，助元帝统一天下等。这些浪漫的想象都属于为古人补恨。可见，即使学者们以纠正历史真伪为目的进行创作，也难免在细节安排中以虚构的方式来凸显歌颂英雄的主题。

从苏武雁书的辨伪与戏曲改编过程可以看出道光文人注重考据、质疑古人的治学精神已经对文学产生了影响。除了对历史事件的考索，道光文人也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独特评价体现在戏曲作品中。他们会发掘正史里“恶人”身上的闪光点，也会揭露“高大全”人物性格中的瑕疵。在他们笔下，历史戏中的人物不再脸谱化、扁平化，而是呈现出不同侧面，形成更加立体丰满的形象。

以张献忠为例，他的形象多被定义为暴戾、好色，尤其是他屠川的恶行令人发指。褚龙祥的《襄阳狱》杂剧，却通过张献忠两个侍妾之口，对他赞颂有加。二人自述“被八大王张献忠掳掠为妇，那大王虽然暴横，待俺们颇有恩爱”[9]。被左良玉捉拿下狱之后，仍不忘与军师定计，色诱知府王承曾，里应外合，帮助张献忠攻城。

历史上襄阳城破与美人计无关，作者以野史的方式演绎此事，以幽默诙谐的笔调赞扬了二女的一往情深与机智灵敏。张献忠本人虽未出场，但从其姬妾、属下的言谈中，已经勾勒出其高大英武的形象。

在一折杂剧的短小篇幅中，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塑造张氏的正面形象，可见作者将自身对历史人物的感受融入作品，反映了道光文人审视历史的多维视角和另辟蹊径的思维方式。

（二）“古事今心”的移情

借古讽今是文学创作中的常见手法。在文人戏中，作者经常将历史人物与自身遭际进行对比，以喻托理想、排遣愤懑。自清初遗民的自喻式创作兴盛之后，这种方法一直为文人曲家所沿用。

以张声玠的《玉田春水轩杂出》为例，这九种杂剧借古人逸事展示了作者的多种情绪。郑振铎评曰：“各剧情调至为不同，而皆有所愤激。”[10]其中包括彰显气节情操的《讯翂》《琴别》《画隐》，抒发功业渴望的《题肆》《碎胡琴》《安市》，表现出尘意志的《游山》《寿甫》以及嘲笑权贵的《看真》。这四个层次的不同情感将作者贫窭落拓却自我标榜的孤高个性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张声玠出生于湘潭文化世家，本人年少多才、家族亲眷也多为鸿儒：妻子周诒蘩出生诗礼之家，姐妹三人都以诗词闻名；连襟左宗棠更是贵为清末重臣。这样的家族背景，给张声玠带来荣耀的同时也带来压力。他一生漂泊，曾追随直隶布政使陆建瀛做幕，后来也只做到元氏、保定知县这样的小官。除了功业不顺外，张氏夫妇还经历了族人争产的家庭纠纷，生活上贫困潦倒。在这种颠沛焦灼的生活中，作者本能地对功名充满渴望。他在杂剧《碎胡琴》中，借陈子昂之口，将扬名立万的心态标显无遗：

【宜春令】怀奇策，事远游。览人才，茫茫九州。飘然遗世，飞车从驾云螭后。我想人生所贵者，名耳。古来英豪贤圣，尽有不得意的。只要他不与草木同腐呵，又何妨做了个混东陵瓜种闲侯，西山薇餐饥叟。须信道穷通无与，盛名难朽。[11]

而有的典故为了适应作者本人的心理，还对本事做了一定修改。比如《安市》写薛仁贵沙场立功之事，仁贵为了在战场标显自己，故意作白袍打扮，以引人注目。这个细节修改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但却体现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急切心理。正所谓“作者才名盖世，仅任七品之官，埋没其治世之才，故写剧以发泄胸中愤懑之情”[12]。这种古事今心的写法一方面使历史题材具有了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思想的过度植入，冲淡了历史本事的既定内涵，形成了与前人迥异的历史观。

总之，无论是思维发散的多角度解读，还是以古比今的个性化书写，道光文人的开拓充满了匠心独运的创新意味，为传统题材增添了新的活力。

道光朝文人戏研究：多维解读历史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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