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朝殉国情节的独特彰显

2023-08-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吴绛雪以一人之命换取一城安定，不仅坚守了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操，而且实现了百姓的根本诉求。她的殉国包含了报效君王和拯救苍生的双重意义。这反映了当时民众不满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这些忠贞节烈的女性慷慨就义，其豪情壮志足以使男性汗颜。虽然与殉国相比，归隐较为软弱，但这种灵魂的放逐和思想的自戕对文人的伤害不亚于肉体的死亡。

忠君爱国作为基本的道德准则，在封建时代得到了积极的弘扬和歌颂。许多教化剧都以忠义人物作为主角，通过他们的光辉事迹鼓舞大众。尤其是尽忠殉国的仁人志士，他们的精神和事迹为民众敬仰，激励了无数英雄为国捐躯。道光朝的特殊历史环境，使文人忧思国运，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殉国英雄的事迹进行演绎，以砥砺时人、激发壮志。

黄燮清的《桃溪雪》以康熙初年的三藩之乱为背景。这场变乱为年轻的清王朝带来沉重的打击，也使刚刚脱离易代之乱的社会再度陷入战火。虽然满汉矛盾并未彻底解决，但百姓渴求和平稳定的强烈愿望成为当时的主流情绪。吴绛雪以一人之命换取一城安定，不仅坚守了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操，而且实现了百姓的根本诉求。她的殉国包含了报效君王和拯救苍生的双重意义。在边衅不断、沿海受创的道光时期，人们更加怀念这些守护乡梓的民间英雄。因此，《桃溪雪》一经脱稿，便大受欢迎。这反映了当时民众不满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

回溯明清鼎革之际，殉国忠烈更是不可胜数。为了表达对旧王朝的忠心，许多家庭甚至集体殉难。李文瀚的《凤飞楼》就以浙江石门梁大业、梁珊如父女的殉国事迹为蓝本，描绘了明末战争对社会带来的沉重灾难和无尽伤痛。

《凤飞楼》篇首云：

有明二百八十年，无恙之金瓯，尽破碎于千百庸进士之手。夫所谓庸进士者，亦何必不以身殉，要以千万人之头颅，曾不足偿烈皇一抔土。而妇人女子反能体朝廷养士之意，朝野内外，闺阁义烈之气萦纡郁积，固于金汤。[1]

“甲申之变，海内妇女其卓节见传记者以数百计。”[2]宫中女眷有奇烈者如费宫人，“不能得自成首，犹刺其爱将罗某，而从容以死”[3]；民间亦不乏忠烈女子，梁珊如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忠贞节烈的女性慷慨就义，其豪情壮志足以使男性汗颜。李文瀚在剧中歌颂前朝忠烈之女，更深层的意思是鼓舞道光世人，以之为楷模，在国家危难之际，可以挺身而出抵御外侮。

在《凤飞楼》中，作者将李自成军的凶残狠戾描绘得淋漓尽致。如第四出李自成唱段云：

杀尽了河南饿殍，又把这泰山乱剿。刀砍出，无算人头没马腰。怒冲冲，登华表，望荒郊，早则见西安城郭。[4]

其后又写其砍下女子小脚，堆成火炬祭天之事。这出“屠惨”翔实地记录了李自成当年的恶行，控诉了军阀混战对百姓造成的残酷伤害。正如出末李锡淳所批：“凶恶之状、惨毒之情，描摹尽致。笔墨中尤带当年鬼哭声也。”[5]

作者写英雄，先渲染敌人之凶残，一方面可以突出主人公的坚贞不屈；另一方面也是以史为鉴，将战争的残忍与惨烈展示给观众，表达对国家命运、百姓命运的隐忧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剧中描写的殉国者不再以单一的形象出现，而是由官员和百姓共同构成了一组英雄群像。宁死不屈的梁珊如、身为幕客却守城殉国的梁大业、救父身亡的孝子蹇逢吉、忠君报国的名臣梁建廷……这些人物身份各异，他们心中忠孝节义的高尚情操却如出一辙。面对凶残的敌人，他们能够舍生取义、誓不降敌。这些光辉形象至今读来仍令人钦敬感佩。在道光朝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李文瀚将殒身不恤的爱国人物会集在一起，演绎一段慷慨激昂的爱国大戏。这种创作意图令剧本从普通的历史剧中脱颖而出，在传统的题材中升腾出时代的烈焰。

亡国变乱之际，身处前线的英雄以生命捍卫信仰和尊严。而身处后方的百姓虽然惊惧于战火，却仍可维持日常生活，大多数人仍躲在阴影下隐忍苟活。这样的生存状态给有骨气的文人带来强烈的耻辱感和绝望感。对故国的忧思以及生活的高压，令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归隐思想。虽然与殉国相比，归隐较为软弱，但这种灵魂的放逐和思想的自戕对文人的伤害不亚于肉体的死亡。因之，归隐也可视为一种另类的守节。

张声玠的《琴别》《画隐》两种杂剧都讲述了南宋文人守节隐遁之事。自金人南下，宋室偏安一隅。暂时的安顿使朝廷上下丧失了斗志，陷入醉生梦死的生活。尽管有识之士耿耿于靖康之耻，面对朝廷的求和政策却无能为力。随着元军的入侵，暂时的避难所也即将覆灭。宫廷琴师汪元量与画中逸才赵孟坚，切身感受到皇权的凋零和国运的衰落。前者是进士及第、效力宫廷，后者是皇室宗亲，他们代表了南宋上流社会的文人，他们的归隐更具政治色彩。

汪元量流落北地，南归之际见宫人均作道装，顿感江山易主之悲，以《广陵散》一恸而别；赵孟坚恨堂弟孟出仕新朝，力劝其一同归隐。他们的行为是对元朝侵略者无奈的反抗，是对文人尊严和家国忠诚的最后守护。他们不以才华出仕新朝，彻底放弃了高官厚禄，维护了内心宁静与人格底线。

宋元之际与明清易代时，文人的内心感受完全相同。他们都是前朝的遗民，深受君主恩典。面对异族的入侵，在情感和文化上都难以接受。虽然他们没有亲临战争前线，但他们对仕途红尘的放弃也宣告了另一种形式的生命终结。

道光文人面临的局面与二者极其相似。首先，鸦片战争的一线战场集中在沿海地区，内陆仍维系着和平的表象，文人们无须杀敌殉国，却在精神上处于恐惧之中。其次，西方列强使他们见识到前所未闻的文化和制度，对既有的认知造成了颠覆性的冲击。他们以抵触的情绪面对西方世界，将其视作鬼魅。因此，许多人选择了归隐。曲家中，就有汤贻汾、范元亨等多人。他们的心态正如《琴别》剧末汪元量所唱的一样：

【朝天子】七条弦不凡，六宫人共弹。漾龙衣风送垂帘远。只今日这番阅历呵，空伴着瑜伽钟鼓佛前帆。这焦桐也合拜梁皇识，俺这里、想着也愁烦，说着也辛酸。（起身碎琴介）作一个广陵绝响的嵇中散！（痛哭介）（众亦哭介）先生过悲矣。（生）老夫就此告别也。哀江南子山，泣雍门戴安。俺待去访林逋，湖上骑驴看。[6]

总之，无论殉国还是归隐，都是文人对社会的诀别。这种激烈的方式下隐藏的皆是个体之于国家、人生之于时代的苦涩与无奈。

道光朝殉国情节的独特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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